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亡前的经今文学运动中的变质与变形

人们常称历史为舞台，却很少由舞台看历史，很少注意支配演出场面的幕后人物。近年关于晚清的公私史料越出越多，其中同一事件的矛盾陈述，常令史学家惊讶。譬如《忘山庐日记》《汪康年师友书札》等问世，便改变了人们由《戊戌变法》等丛刊中得出的印象。原来从思想学说史的角度来看，戊戌维新时期康、梁一系的作用，远非一般近代史论著描绘的那样巨大。即以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史来看，主古文的宋恕和主今文的夏曾佑，在幕后的作用也向为一般近代思想史论著所忽视。

在辛亥革命后，夏曾佑替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举行的祭天典礼充当过提调，因而不齿于士林。当时马相伯与章太炎、梁启超联名提出的“函夏考文苑”，即仿照法国科学院而设置的中国科学院的首批院士名单中，便特别指出夏曾佑和廖平、康有为三人不可入选，理由是三人“说近妖妄”［58］。但也反证，在清末的经今文学运动中，夏曾佑的影响不可忽视。

今存夏曾佑论著极少，除了他和宋恕、章炳麟、汪康年等的几通信件，主要是他在清末所编《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到本世纪30年代被教育部列为大学教科书，更名《中国古代史》重印。全书仅由上古述及隋末，只可算半部古代通史。但作者由历史常识中得出的结论，未免令人惊异。据夏曾佑说，中国人绝非自古以来就对宗教采取随便态度，相反极其重视宗教，因而一部古代史就是一部宗教战争史。书中肯定孔教是诸子相争的最后胜利者，但结论却不同于康有为，说是董仲舒不仅不是弘扬孔教的功臣，反而是罪人，因为董仲舒承袭了中国君主专制祸首荀况的学说［59］。

晚清的经今文学，作为思潮的体现，与19世纪清帝国内部的“自改革”诉求有密切联系，但它很早便以汉学的异端现身，因而它又是探究传世儒家经传真相的一种学说。中国早有区别“学”与“术”的传统。学贵探索，术重实用，尤重所谓君人南面之术。乾隆间的孔广森和庄存与，便已预示经今文学的未来也有这两种取向。刘逢禄以恢复汉代公羊学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为己任，仍然重在“经学”。到龚、魏才将重心偏向“经术”，使经今文学成为与帝国“自改革”诉求相表里的一股思潮。然而它作为经术，又凸显与帝国祖传的统治术异趣，又必定导出从“学”的角度替它争政治地位的必要。时值中国正受“西潮”涌入的影响，“自改革”诉求愈来愈以实现近代化为旨归，于是所谓经今文学，也相应地既变了质又变了形，“回归原典”变成了否定现存统治传统的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形式。

中国中世纪的思维习惯是向后看，以为尧舜禹属于黄金时代，以后愈来愈退化，但经学的原教旨主义的出现似乎提供了希望，即司马迁说过的“三王之道若循环”。在乾隆帝死去立即暴露帝国腐朽程度以后，经今文学迅即在思想文化领域崛起，在百年间成为愈来愈旺盛的一股思潮。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或许提供了不合统治学说却释古有理的一种合理的历史解释。(www.xing528.com)

清帝国的全国统治，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已经消亡。以后十一年，帝国仅存躯壳，关于躯壳与灵魂关系的探究，也就失却现在或未来的意义，仅剩经学家还在留心。于是，在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招牌挂起以后，经今古文学的争论，逐渐成为人文学者才愿探讨的历史课题，是必然的。

1999年4月草，6月改，12月重订。

附记：原载《庆祝王元化教授八十岁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