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的多元表现与发展

说起来又是旧话重提：中国是个有五千年以上文明史的古国，又是个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国；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形成史仍在讨论，但它的上限不可能早于公元1世纪；汉族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但直到近代，中华文化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汉族文化。这似乎已成常识，然而我们讨论中国文化传统，似乎也容易忘记这类常识。

因而，从历时性角度或者共时性角度，都不可能发现中国存在过单一型的文化传统，更从未存在过一以贯之的或者同时涵盖全部民族文化的单一型的孔子与儒家传统。

假定汉族在汉朝已经形成，而且在以后近两千年间汉族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导成分，那么同样不可能在其中发现单一型的具有“超稳定结构”的文化传统。在这方面，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史、区域文化史以及其他专门文化史已有研究成果，正在迫使我们陷于当年卡尔·荣格研究心理学曾经面对的同样窘境：承认最靠近我们的并且可算我们知之最详的，可能正是我们对之了解最少的，或许其他人对我们的了解比我们对自己的了解的部分更多。(www.xing528.com)

这样说并非为了否定以往关于文化传统的整合性研究，而是说我们的整合性研究还很不够。在我看来，整合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分解式研究的基础上；当然任何分解式研究也都需要参照一定的文化模式，而任何模式都是某种整合性研究的成果。近年我们的文化讨论，取得的成就无可否认，但弱点也日趋凸显。主要弱点已不是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如从前常因此受责难的清代汉学学风那样。主要弱点倒是用逻辑推论代替历史考察，先立论，后求证，乃至随意搬用某种既定模式，外来的或本土的，新异的或古旧的，而后缘饰若干所谓历史例证，便算体系构成。这样的整合，不能说没有学术史意义，诚如黑格尔所说，就连泡沫也是水流本质的反映，但不言而喻，我们的努力不应是制造一团浑浊的文化泡沫。

于是，重视历史运动的时空连续性，重视文化研究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尽可能在分解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合，便是解决前述论据是否可靠的一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