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注解》在中国兵学通史中的发展

自《孙子兵法》（以下简称《孙子》）问世以来，后人对该书的研究、探讨以及运用就未曾中断。这说明该书不仅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无可比拟的应用价值。于汝波等学者以研究内容为依据，将中国历代兵家关于《孙子》的研究划分为12类，分别是目录类研究、校勘类研究、注释类研究、阐发类研究、应用类研究、翻译类研究、考证类研究、传记类研究、辑佚类研究、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的文献性研究、军事理论研究、非军事应用研究，^[20]其中后三类研究是近代以来对古代《孙子》研究内容的拓展。

《孙子》注解发端于汉魏之际，曹操首次注解，至隋唐五代时期得到了极大发展。在《十一家注孙子》中，这一时期就出现了李筌、贾林、杜佑、杜牧、陈皞共五个注家。隋唐五代时期的《孙子》注解达到了高峰，注解的内容和形式均有创新。^[21]据现存史料记载，隋代注解《孙子》者为萧吉。太府少卿萧吉博学多才，尤其精通阴阳、算术，撰写了《金海》《相经要录》《宅经》《葬经》《乐谱》等诸多著作，其中三十卷的《金海》^[22]被《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归入“兵书”类。萧吉注《孙子》首次被明确记载于郑樵《通志·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再次著录“萧吉注《孙子》一卷”。据当代学者谢祥皓推断，萧吉注《孙子》当是《金海》中的一卷，郑樵将其从该书提取出来，单独予以著录。^[23]20世纪40年代，学者萧天石在撰写《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时，曾以手抄明刊萧吉《孙子注》为副本校雠。

进入唐代以后，《孙子》注解迎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与唐代兵学发展的轨迹相类似，《孙子》注解也大致经历了兴起、沉寂、再兴起的发展过程。王朝创建之初，唐太宗李世民及其开国功勋李靖、李等娴于用兵之道，重视探究兵学，尤其对《孙子》推崇备至。唐太宗曾经说道：“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24]他与李靖深入切磋，就奇正、攻守、虚实等重要兵学范畴进行了别开生面、富有新意的阐发，大致反映了这一阶段人们探讨、运用《孙子》的状况。此后承平日久，兵学遭到一定程度的冷落，谈兵论武者大为减少。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濒临崩溃的边缘，数次陷入亡国险境。惨烈的现状迫使当朝统治者认识到唯有整军经武，方能挽救危局，切身懂得了军事问题的重要性。在强烈的时代需求的刺激之下，谈兵者日益增多，接二连三的兵学著作产生，《孙子》注解也进入蓬勃发展时期。留传至今的唐人对《孙子》的注解，均是出现在安史之乱之后，而李筌注《孙子》揭开了唐代《孙子》注解的序幕。在此之前，《孙子》已广泛地传播、普及，仅从流传至今的文献来看，唐代大型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都采录了不少《孙子》的文字，《群书治要》也摘录了近千言的《孙子》以及曹操注，由此可以看出《孙子》这部兵经在唐代的地位，也反映了唐代兵家和学者对该书的认同和推崇。唐代前期，《孙子》的广泛流传为其后的注解创造了有利条件。

唐代注解《孙子》的著作，有据可查者包含如下七书：《李筌注孙子》《贾林注孙子》《杜佑训解孙子》《杜牧注孙子》《陈皞注孙子》《孙镐注孙子》《纪燮集注孙子》。唐人注解《孙子》可分为注释纠谬类和疏解阐发类两种类型。^[25]所谓注释纠谬，是指注家对兵书文句进行训诂注解，并对以前注释中的错误予以纠正。这里所说的注释纠谬，只是站在单个注家的立场而言，仅仅代表注家的个人观点。大体而言，贾林注、陈皞注、孙镐注、纪燮集注属于该类型。所谓疏解阐发，是指注家在深刻把握《孙子》兵学思想的基础上，以探求《孙子》本义、挖掘兵法要旨为目的，跳出训诂注释的局限，更加注重阐释自己对兵书观点的理解，表达个人有所创见的兵学主张。李筌注、杜佑注、杜牧注可归入此类型。

在唐代注家中，李筌最早注解《孙子》，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在注解《孙子》时，用词较为精练而准确，基本上符合兵法本义；同时开创了列举史例解释兵法的方法，史例文字或详或略，多为史上著名战例。李筌在注解《谋攻篇》中的“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一句时，列举了淝水之战中惨败的苻坚为典型案例予以说明；在《形篇》的“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一句之下，为更准确地理解《孙子》本义，列举了韩信破赵之战一例，在突出韩信高于常人、打破常规的用兵艺术之时，也使二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即“知出众知”与“知不出众知”、“善之善者”与“非善之善者”之间的对比^[26]，从而使读者能够一目了然地看清韩信与普通将领之间的巨大差距。由此可见，生动、准确的史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有时可以更好地表达个人的思想观点。另外，他还引用《太一遁甲》作注，具有兵阴阳家的特色。李筌兼通儒、道、兵家思想，《孙子》注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庞杂的思想成分，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贾林，生平不详，注《孙子》一卷。贾林注解《孙子》保留下来的内容不多，注释简洁，注重辩证地理解原文思想，释文严谨，对若干问题也有独立观点，并能够做出深入而详细的阐述，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在注解《谋攻篇》的“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时，贾林对于何为“善之善者”进行了思考：“兵威远振，全来降伏，斯为上也；诡诈为谋，摧破敌众，残人伤物，然后得之，又其次也。”^[27]他推崇的“善之善者”是凭借强大的兵威迫使对手主动降服，实质上是建立在绝对优势基础上的威慑战略，深化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内涵，有助于后人更好地理解《孙子》全胜思想精髓。在注解《计篇》的“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时，贾林从辩证统一的角度进行了富有创意的解读：“专任智则贼，偏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五者兼备，各适其用，则可为将帅。”^[28]强调选任将帅务必要全面、综合考量，要求将帅在智、信、仁、勇、严五个方面做到持守有度，恰到好处，避免过犹不及。只有在这五个方面都能做到“各适其用”，才可以胜任将帅之职。贾林对《九变篇》的注解内容相对较多，且有新的见解。比如，他就“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一句，提出“五利、五变，亦在九变之中”^[29]，并且随后详细阐述了“五利”和“五变”的具体内容。在该句的历朝注家中，贾林注是内容最丰富而全面的注解。(www.xing528.com)

杜佑没有专门就《孙子》单独作注解，而是在所撰写的《通典·兵典》之中，大量引用《孙子》的词句，以其中蕴含的兵法要则为标题，逐一进行专题探讨，在阐释兵法要义的基础上，列举相应的战例为佐证。后人将该书中涉及《孙子》释解的内容，收入《十一家注孙子》中，杜佑也由此成为十一家中的一个独立注家。杜佑注解《孙子》，善于引经据典，既援引兵家之语，也援引儒家经典文献。如在注解《谋攻篇》的“倍则分之”一句时，杜佑引用了姜太公的话语，指出：“己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彼一我二，不足为变，故疑兵分离其军也。故太公曰：‘不能分移，不可以语奇。’”^[30]在注解“识众寡之用者胜”一句时，杜佑引用了《春秋传》的“师克在和，不在众”^[31]；在注解“上下同欲者胜”一句时，他则引用了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32]，借用名家名言增强了说服力。杜佑对一些兵学观点能够做出较符合兵法本义的准确阐释。如在《火攻篇》的“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一句，曹操简明扼要地注解为“以兵应之也”^[33]，李筌注解为“乘火势而应之也”^[34]，二人的注解失之于简单和停留在字面含义，没有揭示其内在的用兵之道。杜佑注解为“使间人纵火于敌营内，当速进以攻其外也”^[35]，不仅指明了行动主体、行动内容、行动地点，而且提出了明确的行动要求，由此形成了两条平行推进的行动路线，即一条行动路线是间人在敌营内纵火，另一条行动路线是己方军队在敌营外进攻，并对己方军队的行动提出了“速进”的要求，也就是要及时、充分地利用“纵火”之机乘乱发起攻击，以免贻误宝贵的战机。由此可见，杜佑的注解才真正揭示了这一兵法原则蕴含的用兵要诀。其后的杜牧、梅尧臣、张预均对此表示赞同，所做的阐发没有超出杜佑的见解。

杜牧为杜佑之孙，被公认为曹操之后的第二大注家。杜牧注解《孙子》，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据统计，杜牧注解合计有376条^[36]，有的注解洋洋洒洒，长达一千余字，可以视之为一篇小型专题论文。杜牧注解《孙子》具有鲜明的特点。欧阳修称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37]。当然，杜牧注解《孙子》不仅仅只有“博”和“详”这两个特点，还有其他一些独特风格。他善用史例注解兵学观点，且所用史例当是各注家中最多的。这些史例远至先秦，近至当朝，涉及计谋、战略、战术、治军、用间等内容。此外，杜牧注解《孙子》敢于联系现实，意有所指。如《行军篇》“无约而请和者，谋也”一句，杜牧在注解时列举了当朝史例。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吐蕃用诈，奏请与唐廷盟会，却在盟会现场劫盟，抓捕前来参加盟会的唐朝使者及唐军将士。这说明杜牧很关注现实，在注解时也力图有所指向，而不是空发议论，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另外，杜牧深入揣摩《孙子》思想，基本把握了其兵学要旨，指出“武之所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也”^[38]，称得上是对《孙子》较为中肯的评论，也反映了杜牧本人深厚的兵学造诣。

陈皞，生平不详，注《孙子》一卷。据统计，《十一家注孙子》存陈皞注共113条^[39]。他在注释《孙子》时，不盲从前人兵学观点，常能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有的还可以纠正前人的片面理解。在注解《谋攻篇》的“五则攻之”一句时，他不赞同曹操所说的“三术为正，二术为奇”^[40]，也不认可杜牧所说的“取己三分为三道，以攻敌之一面；留己之二，候其无备之处，出奇而乘之”^[41]，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兵既五倍于敌，自是我有余力，彼之势分也，岂止分为三道以攻敌？”^[42]认为应灵活运用兵法，不要拘泥于“三术”与“二术”的区分。在《九地篇》“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一句下，曹操注、杜佑注、杜牧注都只仅仅停留在对“交地”的字面解释，而陈皞的注解则更加深入地触及“交地”与用兵之间的关联，强调“如此之地，则须兵士首尾不绝，切宜备之。故下文云‘交地，吾将谨其守’，其义可见也”^[43]。在注解“争地，吾将趋其后”一句时，陈皞敢于大胆否定前人的说法，指出：“若敌据地利，我后争之，不亦后据战地而趋战之劳乎？所谓争地必趋其后者，若地利在前，先分精锐以据之，彼若恃众来争，我以大众趋其后，无不克者。赵奢所以破秦军也。”^[44]提出了自己的新的理解。陈皞注《孙子》还往往能进一步阐发原文尚未言尽之意，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兵法的内涵。在注释《九地篇》的“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一句时，他指出：“顺敌之旨，不假多说。但强示之弱，进示之退，使敌心不戒，然后攻而破之必矣。”^[45]列出了“顺详敌之意”的实施手段，即“强示之弱，进示之退”，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其真正意图是“使敌心不戒”，在敌放松戒备之时趁势攻击，必然获胜。

孙镐，事迹不详。《官板书籍解题略》著录《十家注孙子》有孙镐注，置其名于陈皞之后、梅尧臣之前，应为唐人。纪燮，事迹不详。《郡斋读书志》袁本作《纪燮集注孙子》，衢本作《纪燮注孙子》，并言“唐纪燮集唐孟氏、贾林、杜佑三家所解”。^[46]今书已佚，内容不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