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书是兵学思想的主要载体，但近代有所不同，除上述兵书能够部分地反映兵学发展脉络外，尚有大量以奏折、书信、日记等形式留存于晚清重要人物的文集当中的零星兵学论述。尽管这些军事论述是散见的，但有相当一部分是经受过战争洗礼后的经验总结，因此兵学价值很大。如李鸿章与丁日昌的信件中有较多关于海防的讨论，其中一些思想成为后来北洋海军及海防建设的主要思想来源。《海防要览》是近代有关海防的一部重要兵书，内容其实就是丁日昌、李鸿章在第一次海防大讨论时，对总理衙门提出的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举措的复议奏稿。李鸿章关于海防的主要思想，主要集中在《筹议海防折》《议购铁甲舰折》以及其上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信件当中。因此，研究近代兵学，若将这些鲜活的思想略过不计，是不可能真实地反映近代兵学全貌的。
表面上看，这些信件中所保留的兵学思想缺乏关联性，但因涉及内容相当广泛，又具有实际上的一致性和系统性。蔡锷编订的《曾胡治兵语录》，将曾国藩、胡林翼的言论分为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等12章，从这一分类大体可以看出，曾国藩、胡林翼兵学思想的内在一致性。(www.xing528.com)
总体而言，这些零星的兵学论述呈现出与一般兵书不同的特点：一是不简单重复旧说，尽管这些思想仍在传统兵学框架下，但对一些旧的错误认识却有所校正或纠偏，且有比较多的创见。如曾国藩说，“（兵事）总以质实二字为主”[19]，左宗棠则说，“兵事均须从质实处着想，不必弄巧”[20]，这与传统兵学一般强调的用诈出奇、以巧博大的基本精神是相对立的。二是这些思想皆来源于实践，所论不再纠缠于一些概念或范畴的抽象理解，而是着眼于如何化解现实矛盾和解决实际问题，不作空泛之论，因此指导性更强。如左宗棠用兵极看重后路安全，与此相关的论述也很多，讲解也颇为透彻，比如“盖用兵以顾饷源为先，布阵以防后路为急，理固不易也”[21]。无实战经历的文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三是这些思考始终是发展着的，是有生气有活力的。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新的认识和反思，不可能使传统兵学中的不足充分显露出来，西方军事理论亦不可能顺利被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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