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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饮食器具及罕见的玉耳金舟出土于商代晚期墓

时间:2023-07-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两件青铜觚,性质相同,均为喇叭形敞口,细颈,圈足有阶,颈部饰蕉叶纹,腰部及圈足饰兽面纹,以雷纹为地,腰部及圏足饰扉棱;圈足内铸铭文,为典型的商代晚期器皿。除了这些青铜饮食器具,这座墓中还出土了一件罕见的酒器——玉耳金舟。文物部门在现场调查后认为可能有大型墓葬存在。

青铜饮食器具及罕见的玉耳金舟出土于商代晚期墓

俞珊瑛[3]、郎剑锋[4]等人曾对浙江一带出土先秦青铜器做过统计研究,发现浙江地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数量比较少,而春秋中期以后至战国时期数量明显更多。这些青铜器中属于饮食器具的主要有鼎、盘、甗、簋、盉、爵等。比如长兴、海盐、东阳、黄岩温岭、永嘉、瓯海等地都出土过青铜鼎、青铜盘、青铜甗、青铜盉等器物,时代上从商代晚期至战国时期都有分布。数量比较集中、重要的发现有以下几处:

1976年1月,安吉县三官乡周家湾的一座土墩墓也出土一批青铜器(见图5-13),包括1件鼎、2件觚和1件爵。铜鼎,作鬲式,鬲腹浅而宽,腹部饰兽面纹,颈部饰卷曲纹,有三直条凸起的扉棱与三足对应,足为锥形足外撇,器形敦实厚重,形制比较特殊,年代有说商代,也有说是春秋时期。两件青铜觚,性质相同,均为喇叭形敞口,细颈,圈足有阶,颈部饰蕉叶纹,腰部及圈足饰兽面纹,以雷纹为地,腰部及圏足饰扉棱;圈足内铸铭文,为典型的商代晚期器皿。青铜爵腹部饰变形兽面纹,年代为春秋中期。

图5-13 安吉县周家湾出土兽面纹青铜鼎

1981年,砖厂工人在绍兴市坡塘公社狮子山西麓取土时发现一座墓葬,出土鼎、盉等青铜器6件,后经文物部门发掘,共清理出青铜器、金器、玉器等文物1200余件,包括铜鼎4件,甗1件、盉2件,尊、罍、豆各1件,时代约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这些器具造型独特,纹饰精美,包含了徐国、楚国以及吴越地方的文化特征。比如出土的甑,甑底有长方形箅孔,甑内有半圆形铜质活动隔扇装置,可将甑体隔成前后两部分,同时蒸煮两种不同食物,为以往所未见。而两件盉,一为甗盉(见图5-14),一为鐎盉(又名螭纹铜提梁盉,见图5-15)。甗盉上部为甑形,下部为鬲式,甑鬲分体,周身满饰蟠螭纹、三角垂叶纹,鬲腹设有流嘴,便于倾倒液体,因此推测此器应是通过蒸汽作用提取甑内的物体的蒸馏汁液。而鐎盉除了满饰蟠螭纹外,全身堆塑有立兽19头,蟠螭多达56条,极为精美华丽。除了这些青铜饮食器具,这座墓中还出土了一件罕见的酒器——玉耳金舟(见图5-16)。该器物呈椭圆形,敛口,卷沿,腹微鼓,平底。两耳为玉质圆环形,断面方正,饰卷云纹,铆接于器口两侧,十分精美。

图5-14 甗盉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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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5 螭纹铜提梁盉

2005年,绍兴西施山遗址又陆续发现大批青铜器、铁器和陶瓷器,包括鼎3件、盘3件,时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这批铜鼎采用了分铸、焊接技术。其中一件残鼎的耳、足与鼎身接合处可见有明显的焊痕。而青铜盘的器壁极薄,没有铸痕,应是加热后打制,再经锤锻、结晶、退火而成。同时还使用了线刻工艺,在内外壁、底部等满饰人物、建筑、鸟兽等图纹,经磨光、绘图、刻纹、外镀锡铅等多道工序,程序复杂,具有较高的技术难度。

图5-16 玉耳金舟

此外,值得一说还有现藏于杭州博物馆的战国水晶杯(见图5-17)。1990年杭州半山镇石塘村工农砖瓦厂在工厂旁边的山坡上取土时,挖出了一些原始瓷器。文物部门在现场调查后认为可能有大型墓葬存在。当年,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发现了编号为90-1的战国土墩墓一座。这座墓葬年代在距今2500年左右的战国时期,不仅规模大,墓室约15米长,5.4米宽,是杭州地区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墓葬。而且随葬品数量很多,出土了原始瓷器、陶权、漆器玛瑙环及玉璜、玉虎、原始瓷编钟等文物34件,其中就包括这件独一无二的水晶杯。这件水晶杯由整块优质天然水晶加工而成,高15.4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5.4厘米。敞口平唇,杯壁斜直呈喇叭状,底圆,圈足外撇。杯身通体平素简洁,透明无纹饰,整器略带淡琥珀色,器表经抛光处理,器中部和底部有海绵状自然结晶。这是目前为止我国出土文物中最早、最大的水晶制品,与当代的玻璃杯极为相似,但是对于这件水晶杯的来源、加工手法等都还是未解之谜。

图5-17 战国水晶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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