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沉浮：天启初东林独盛、诸党退位，施行新政

公元1621年夏历九月初六，大明群臣簇拥着朱由校，在乾清宫举行太子即帝位仪式，朱由校正式继承帝位。改年号为天启，朱由校就是天启帝、明熹宗。

可以说，朱由校的这个皇帝宝座，是东林党人为他抢来的，扶上去的。虽然此时的朱由校只有16岁，但他也知道好歹，懂得投桃报李。继承大统之后，他要报答东林党人，于是东林党人受到了天启皇帝的全面重用。

倾向东林的老臣、礼部尚书叶向高再度出任了内阁首辅。

关于明朝内阁，需要给读者着重介绍一下。明朝之前的封建王朝没有内阁，内阁是明朝发明的，那么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知道，丞相制度在中国有着1600年的历史，早在公元前220年，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建立之初就有丞相了。秦始皇的法家智囊李斯是大一统封建中国第一个丞相，而中国最后一个丞相却出现在明朝，他就是朱元璋的刀笔吏胡惟庸。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后屠杀功臣，在查办左相胡惟庸时，将胡惟庸案扩大为胡党案，同时干了一件史无前例的惊天大事，宣布废除在中国已有1600年之久的丞相制度。

朱元璋这一改不要紧，他的皇权更集中了，中国政治体制却出现了大倒退。之前中国传统政治虽是君主专制，但皇权之外，总归有丞相分权。相权对皇权也有一定的制衡。例如唐代，三省分职制。一个中书省，一个门下省，一个尚书省，下辖各部。到了明朝，朱元璋先学的是元朝体制，保留一个中书省，到了胡党案时，全废去，一个省都没了，只剩部了，归皇帝直辖。明代政府经过这些改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皇帝手中了。

然而，朱元璋把胡惟庸同丞相制度连根拔掉后，也给自己出了大难题——皇权没了相权威胁，但同时也失去了“职业经理人”，一切都得皇帝亲力亲为。纵然老板精力充沛，但浑身是铁能打多少钉？

好在朱元璋这个人，精力还算旺盛，他孜孜不倦，一直干到古稀之年，七十一岁才寿终正寝。但他的子孙可扛不住了，他们没有朱元璋那样的过剩精力。终于，抢班夺权的四儿掀了老父的锅盖。朱元璋死后，传位给长孙朱允炆接班，是为建文帝。四年后即公元1402年，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发动兵变成功，夺了侄子皇位，成为永乐帝。就在这一年，这个永乐帝作出重大决定，成立内阁，设首辅大臣，一个皇权的新影子机构就此诞生了。

当然，大家也不必误会，或如史学爱好者一般，将朱棣此举视为“开创民主”的“伟大创举”。实际上，朱棣并不比老爹开明，他开创的“内阁制”，和现在世界通行的首相内阁制南辕北辙，不是虚君而是虚相产物，所谓内阁只是界定为皇家秘书机构，所谓首辅即内阁大学士，虽然也经常被俗称“宰辅”或者“宰相”，但实际权力却比原来丞相小得多，首辅的官级只是五品，远在一二品尚书之下，后来一些首辅兼任尚书，地位才得以提升，而他们的地位不是因为首辅，而是因为尚书提高的，自始至终，首辅的官级停于五品，也就相当于秘书长角色。说白了，他们不是跟领导分权的，而是跟领导分活的。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不在大学士。

当你明白明朝内阁就是皇家的秘书处，对阁臣的地位就不难理解了。明朝内阁有数位大学士组成，首辅就是首席大学士，相当于中央秘书长，在废除丞相制度的明朝后期，由于皇帝的执政水平越来越低下，对秘书们的依赖也越来越重，所以兼任尚书的首辅，地位就上升了许多，位居群臣之首，顶半个丞相。

那么，此时的大明，叶向高就占据了此位——内阁首辅。这对东林人来说，就等于控制了内阁。

叶向高，福建福清人。他的出生很传奇，东南沿海闹倭寇，他的母亲怀着他逃难，倭寇四处抢东西、抢人，叶母在道路旁的一个麦草堆中把叶向高生了下来。磨难出贵子。“难民”叶向高自小奋发图强，24岁即万历十一年时高中进士。从庶吉士一路做到了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礼部尚书。万历、天启年间，两度出任内阁首辅大臣。因为他善于决断大事，调剂大臣之间的关系，维护正统势力，所以在群臣中享有很高威望。

前文讲过，东林在野掀起李三才事件时，叶向高就担任内阁首辅。当时齐、楚、浙诸党借题发挥，不遗余力地攻击东林党。叶向高极力保护了东林党人。被东林党的政敌指责为东林幕后党魁。

此时，这位被指的幕后党魁，堂而皇之走上前台。

紧随叶向高之后，重新出山的“东林老君”还有不少。东林元老刘元珍出任光禄寺少卿，叶茂才出任太仆寺少卿，年已古稀的邹元标任刑部右侍郎。

东林的另外两位元老，也被天启皇帝委以重任，赵南星出任吏部尚书。东林书院的第二任山长高攀龙，出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这个都察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监察部加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明朝的官制左为正、右为副，左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部长兼总检察长。

走在护法前沿的东林少壮派，后来被称为“东林六君子”的杨涟、左光斗、顾大章、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也全部进入了中央权力中心。

关于“杨左”二人，前面已经作过介绍，下面再简单介绍下另外四君。

袁化中，山东滨州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初为知县，泰昌元年即公元1620年升为御史。他耿直清廉，勇于扶正压邪。天启元年，袁化中即上书皇帝，论述时政八事：“宫禁渐弛，言路渐轻，法纪渐替，贿赂渐章，边疆渐坏，职掌渐失，宦官渐盛，人心渐离。”这八事说白了就是八大时弊：中央权威下降、提意见说了白说、执法不严、贿赂成风、边防懈怠、官员失职严重、太监权势上升、人心开始乱了。袁化中所指的这八大时弊，个个切中要害，深得东林内阁赏识。

周朝瑞，山东聊城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初为中书舍人，后升吏科给事中。他学识渊博，性格耿直，对万历末年以来的朝政腐败深感忧愤。万历皇帝死后，泰昌皇帝即位，周朝瑞率先上疏，提出给万历朝受错误处理的正派大臣平反，劝泰昌帝近贤达远小人。疏中还直言不讳地抨击了乱政的太监集团，得到东林党人的认同。

顾大章，江苏常熟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仕泉州推官、常州教授、国子博士、刑部员外郎、礼部郎中、陕西副使，天启元年任刑部员外郎署山东司事，他的性格也是刚正不阿，疾恶如仇，所以也是东林人中的先锋人物。

魏大中，浙江嘉善人。自幼家贫，拜师高攀龙。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行人司行人，工、礼、户、吏四科给事中，都给事中。为人狷介刚毅，有澄清天下之志。魏大中做官清廉，中央任职期间曾有人行贿给他，被他检举揭发，自此无人再敢登门送礼。可见是个标准的清官清流。

以上诸君，都是东林的中坚力量，可谓这个信仰集团的中流砥柱。当然，东林中坚的中坚、三代核心人物还是杨涟。进入天启朝以来，他也是平步青云，步步高升。天启二年，杨涟由兵科右给事中升为礼科都给事中，次年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兼副总检察长，短短三年，杨涟就由七品官跳到了正三品，连升四级。而东林少壮派二号人物左光斗也由七品升至四品，为左佥都御史，相当于中央巡视组组长，东林的其他四君也相继受到重用，顾大章升为礼部员外郎，魏大中官拜吏科都给事中，周朝瑞位居太仆寺少卿，袁化中上任河南道御史，他们都在“移宫案”中跟着杨涟、左光斗冲锋在前。

天启元年至天启四年，是东林党人的辉煌岁月。史书描述这个时期用了四个字：东林独盛。

那么，“东林独盛”的大明政治，会出现怎样变化呢？

借此，我们要先交代一下，东林党上台之前的大明政治生态。

在东林党蒸蒸日上的同时，大明政坛党派林立。一些中央官员按地域形成了宣党、昆党、齐党、浙党、楚党等。其中尤以宣、昆、浙党为盛。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宣党首领汤宾尹、昆党首领顾天峻、齐党首领亓诗教等均担任过朝中要职。碍于东林声势浩大，在联手打压东林党上，宣、昆、浙等党是一致的，成为拥有共同敌人的友党。

但是经过三件宫案之后，东林人已经势不可当。天启元年，可谓诸党退位，东林全盛。失势后的宣、昆、浙三党，为了保住朝中地位，后来竟然突破了道德底线，投靠了东林的天敌——宦官集团。可见他们完全是一群没有节操和原则，不顾国计民生的利益集团，于国有损，于百姓无益。这是后话，暂不细述。

“东林独盛”的大明政坛，开始集结列阵。内阁、中央六部等关键部门，遍布东林党人。上百位东林要员，占据阁臣、尚书、御史要位，他们分别是：内阁首辅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叶向高，内阁大学士刘一燝、韩爌、孙承宗，礼部尚书孙慎行，吏部尚书周嘉谟、赵南星，刑部尚书王纪，工部尚书冯从吾，左都御史高攀龙，左副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刑部侍郎王之寀，刑部侍郎邹元标，右都御史曹于汴，吏部左侍郎陈于廷，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户部左侍郎郑三俊，礼部右侍郎张鼐，大理寺少卿惠世扬，左谕德缪昌期，礼部员外郎顾大章，太仆寺少卿周朝瑞，尚宝司丞吴尔成，光禄寺少卿丁元荐，礼部主事贺烺，尚宝司少卿黄正宾，左佥都御史程正己，左通政涂一臻，内阁中书汪文言，光禄寺寺丞李炳恭，翰林院修撰文震孟，翰林院简讨姚希孟、顾锡畴，翰林院庶吉士郑鄤，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张光前、孙必显，礼部主事荆养乔，兵部左侍郎李瑾，兵部右侍郎何士晋，右佥都御史周起元，左通政使刘宗周，大理寺少卿韦藩，太常寺少卿韩继嗣、赵时用、李应魁、程注、沈应奎，吏部郎中夏嘉遇、邹维琏，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吏科给事中陈良训，兵科给事中甄淑，户科给事中郝土膏，刑科给事中解学龙，河南道御史袁化中，福建道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陕西道御史蒋允仪，山东道御史黄尊素，浙江道御史夏之令，江西道御史方震孺，四川道御史练国事，贵州道御史张慎言，湖南道御史刘其忠，湖广道御史刘大受，山西道御史侯恂，云南道御史胡良机……

这个阵容真是强大，其规模达到了自古以来清流士大夫执政之最。

后来东林的政敌给东林作了总结，列了一百单八将。其实这些所谓的东林人中，并不完全统一，是大有分教的。

按照派别，笔者认为，大致可分三类：一是温和派，以大学士韩爌、御史黄尊素等为代表。他们是东林的大脑，以元老和足智多谋者组成，代表东林的政治方略。二是激进派，以左副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等为代表，他们是东林教义的坚定信仰者与维护者，不与各种势力妥协，是东林的血性男儿、中流砥柱。三是倾向派，以内阁首辅叶向高等为代表。他们并不是师出东林书院，与书院也没什么同门瓜葛，只是同情东林人，与他们的观点相近。

无论怎么分，在天启四年的时候，东林系吞吐八方，独领风骚，达到辉煌。

从万历三十二年即公元1604年顾宪成创办东林书院，到天启元年即公元1621年高攀龙、杨涟率领东林大臣布满朝堂，用时十七年。用现在的话来说，东林党从一个在野党，走向执政党，用了十七年时间，这个奋斗期，不算短，也不算太长。

当然，也有人认为，东林党并不算党，甚至算不上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团伙”。日本学者城井隆智曾经统计，当时在庙堂战争中跟着东林党走的官员，大约只有五分之一是来自东林书院。这说明东林党在庙堂战争中占尽优势，但其优势来源却不在“党”，那么，其优势来源于哪里呢？

舆论，公理。

在后人评价东林党时，一些人把他们和一般党争集团混为一谈，把东林党参与的党争视为权力斗争。如果这样看早期的东林党，就未免庸俗化了。不能排除东林党也有利益、权力诉求，但早期的东林党是个信仰集团，以儒家为坚定信仰，他们与各党之争，既是权力之争，也是信仰之争。可以说，他们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再加上敢行动、有内应，所以才在庙堂战役中屡战屡胜。

接下来，在这个“东林独盛”的时代，东林大臣到底要干哪些事，有哪些政治作为呢？

有人说，东林党人在大明政坛除了热衷党争，党同伐异之外，什么也没做。这不是事实。事实上，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四年，这四年东林辉煌期，忧国忧民的东林人在政治上还是做了四件大事。

哪四件大事呢？

第一件大事，那就是言论开放。

东林党的第一项政治主张，就是言论开放。早在万历年间，“东林先生”顾宪成就提出“开言路”上疏。执政后的东林内阁，更是旗帜鲜明地推行言论开放。因为东林人大多是言官出身，所以他们最在乎言路通畅。在东林人全面执政之前，明朝对言路的开放仅限于官僚群，主要保障言官的言论，但是，东林执政后，开放言路则是全国范围，由官及民。可以发言的不仅言官，不仅在朝的官僚，包括在野的庶民，所有人都可畅所欲言、纵论政治。

因为“开言路”，东林人激发了全民对政治的热情，掀起了全民“议政热”。同时“议政热”还带动了另一热——读书热。

史书描述，天启元年即公元1621年，东林书院迎来了第十七个秋会。以往东林秋会，最多也不过百十号人听讲。而此次规模空前，参会的学子来自五湖四海，成千上万地涌来。并且，没来的学子也效仿东林书院，在各地掀起了读书讲学热潮。

这说明什么呢？是东林执政引发全国读书热。因为东林党人个个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他们执政加深了人们对知识文化的渴求——只有读好书，才有可能从政，实现人生理想。也许有人认为，书生不适合从政，但文化人和“书呆子”毕竟是两个概念，搞政治“书呆子”可能不行，但有文化的人一定要比没文化的政治素养高，这是不争的事实。

开放言论，掀起议政热、读书热，这是东林人做的第一件大事。那么，第二件大事是什么？

整肃吏治，整饬官员考核制度。

我们知道，官员考核，在历代王朝都是一道必做的重点题。秦汉时期，就有对官吏实行考课制度。以考课结果决定对官员的赏罚升降。到了明代，就更加精细了。(www.xing528.com)

明朝的官吏分为九品十八级。先分级别，再按种类考察。四品以上为高级官员，五品以下为中下级官员，这是级别。什么是种类呢？就是按地区划分，分为京官与外官。明朝对官吏考核的部门主要是两个：一部一院，即由吏部、都察院共同负责。可以说，在明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间，对官吏的考核从未中断。但其状况并不是一直都好。到了万历年，吏部和都察院官员甚至拿考核干部当买卖做。对干部的考核，已经变相成为敛财和排除异己的工具，大张旗鼓地考核只不过是走过场，假装考核而私相授受已经半公开化，明朝白话小说《醒世姻缘传》对当时官场腐败曾有这样的生动描述：

说有个叫晁思孝的老秀才，是个官迷，但是屡试不第，于是凑了三千两银子，弄个知府当当。起初，老秀才心疼钱，只取二千两银子，通过中间人向两个考核要员行贿，结果要员把两千两银子撇出来了，说：“这是五千两的缺。”看中间人面上，最低价三千。无奈晁思孝只得再取一千两，全部上交，于是得偿心愿。

这个白话小说，对明朝官场交易描写得再清楚不过了，明朝各个官职背地里皆有定价。这个样子的大明政府，再不改变，就要散摊了。于是，东林内阁的第二件事，就是严格官员考核制度，整饬人事腐败。

掌握了组织人事任命大权的东林党人，选拔干部的第一标准是清廉，因为高攀龙和杨涟这些人都是廉吏出身，所以他们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东林组阁期间，“外察”和“京察”在东林时期执行得最严格，而且做了特别标记，官员一旦在品德考察上不合格被罢官，终身不再任用。

主导官员考核的是时任吏部尚书赵南星。面对腐败官场，赵南星“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进行大刀阔斧的整治。东林内阁的考核官员，绝对是动真格，不惜伤筋动骨。天启四年二月，东林内阁公布考核结果，因“素行不谨”等问题，北京、南京被弹劾处理的官员达338人，人数创有明二百年来之最。

如此，确实令官场出现了“君子入仕”的盛况，当然，同时也留下了一个严重隐患，那就是树敌太多。有人说，东林这种做法是排除异己，我说他们这是“为渊驱鱼”“水至清则无鱼”。他们打掉的官员，事实证明，确实还是大义大节上颇有问题。诸如刑部员外郎徐大化。

徐大化，浙江会稽人。万历十一年进士，官至工部主事，此人笔杆子功夫好，善于搞策划，但品行不端，贪婪成性，经常挪用公款，而且喜欢落井下石，爱打小报告。所以在东林主持的考核中被拿下来。后来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恶人。关于他的恶行，后面会慢慢讲到。

总之，经过东林新政后的大明王朝，官场一度出现了讲正气的清新景象。这是他们所做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是保护工商业，提高商人地位。

我们知道，中国历朝都是重农轻商的，商人地位极其低下。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不是农民就是地主，本质是小农，小农最重视的是土地，最藐视的是商业。在以地主或农民组成的统治者看来，农业不只是解决温饱问题，它还担负着重要的政治教化作用——培养安分守己的良民。而到处迁徙的商人，则是“社会不稳定因素”。集中国传统黄老思想之大成的《吕氏春秋》就曾对农商两业表现出大相径庭：

舍农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徒，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

意思是说，商人都是不安分，应该用农活来收容他们。又云：“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商人都是奸人，商业做大了会动摇朝廷统治基础，所以，到了一定时候，政府该收拾就收拾他们。

基于这种思想，历代王朝统治者对商人大都采取打压政策。诸如汉高祖刘邦，就下过“贱商令”，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不得仕宦为吏。”不准商人穿丝绸的衣服，不准商人乘坐马车，并且对商人施加苛捐杂税，商人子弟世代不能做官。

到了明朝，情况并未出现改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商人说过这么一句狠话：“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

朱元璋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敢不种田而专门做生意的话，这种人就是“游民”，我们要将这种人抓起来治罪。

朱元璋的子孙在轻商上，比起老祖宗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武宗朱厚照曾经“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把商人和演员娼妓划为一类，不让他们穿貂皮大衣。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更狠，对商人施加各种苛捐杂税，千方百计地打压商业，明万历二十七年，巡盐御史应朝卿，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曾经指出：“自税使纷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

应朝卿这段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自万历皇帝打起了重税主意，在民间做生意的商人，十分之三不干了，等到税负层层加码，十有六七的商人干不下去了，大部分商人濒临破产。

这种局面在晚明终于得到改观。

因为东林发祥江南，那里工商业发达，所以东林内阁的工商政策是相对开明的。东林元老、吏部尚书赵南星明确提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也就是说，工商业和农业，对国计民生同等重要。东林人反对加重工商户赋税负担，要求皇帝“爱商恤民”。

对于东林党护商之举，也有人认为他们出于一己私利——维护本集团利益，说他们代表了江浙工商地主集团利益，但是笔者认为，评价一项政策的好坏，不应该搞“诛心论”，而要看它的大方向。实事求是地说，东林党护商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大方向是进步的。

这是东林人做的第三件事。还有第四件事，最重要，也是东林人最在行的。

激浊扬清，拯救社会道德风气。

天启时期的大明，病入膏肓，国道中落，道德沦丧。虽然在治国之道上，东林人不及张居正那般雷厉风行，但在道德和节操上，他们却体现了士大夫之风范。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早期东林人也堪称正人君子。执政期内，东林人在道德方面率先垂范，使道德沦丧的大明，政风与世风，出现回春迹象。

那么，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明朝嘉靖年间，有个著名大清官海瑞。而杨涟等东林人的修为，一点也不比前辈海瑞差多少。

我们知道，海瑞是个“苦行僧”，苦到什么程度呢？史料记载，他穿的是布袍，吃的是糙米，从不贪污，更不用公款高消费。而且菜都不上街买，而是与家仆一道种。长年不吃肉。一次母亲大寿，他终于上街买了两斤肉，引得屠夫感慨，十年不遇啊，我这辈子还能挣一回海大人的钱。

可见海青天的日子实在够清苦，而以杨涟为代表的东林中坚力量，过得比前辈海瑞还清苦。

明朝学者吴应箕《楼山堂集》描述了杨涟当京官后的家境：“夫涟何如人也？家徒四壁，入计时止余两袖清风，欲送其老母归楚，不能治装以去；及居言路，扬清激浊，尽绝馈遗，寒素之风依然白屋。”

说杨涟家徒四壁，两袖清风，想送老母回老家，都置办不了一身像样的衣服。当了大官之后，他从不收礼，家里没一件值钱的摆设。

左光斗他们的家境也和杨涟大同小异。为官廉政，两袖清风。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立下了同一个志向：做清流。关于清流的定义，前面已经讲过，就是要做读书君子，清正廉明的正统儒家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杨涟等人就立下了这等壮志。说白了，这些东林先锋都是同志。“同志”这个词被现代时尚泛用，但事实上这是个非常神圣的名词。就像过去红色剧中经常听到的那样：同志，我可找到你了。这六个人就相当于此，可谓名副其实的同志：志同道合。

为什么他们立下清流之志？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和他们的早期教育有关。这个前面介绍左光斗时已经讲了，左光斗从小受父亲影响，立志做个忠君爱国的好青年。

二是他们拥有同一个精神导师。初入官场的“东林六君”，经常光顾同一个地方，那就是东林书院。书院金牌主讲人、“东林先生”顾宪成的思想，那些充满热量和正气的语录，对他们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庙堂血雨腥风中成长起来的杨涟等东林君子，无时不准备用满腔热血来救世。如何救世？“杨左”等人的回答是：以身作则，做道德模范。他们与前辈顾宪成和海瑞一样，个个是忠实的儒家信徒。他们相信道德的力量是无穷的，儒学是天地间不变的真理。他们认为人人都按儒家道德学说严格要求自己，社会风气就能得到净化。

当然，他们的这种想法，在同朝的封建老官僚看来，过于天真，系“入戏太深”“假戏真做”。但东林先锋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

应该承认，在道德品质这一点上，东林人确实留下了历史口碑。《明史》记载，东林党人“持名检，励风节，严气正性，侃侃立朝”。说他们重名声、讲正气，行事名正言顺，理直气壮。

对于东林党人的节操，当时社会也是普遍认可的。《东林列传》描述，“虽黄童、白叟、妇人、女子，皆知东林为贤”，即使是市井小贩，在争吵时都会不自觉地脱口而出：“汝东林贤者耶？何其清白如是耶？”

就是说，当时举国上下，男女老少，都知道东林党里多好人，街道上市民打架争吵，都拿东林打比方，“你是东林党啊，这么清白！”

以上东林党做的四件事，中心思想是一句话：正本清源。

这是东林人极力要做的事，但是这件事铺开了，就不可避免地要与不本分的“邪恶势力”交锋，形势使然，东林人必须要向一个人宣战。

而这场斗争，就没“三宫案”那么简单，其风险前所未有，因为所向披靡的东林人，遭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对手：魏忠贤。

这个对手是怎样不一般呢？

对撞一下，便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