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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元著《清署经谈》:儒家经典解释的重要研究

时间:2023-10-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王启元所著《清署经谈》,为解释、阐明儒家经典的著作。可知《清署经谈》是王启元告老归乡前刊于京师。朱彝尊《经义考》著录考证历代经学典籍,全书凡300卷,搜罗广博,集经学目录之大成,而称未见《清署经谈》,可见其书清初已是罕传之本。《清署经谈》是王启元为反对佛学与天主教,捍卫、复兴儒学而作。[269]王启元《清署经谈》虽然流传很有限,影响有限,但于研究晚明儒教思想变迁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王启元著《清署经谈》:儒家经典解释的重要研究

《清署经谈》解释、阐明儒家经典的著作。[明]王启元撰。明天启三年(1623年)刊本。

王启元(约1559—?),字心乾。明柳州府马平县(今柳州市)人。万历十三年(1585年)中举后,长期留居京师,深究经史之学。应进士试13次,至天启二年(1622年)始成进士,考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以老告归,仍著书不止。

王启元所著《清署经谈》,为解释、阐明儒家经典的著作。全书共有16卷,书前有作者自序,文末署款:“天启癸亥季春朔旦西粤马平王启元序于玉署之丽泽轩”。“玉署”一词,为翰林院的别称,时王启元中进士不久,供职于翰林院。可知《清署经谈》是王启元告老归乡前刊于京师。书自天启三年(1623年)刊行后,数百年鲜有传藏记录,仅见于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及朱尊彝《经义考》等书目的著录。前者于卷三《经解类》著录:“王启元,清署经谈十卷。”可知其著录时可能未见原书,或所见为不全之本。后者著录“十卷”,并记“未见”。朱彝尊《经义考》著录考证历代经学典籍,全书凡300卷,搜罗广博,集经学目录之大成,而称未见《清署经谈》,可见其书清初已是罕传之本。1931年冬,傅斯年先生[265]于北平一书肆发现。自此,该书进入现代学者研究视野。[266]今《清署经谈》传世原本——明天启三年(1623年)序刊本,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2005年,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据扫描件影印出版。

《清署经谈》是王启元为反对佛学天主教,捍卫、复兴儒学而作。王启元于序言中说:“近世以来,讲学之徒乃有张大佛氏斥小孔子者,而西洋之人复倡为天主之说,至使中国所素尊之上帝亦几混而莫辨。呜乎!此儒者之过,亦中国之羞也……于是取十三经正文,朝夕焚香危坐,反复百思。先后留京二十季,誓欲成此一事。”[267]全书贯串群经,专尊孔子,其目标,集中于恢复原始的儒教。书中论二氏百家不能僭越儒教,不能与“孔子原自至神,圣经原自大备”的儒教抗衡。作者反对天主教,其排斥“天学”的意见,散见于其书各卷中,而卷十五《圣教原立正坊》的《天主公论篇》最可代表其思想。他以“天主不应在降生于开辟四千年之后;天主未降生前,天地不当无主”等证天主教义之不当,申明中国并非不知天,不应求之于西教。但可以看出,在他攻击天主教的时候,却是受了天主教所说“天”与“上帝”之说的影响的。他响应天主教的天主观,首次提出“孔教”之上帝观:“天地有上下之定位,有中外之位象,而握天地之大权,则唯上帝。据《孝经》所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则天与上帝似当有微异。以理推之,则无名无为者宜属天,有主有权者宜属上帝……然实一体而二名。”[268](www.xing528.com)

书中,王启元伤大道之不明、孔学之失真,恨士绅诵法孔子,得志时便悖违儒学,批评后儒的阳儒阴佛。在卷十五《圣教原立正坊》的《诸儒公论篇》中,将孟子以后的儒者分为八种,其实即分为八等。第一等是“即圣经以阐天道”,只有邵雍(康节)一人,其“先天之学”,使《易》道得与四圣并传,“中兴之功,直继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矣”。第二等是“因圣经以发正见”,其代表人物是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第三等是“合经文以尊皇极”,人物有真德秀、丘濬等。第四等是“托文章以卫圣道”,代表人物为董仲舒韩愈欧阳修。第五等是“据己见以拟圣经”,如扬雄的《太玄》、王通的《中说》,已经是于圣道无所尊,于圣经无所补的,但比之近世儒者守师说而悖圣经的,仍觉好些,故此虽然无功于圣门,亦不失为诸子百家之类。第六等是“借圣言以博名高”,这是一般人云亦云的理学家,“人曰尊圣,吾亦曰尊圣,试问其圣之所以为圣,与吾之所以当尊者安在,则茫然而无对矣。然于圣人无损,置之勿论可也”。第七等是“援圣经以附己见”,“如宋末之儒某某者——姑无指其名”,这大概是指陆九渊,再有“近臣(世)之儒,敢于轻毁圣人而略无忌惮者”,盖指王阳明心学一派,此皆“圣门之罪魁”,然“宋儒之学,虽亦有阳儒阴佛,然未敢明言毁圣,而敢于背本者”,依然够得上第七等。第八等“悖圣经以肆己意”,此乃“叛圣之徒,见于当世儒者著书之中……”。书中于后儒的流弊,于超越后儒的“空谈”“各立门户”等,以及“发明孔子齐治均平之道”、标举原始儒教的“君相之大业”等,均有论述,且有己见。如卷四《圣志原在春秋》之《圣宗正义篇》中,论“讲学者专讲性命而不及天下国家,使孔子仅为教读先生,岂不为二氏所抚掌而笑,又安能免赋诗退虏之讥耶?”[269]

王启元《清署经谈》虽然流传很有限,影响有限,但于研究晚明儒教思想变迁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陈受颐先生即于《三百年前的建立孔教论:跋王启元的〈清署经谈〉》中指出:《清署经谈》是一本卫道的书,主张糅合政教建立理想的新儒家的宗教,本来中国士夫著书立说来卫道护教,并无异处,而该书与普通卫道书不同,一是思想自成系统,二是它在晚明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成书。陈先生还指出:纯以儒家宗教思想立场,去跟西教争辩而自成一家的,恐怕只有王启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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