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文字以前的历史纪录与记载

或谓仓颉造字，在庖牺前，慎到之说，未可厚非。盖《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三皇中有庖牺，庖牺既有书，则造字者必在庖牺前可知。况庖牺有《驾辨》之曲（《楚辞·大招篇》及王逸注），有《网罟》之歌（《隋书·音乐志》，又见夏侯玄《辨乐论》），而十言之教，至今尚存（《左》定四年《传》正义引《易》）。他若《葛天》之歌八阕（《吕氏春秋·古乐篇》引），《神农》之书数十篇（《汉书·艺文志》农家，有《神农》二十篇；兵阴阳家，有《神农兵法》一篇；五行家，有《神农大幽五行》二十七卷；杂占家，有《神农教田相土耕种》十四卷；经方家，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神仙家，有《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本草》一经，虽不见于《艺文》，而《汉书·平帝纪》、《楼护传》亦尝称道）。事证如此，何以言黄帝以前无文字乎？

曰，黄帝以前书籍，或出追记，或出伪托，贾公彦《周官·外史疏》引《孝经纬》云“三皇无书”，申之云“此云三皇之书者，以有文字之后，仰录三皇时事”，此所谓追记也。汉魏以后追记邃古之事，其书弥多（如徐整《三五历》言盘古之事，项峻《始学篇》言天皇、地皇、人皇等事，皆汉以前书所未道），皆属此类。《汉书·艺文志》农家《神农》二十篇，原注云：“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事，托之神农。”《艺文志》所载黄帝时书，且多依托，何论邃古？《淮南子》云：“世俗尊古而贱今，特托黄、农以为重。”此皆所谓伪托也。黄帝以前之书，皆可以此二例观之（严格言之，尧舜以前之书，皆可以此二例观之。盖初造书契，施于实用，未必即有著作记载等事，足资流传也）。(www.xing528.com)

或又谓《管子·封禅篇》云：“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所谓十二家者，无怀、虙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而许慎《说文》云：“黄帝之史仓颉始造书契，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由此观之，七十二代之中，已有无怀、虙羲（即庖牺，虙或作宓作伏，皆声转）。许君云：“七十二代之字体，靡有同焉。”则慎到谓仓颉造字在庖牺前，更信而有征矣。《左》昭十二年《传》云：“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章太炎先生谓：“封于泰山者，无怀、虙羲、神农谓之三坟，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谓之九丘。盖刻石记功，托体泰岳，故名坟丘也。五典为五帝之典，八索为三皇五帝之书。典书体例，盖不相同，然同为简编，故名典索也。”然则刻石有三坟之文，简编有三皇之书，贞信可稽，何云黄帝以前之书皆出追记伪托乎？曰：《管子·封禅篇》其书早亡，今本《管子》有《封禅篇》，乃唐房玄龄注《管子》时，采司马迁《封禅书》所载管子之言以补之者。观篇中所云，盖秦始、汉武时假托管仲之言以谏行封禅者所为，未必出于管子。即使出于管子，《管子》一书，亦系后人伪托。即非伪托，《封禅篇》言，“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云云。则前说之七十二家、十二家，后说之五物、十五物，皆系假设之辞以欺抵桓公者，《封禅篇》之不足信一矣（《梁书·许懋传》懋建议驳行封禅，以封禅为纬书之曲说，与此篇相发明，可参考焉）。《封禅篇》言“封禅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记十有二”。此盖假设之辞，或系传闻之语，未尝见七十二代之字迹详其异同也。许君《说文》序所言，全与管子不相合（管子仅言自己所记，未尝言及刻石字体，管子所云七十二家，上起无怀，许君所云七十二代，上起黄帝，此或许君一时误记，或别有所据），不得并为一谈，二矣。《尚书》孔序正义引《韩诗外传》云：“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万余人，仲尼观焉，不能尽识。”《史记·封禅书》正义引《韩诗外传》云：“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不得而数者万余人（今本《韩诗外传》已逸此文）。”此盖传闻之语，韩婴为《外传》则系之孔子；司马迁作《封禅书》，则系之管仲。此皆古有其语，后人追记。而传闻异辞，真相尽失，三矣。三说既明，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诸解，如《尚书·伪孔传序》，及贾逵（见《左》昭十二年《传》正义）、郑玄（见《周官·外史》注），下至章先生之所主张，其是非皆不足辨矣。《周官·都宗人》注云：“九皇六十四民。”疏云：“按《史记》伏牺以前，九皇六十四民，并是上古无名号之君。”《小宗伯》疏又引《史记》云：“九皇氏没，六十四民兴；六十四民没，三皇兴。”《通鉴外纪》引《史记》作“六十四氏”。案：司马迁《史记》起黄帝，此所引《史记》不知何据？司马迁谓：“神农以前，吾不知已。”此等洪荒传说，不必信据。或者不察，竟谓六十四氏合之三皇五帝，正合管子七十二家之数，管子自言夷吾所记十有二，或者之言，竟可以补管子之遗忘乎？如此附会，世界史事，正不难牵连饰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