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等兵书解禁，兵学正式成为官学主流

宋仁宗天圣年间，为了应对党项族不断制造的边疆危机，培养具有军事理论素质的将才，宋廷开始出现解禁兵书的呼声。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提出，应该改变“孙吴之书，禁而废学”^[62]的状况，开设武举，培养通兵书、懂韬略的将才。两年后，宋廷设立武举，但兵书之禁仍未解除。景祐元年（1034），富弼上书说：“今陛下设制科、武举，求将帅之才，而反禁其所习之书，令学者何所师法？若禁其所习而冀其所立，是由绁韩卢而求其获，绊骥足而望其骋也，不亦难乎？”富弼认为，兵书中的知识是武将必须具备的学问，“夫习武者，读太公、孙、吴、穰苴之术，亦犹儒者治五经，舍之则大本去矣”，因此，他提出弛兵书之禁，建立武学，“聚自古兵书置于学中，纵其讨习，勿复禁止”。^[63]

宋夏战争的爆发促成了禁兵书政策的最终改变。宝元二年（1039），宋廷重新核定禁书名目，“除《孙子》，历代史天文、律历、五行志，并《通典》所引诸家兵法外，余悉为禁书”^[64]。至此，《孙子》等兵书以及历代正史、政书中所引用兵书的禁令被正式解除了。尽管此前在禁令之下，《孙子》以及正史、《通典》等引用的兵法很难真正被禁绝，但是，此次重新核定兵书名目，仍然意义重大，它不惟使禁令更加合理化、可执行，更重要的是，从官方层面上明确了《孙子》等经典兵书的地位，意味着兵学走出了宋初的低迷期。

庆历三年（1043）五月，宋仁宗下诏兴办武学，以太常丞阮逸为武学教授，教习武学生诸家兵法，《孙子兵法》等兵书开始成为武学的重要教学内容。虽然庆历武学仅仅存在了三个月，但它标志着孙子兵学从此成为官学。治平元年（1064），宋廷恢复武举考试，从学士贾黯之请，“如明经之制，于太公《略》、《韬》、孙、吴、司马诸兵法，又经史言兵事者设为问目”^[65]。也就是说，武举考试仿照文科举“明经”之制，主要以通晓兵书经典为内容，而《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三略》等兵书就是这类“武经”。可见，《孙子兵法》等兵书当时虽然尚未有“武经”的名义，实际上已有“武经”的地位。神宗熙宁五年（1072），武学复置。为了适应武学教学和武举取士的需要，神宗于元丰三年（1080）诏命“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板行之”^[66]。从此，兵学的官学地位更加稳固，“武经七书”成为武学和武举的教科书。(www.xing528.com)

兵学被立为官学，是中国古代兵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从此以后，兵学与儒学一样，成为官方支持下的正统学术，拥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有一批稳定的研习者，也有了在全社会传播的合法性。尽管在重文轻武的世风之下，武学、武举的影响打了折扣，兵学研究本身也出现了儒学化的倾向，但无论如何，它都是宋代兵学极具意义的大事，开启了兵学研究繁荣发展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