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周边国家文学关系：历史密切往来与相互影响

首先，东方比较文学研究已成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钱锺书先生早就指出：“从历史上来看，各国发展的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3]这些话对于论述东方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尤其具有指导性。因为东方比较文学研究本质上是东方文学交流史的研究。而东方文学交流史的研究，由于文化传统多源、宗教信仰多样、民族语言各异、交通阻隔严重等因素的禁锢与影响，被一些学者视为畏途，难以发现其特点和规律性。如果能够大胆运用创造性的、科学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思维习惯从个人的心智形式与传统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大胆探索东方文学交流的内在规律性，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第一，东方文学交流形成纵向的、单维的直线性特点。研究文学交流的思维惯性使人们的心智更富有弹性，它拓展了人们的认知才能，延伸了人们的学术思维，使之能够超越自己的经验范畴去认知和其他相关领域的联系。用这种思维方式思考东方各国文学之间相互影响、接受、流变和译介时，就会发现，它或以某一国家、民族文学为产生影响的发源地；或以某一国家、民族文学为受惠者；或与某一国家、民族文学有历史因缘关系；或通过翻译，从原文寻觅到相互关联的痕迹；或起媒介作用，使某一风格、流派得以播扬，但无论如何，都顺延直线，向纵向发展。这种单向思维模式在东方文学交流研究中就形成了文学现象间的历时性研究。

第二，东方文学交流的研究还具有横向、二维的平面性特点。用开放式的学术目光，从平面的角度考察、分析东方各国文学内部的关联，会得出更为客观和中肯的评价。在东方各国文学之间，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价值观与审美观，犹如两条平行线之间勾连的无数横线，使这种研究形成一个有机的平面。在东方文学交流所形成的这一平面内，可以从相似的文学现象之间发现某种事实联系，也可以从相异的文学现象之间看到受到影响后的变异。这样就形成了东方文学交流在同一历史发展断层上的各个文学平面向横向延伸。这种双向思维模式在东方文学交流研究中会形成两国文学史之间诸多文学平面的共时性研究。东方文学交流的事实被放在一个平面网络里进行梳理与审视，会表现出更为生动的新景象。

第三，东方文学交流史的研究，在表现出直线性与平面性特点的基础上还会逐渐形成立体坐标式的研究。它在多维、多变的空间里观察研究东方文学交流的轨迹，在东方文学交流研究纵向直线和横向平面中交错穿插，融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于一体，形成互相关联的全方位立体思维。这种由直线性、平面性发展到立体性的思维结果，显然不是人为的主观臆想，它将随着东方文学交流史研究的深入，以及自身特点的形成而逐渐显示出来。这种研究超越了国家界限、文学界限、语言界限、时空界限，不断拓展思维空间，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不稳定性和开放性。因此，只有将东方文学交流史的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认识到它的主体性、整一性和综合性，只有超越理性思维的纵向历史性与横向共时性的局限而形成一种多维多度的研究空间，才能深入对其规律进行理性的总结，东方文学交流史的研究也才会有更加实际而深刻的意义。(www.xing528.com)

第四，重视东方比较文学研究，无疑具有中国特色。因为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文学关系始终是该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与中心。中国与东方各国之间有着悠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文学交流的历史。这一优良传统对中国人民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精神生活内容的丰富，尤其是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这一东方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中国和东方各国强化这一友好往来的传统并梳理它们之间文化文学交流的事实，对发展和繁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无疑是一件有百益而无一害的事。中国人民和东方各国人民在文学上密切往来、相互影响和血肉联系的历史源远流长，事例难以历数。一方面，中国借鉴、接受了东方各个国家、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经验，丰富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促进了中国各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学成就和创作经验也影响、传播到东方各国。从陆路丝绸之路到海上丝绸之路，既输出了物质文明，又送去了精神产品，形成域外汉学（中国学）繁盛的局面。

在以往的东方文学交流的研究中，中国与周边各国的文学往来都有不少涉足者，其中尤以中日、中印、中朝之间的文学关系梳理得清晰、明白，但是不足之处在于中国在区域性的文学交流，如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的文学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叙述得太少。另外，在探讨中国和东方各主要国家的文学交流时，往往偏重于它们对中国文学的吸收和研究，而较少关注这些东方国家的文学对中国的影响。还有一种倾向即注重对古代文学、中古文学以及近代文学交流的研究，而忽视了现当代，即20世纪东方国家之间的文学相互影响接受的情况。如果说古代的东方文学交流因三大文化圈的中心向外辐射影响而呈现出单向授予性、受惠性特点的话，那么到了现当代，这种状况显然有了改变，而表现出双向互动性、互补性的趋势。东方文学交流这种动态流程需要一种全新式的学术思维和创造性的研究方法，才能将其描述清楚。

季羡林先生早就认为：“中国文学同东方国家的文学关系密切，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来加以讨论，是十分重要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这工作我们做得还很差。至于东方文学同西方文学的比较，其意义就更为重要。”从这种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探讨出世界文学，也就是人类整个文学的发展规律。他还明确地指出：“最近，许多国家的学者大声疾呼，说进行文学比较研究，必须把东方文学纳入，否则，比较文学的道路是很难走下去的。这种见解是非常高明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