清末社会与法律变革的动因分析

法律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社会变动一经发生，法律当然会随之或早或迟发生变动。帝制中国两千年，基本结构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故其法律成型之后，其间只有微调，而无改弦更张。降及十九世纪，时处王朝周期盛世已过的衰世，清王朝遭遇了富于活力且具有强烈侵略性的西方，内政不修更引起外敌觊觎，外力重压引发了内部变革。随着变革逐渐由表及里、从海疆一隅到内陆腹地，整个社会已慢慢转型，法制亦不能不随之而转。清末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大变”、“剧变”，重要当局者李鸿章体认尤深，称之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1]

此种变化的外因是遭遇“西洋”。这是经过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洗礼和启蒙思潮激励的“西洋”。一系列社会革新实践已在欧美发生，其标志性事件为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建国和法国大革命。此后，主权国家、权力分立与制衡、市场经济等制度设施及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基本确立。进而，他们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殖民地，力图把这一套在当时是最新、最先进的制度和价值理念强制传播开来。变化的内因是中国自身处境。作为异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清王朝，满汉矛盾根深蒂固。鉴于此，“清代的统治策略，一切以集权、防范、压制为尚”。^[2]即便如此，经几代君主励精图治，清朝开创了百多年的康雍乾盛世，声威之隆，直比汉唐。但月盈则亏，盛极而衰。到十九世纪，中国与西洋直接接触开始之际，清廷已步入王朝衰落期，主要表现为：皇权专制登峰造极而吏治却极度腐败、人口大幅度增加引起社会贫困程度加剧、因严密的思想控制而导致思想学术陷入繁琐考据几无关乎国计民生。(www.xing528.com)

与此相应，清末法制变革亦有其内因和外因，下面分别予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