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地丛刊》对历史教育的优化探索

《史地丛刊》创刊于1920年，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创办。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中国早期师范类的大学之一，其下创刊的《史地丛刊》对历史教育问题也必然给予一定的关注。

首先，有关中学历史教学方法的问题。《史地丛刊》于第2卷第1期刊载了由朱希祖提议、何炳松附议的有关改良中学历史地理教学的议案。对其时中学历史地理教学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诸多的改良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认为中学宜先教地理，后教历史，“历史之应用地理者少，地理之应用历史者多，先教地理，历史更易明了”。其二，对于中国和外国的历史地理应该同时教授。如此，才可以明辨历史地理与外国之差异，“异国之间，可资比较，乃能识文化程度高下之所以然”。其三，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的教授时间分配问题。强调中国史与外国史并重，“本国外国历史时间之分配，均宜以上古中古近古占二分之一，近世现代史占二分之一”。其四，强调对中外近现代史的教授，而且颇为有意思的是，他们将时事也纳入历史所应教授的范畴[5]。其时中学旧制为4学年，而本国史在第二学年教授完毕，这样其后两年的“现代史”则无法教授，因此，他们主张现代史均宜提前先教，其后随时补讲，至毕业之时事为止。其五，对有关课程的名称提出异议。他们认为“东洋、西洋之名史，乃日本苟且之称谓，其时西洋史中古代近代皆涉东洋，东洋史亦百涉于西洋”，“东亚史”之名，“则更名不副实，岂置西亚而不讲耶？”因此，提出“无论东洋西洋各国史，皆以外国史名之”[6]。上述观点与朱、何二人对历史学的性质及其功用的认知相关，何炳松更是受到鲁滨逊新史学的影响，强调历史学以“认识现代社会以创造将来为目的”，“追溯现代社会之所由来”[7]。因此，在历史教育问题上，重视地理学对史学之作用，强调中外史学的并重，尤其重视对“现代史”的教授，视其为“尤密切重要”者。

在同期又有杨玉如译《历史实验室的教学法》一文，该文作者为瓦根（A.C.Wagon），作者受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之影响，试图模仿自然科学建立实验室的做法，建立历史教学的实验室。列出的实验器具包括书桌、书籍、纲领、记录簿、图书馆、新闻纸剪段、新闻纸和期刊、图解、图画等。其基本原则就是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写出历史，即融学习于“实验”中，“learning by doing”[8]。这种教学方法显然是对科学过度崇尚之表现，受美国杜威“实用主义”之影响，但其指出历史教学借助于相关的教学设备应当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史地丛刊》刊载此文，对于中国历史教学摆脱单一的背诵模式具有一定的作用。

其次，有关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问题。《史地丛刊》第2卷第2、3期合刊刊载程国璋、梁启超两人文章，对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分析。程国璋《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法》[9]一文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其时中学历史教科书存在的问题，作者认为中学历史教育的目的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注重社会民族之递变及进化的程序，以明了现代之渊源及趋势；2、注重社会的组织及支配社会之势力，以明了古今社会之实际状况及情形；3、考察成败兴衰之因果的关系，以增进个人之学识经验；4、感情的陶冶及人格的修养；5、培养学生读书的习惯。而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则达不到这些要求，作者选取了其时通行的几种教科书[10]，对其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认为这些“教材的选择编制毫无目的，时间的分配更不适宜”，显得“尤为纷乱冗杂”。其后，作者比较了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与欧美教科书，认为二者在装订、教材选择、编制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呼吁重新编订历史教科书，而新编的历史教科书必须在材料的选择、分期章节及其文字叙述方面给予注意[11]。(www.xing528.com)

梁启超对其时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也提出了批判，指出了其缺点。第一，其时的教科书都属于政治史性质，不能完整地反映历史的全部。第二，即使记叙政治史亦是专注于朝代兴亡和战争，不能说明政治趋势的变迁。第三，关于社会及其文化事项，虽然于每朝代之后间有叙述，然太简略且不连贯。因为这些缺陷，导致学生缺乏对历史的兴趣，且不能发扬史学之时代价值，由此梁启超提出了两点矫正的意见：其一，“以文化史代政治史”；其二，“以纵断史代横断史”，分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会及经济、文化等6个部分来重新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12]。

第三，大学中国历史的教授问题。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作为一种最高等的教育，区别于普通的中学校教育，是以培养学生研究“高深的学术”为主要目的，已经带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性质。因此，对于大学历史教学，并不设固定的规范，往往随教师研究心得而自行设置。对此，民国学人视为一种共识，如其时诸多教学科目都是教师自编讲义或翻译外国学者的著述来进行讲述。然而就中国历史而言，章嵚认为“除了现代一部分，都是些陈旧的材料，是否统统要在教师口里或笔底经过”，对此，他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他认为，大学中国史的教授必须要做到“相当的组织”和“相当的理解”，实则是针对空论式、考据式、类书式及札记式的教学方式的纠正，希望以此来使学生达到对历史的“通像”有所了解，“注意一个时代里人民和国家的紧要关键”，“注意以往的政像和一切思想与现在社会有怎样的关联”[13]。由此，章嵚提倡借助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作用。总的看来，他试图从新的史学观念出发，在历史教育上期望教师对历史作出理论的总结和解释，即做到归纳和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