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田华姓与蒋姓的关系及家族团结

华姓于南宋绍兴年间从江苏无锡迁来姑田，始祖称京一郎。目前已有三十六代近三千八百人。华姓的总祠位于中堡，称为南陵堂。过去里面只供奉祖先的牌位，现在族内信佛的人多了，把观音的牌位也搬到祠堂里放在祖宗牌位的后面。华姓宗族内部已有等级之分：牌位不是随便放到总祠中的，需要交一定数额的钱，但因为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即使出钱大家也愿意。每年的正月初一进行祭祖活动，祭祖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参加，一些受过教育有一定威望的绅士才有资格参加，祭拜之后还在祠堂内共进一餐。除此之外八月二十一日祭祖坟。祭祖的经费来自族田的田租。华姓的族田是按房为单位计算的，大房有三千多斗，小房大约有八百多斗。族田的田租是以田的好坏为标准的，分布在山里的田租金比在平地的要低一些。这些族田按分布的不同耕种的人也不同，一般说来，如在曲溪就由曲溪的人去种而未必是只给族内的成员种。除了用于祭祖还有专门的学田，供族内子弟读书、考试之用。土改时实行耕者有其田将田地分给了贫下中农。现在的祭祖则是轮流由一房做主，向每家每户去收钱，称为“苛”，苛是自愿出的，有钱多出，没钱少出，当然也有不出钱的极个别人。

华姓在过去很长时间都是当地唯一的大姓，历史上华姓考取功名和进入仕途的人都不少，明清两代华姓共有一名进士、三名举人、七十九名秀才。从华姓的游龙活动以及龙灯会的举办上也可以看出华姓势力之大。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华姓占据主动，尤其是民国时期。民国时期华姓的势力很大，连城县县长对华姓也惧伯三分，姑田镇长更是像傀儡一样受华姓的操纵。

蒋姓于清初来到姑田，此后他们因为掌握了先进的造纸技术，经济实力增长很快，并不断谋求国家权力的认可。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升，使得蒋姓最终在权力文化网络中可以和华姓平起平坐。这样该地区便由宗族发展的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促成过渡的原因不外有两个：弱小宗族人丁户数增加，或经济实力壮大。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还往往伴随着宗族之间的斗争，华、蒋两姓在民国时期的紧张对峙可以证实这种过程的必然性。

蒋姓曾因要为少林公以上的祖先修坟墓和华姓为一处风水之地争起来。当时华姓中有姑田的地霸——华仰桥，此人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地主武装暴发户，民国时期曾持有武装而割据连城东乡一带。虽然华姓有枪支撑腰，但蒋姓因为族内会武功的人多，也毫不畏惧。在两姓紧张的对峙阶段中，致使镇上的两个圩日都停办。华姓和蒋姓都说如果械斗发生，江姓会帮自己。最后由于政府出面调解才没有发展到宗族械斗。

在此次冲突中，华姓所占的优势是先进的武器，而蒋姓则持传统的武功和对国家权力的依傍也不甘示弱，矛盾最终没有激化的原因，一是由于政府的介入，另一方面是因为两姓存在着通婚，彼此有亲戚关系。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械斗，但由此能够看出蒋姓势力的增强，已经可以同当地最大的宗族一争高下。斗争的结果是双方妥协，各自让步。通过矛盾的产生和解决，标志着该地区的宗族社会已由第二阶段过渡到第三阶段。(www.xing528.com)

宗族竞争反映在民间信仰上，便是华姓人虽然离下堡不远但很少去天后宫烧香，一是因为公王庙有他们的福祉；二是因为天后宫属于下堡的地界，天后宫的十大乡中有蒋姓，蒋姓去天后宫烧香而华姓则不去。对于游龙的事情上，上堡的蒋姓表现得比较冷淡，他们说游龙是中堡的人搞的和我们无关。

人类学学者郭志超（1997）在比较闽客民俗宗教的不同后，所做出的总结中提到“客家人社区祭祀圈囿于血缘范围，闽南人社区祭祀圈超出血缘而充分体现地缘性”。虽然前文中已详细阐述了姑田民间信仰的地域性，但在华姓这里，信仰的血缘性却表现得非常明显。与蒋姓积极卷入公王的信仰体系不同，华姓对天后宫则采取分立的态度，不参加它们的活动。尽管妈祖信仰是海洋文化的特征，但是在生活于内陆地区的客家人中间也有一定的普遍性。宗族竞争却使中堡一带的华姓为了统一宗族内部的信仰符号，以期获得更强的凝聚力和蒋姓竞争而放弃了对妈祖的信仰，而将族内的物力和财力集中在公王庙祭祀和游龙活动上。

华姓和江姓每年联合举办灯龙会，届时通过对公王信仰符号的操弄，以期获得他族对其拥有在祭祀公王活动上的主导权的认同。两姓以非比寻常的友好关系将游龙活动举办的场面壮大，热闹异常。在有关游龙的定例中两姓共同规定无论哪姓出龙，龙的长度一定要在一百轿以上，如果不足一百轿，另一姓有义务将其补齐。在姑田，游龙是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但并非只是简单的民俗活动，在游龙中所出的风头，能引起他人对自己财力的羡慕进而转化为他人对其在地方权力结构中所持支配地位的默认。因此华姓和江姓不遗余力地组织灯龙会和游龙活动，其目的是维持和拓展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强势，以和蒋姓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