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看，以英国为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公民身份制度实现模式，其特点就如本书在第二章中所归纳的那样，由于工业化与相应的社会阶级的推动，通过政治公民身份的实现，进而直接或者间接地推动国家主导的社会福利的供给。其内在的机制我们可以大致归纳为福利的民主触发机制。我们在做英国典型案例分析的时候，已经将英国国家主导的福利供给的原因做了详尽的分析，在这里笔者想再归纳英国为代表的福利建制的民主触发机制，即民主是否会直接带来、或者触发相应的福利国家建构。如果单看马歇尔依据英国的情况，可能会带来直接的、肯定的回答。但是，我们如果将英美案例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两个典型的自由主义国家，由于民主建制方面的区别，使得它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福利运动中的结局大为不同。即在20世纪初，英美两国其实都面临着福利建制与供给的压力。但是，英国比较顺利地推动了社会福利的建制，而美国则远远落后了。这就使得我们需要归纳，英国这样的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国家是如何实现经由政治公民身份的实现推向社会公民身份的建构的。
其实，这样的问题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因为在第二章的分析中，我们其实已经交代了新旧济贫法，可以作为19世纪英国普选权相对晚发的某种程度的替代。在英国这样的早发资本主义国家，其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也呈现得比较早。所以，在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公民身份实现过程中，政治公民身份的诉求和实现实际上就带有很强烈的社会公民身份实现的要义，即通过政治公民身份的实现，进而能够把控国家政权，开展广泛的国家干预，从而达到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生活水平的目的。此外，在英国普选权运动中，英国人在其目的指向上，将政治与社会公民身份两方面的诉求合而为一，即推动这些社会运动目标实现的队伍里包括了工人阶级的主体部分，妇女团体，还要包括各层面的国家与社会精英。而其中的社会动员性质的整合型政党也起到了重要的利益整合作用，这也或许是美国难以具备的重要的前提条件。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国家官僚推动了国家层面的社会立法与政策供给，而底层社会也全程参与并推动着福利供给的稳步实现，这也就有别于德国的国家策略性质的权威主义供给模式。(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