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不怕死的东林党人也是有的。
比如前面说到的为东林人平反的首倡者倪元璐，此时高居户部尚书之位，就做出了与其位相符的壮举。
《明史》记载，李自成兵临城下，“元璐谓所知曰：‘今无兵无饷，无将无谋，人心瓦解，然吾心泰然……吾受恩深重，无可效者，惟有七尺耳！’”
听说李自成要破城了，倪元璐对好友说，现在朝廷没钱可找，无人可用，人心散了。但是我心安然，过去深受皇恩，如今没别的，就用我七尺男儿之躯来报效吧！
李自成攻下京城，崇祯自缢。倪元璐也于当日自缢殉国，终年五十二岁。后人叹曰：“君死社稷，尔为君死！”君主为亡国自杀，臣子为亡君捐躯了。
史载，当时李自成部下蜂拥入室，见倪元璐陈尸堂中，“知其忠臣，各叹息罗拜而去”。倪元璐的忠义之举，连李自成的农民军都被感动了，他们向倪元璐的遗体深深鞠了一躬，然后退去。
后南明福王恤死难诸臣，追褒倪元璐“忠烈第一”。
大家知道，“东林六君子”之一的左光斗，有个高徒史可法，可谓东林薪火相传的代表人物。
史可法，河南开封人，早年以孝闻名于乡，师从左光斗。史可法酷爱读书，16岁时便在乡试中考了第一，崇祯元年即1628年，史可法登进士第，历任户部主事、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任南京兵部尚书。在职期间，史可法与恩师左光斗惺惺相惜。和老师左光斗一样，他为官清廉，在地方做了许多好事，被百姓所铭记。史载，史可法离开地方的时候百姓跪地哭送。
曾入选全国语文课本的清代学者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具体描述了左光斗和史可法两个人的情分。两人相识很偶然。那是京城一个冬夜，冰天雪地，一个进京赶考的寒门子弟没钱住客栈，就躲进一座破庙栖身。恰逢一位身居要职的官员巡夜，看见庙里的这位年轻人枕着书本睡着了，显然是用功到困倦之极，心怀恻隐，破格收入门下，帮助他进入仕途，两人师生情谊由此开始，传为佳话。
这个书生，就是史可法。那位官员，就是左光斗。
左光斗非常看好史可法的前途，曾对夫人说了这样一番话：“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者，惟此生耳。”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咱那几个儿子都是平庸之辈，今后可以继承我衣钵的，就是史可法这个门生。
东林六君案发生后，左光斗入狱受尽酷刑。史可法感念师恩，冒死进入死牢，是准备和老师一同赴死的。结果被老师一番怒斥赶了出来：“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
左光斗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不能白白送死，不能个人感情用事，一定要以国家大事为重，再不走，我直接就把你打死在牢里！
这一时刻，史可法的精神再次受到洗礼，大义与天下事，是老师留给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撑。自从那一天，史可法决心义无反顾地完成老师遗志。
在南明小朝廷建立之际，史可法临危受命，出任兵部尚书，大家对他救国救民、力挽狂澜抱以厚望。史可法在气节上，确实也没让大家失望，清兵南下，他据守扬州，坚决不降。但同时，史可法竟然是“联虏平寇”的提倡者，导致南明出现重大战略失误。
在清兵还未南下前，史可法主张借清兵平息李自成之乱，挽救大明统治。在清兵于北方与李自成大顺军作战时，史可法等南明部队视清军为友军，送钱送粮，结果引狼入室。
借清兵灭李自成可谓“借刀杀人”，史可法是这一政策的发起者、支持者和执行者，他上书皇帝说：“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在自身存亡危险之际，史可法提出的对策是马上派遣使节带上财物去见顺治皇帝和多尔衮，“灭寇在此一举”。当时有清醒者劝说，“如果只借助他人力量，如宋朝借金国灭辽，借元灭金，最后只是为虎添翼加速自己灭亡罢了”。史可法却听不进去。
首都不过陷落两个月，南明政权已决定偏安江南，以淮河为界，“坐山观虎斗”，踯躅不前，不对清兵有丝毫触犯，以免无法进行和平谈判。幻想着“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在史可法等人的催促下，南明“和平使团”带着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向清军“通好”，感谢他们杀退了叛匪李自成，想结为“叔侄”之好。只可惜，清军虽然客观上帮了明朝的忙，却不想真正和大明修和，根本不接受大明平等的“国书”。一厢情愿的和谈注定是屈辱之旅。南明送来的大礼被照单全收，和平使团团长被拘禁处死。
正是在判断谁是自己的主要敌人上，史可法等人出现了致命错误，将清兵当作可以团结的“友军”，才导致南明迅速失败，成就了敌人做大。甲申之变时，多尔衮趁大明内乱攻克北京，已是“天上掉馅饼”的坐收渔利，根本没有想到区区数万清军能够一统全国。史书描述，进了北京城的多尔衮，自己都说：“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也就是说，得点是点，不求大进。但李自成的溃败和史可法的失策却让多尔衮野心膨胀，促成各个击破战略，成了最终的胜利者。
作为军事首长，史可法信念坚定，却不懂治军，天下未定时，南明的军事力量也并不小，史可法提出设立四大军区，但四个军区首长却无法统一号令。史可法以书生之气驾驭武将，没有手段、胆略和魄力。弘光元年四月，清军渡过长江，对南明发起总攻。5月13日，清军兵临扬州城下。守卫史可法让各地派援兵，竟然没有一个人来。清将多铎率兵围城，向史可法出示清摄政王多尔衮劝降书，史可法回致《复多尔衮书》，毅然拒绝投降。但同时，却仍对清兵抱有幻想：“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上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炤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
这封书信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史可法对多尔衮说，现在反贼李自成的队伍还没消灭，听说他们又流窜到西边去了，准备卷土重来。他们是我大明不共戴天的敌人，也是贵国没有除恶务尽的隐忧。所以，我希望你们同仇敌忾，来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善始善终，咱们合兵一处，一起去西征讨伐反贼，砍下匪首李自成的头颅，以解心头之恨。然后你们班师回国，如果贵国能做到这一点，则功德在千秋。我大明朝一定会竭尽全力，报答你们。
这是典型的与虎谋皮。
结果，多尔衮的回答是，攻城。
史可法虽然英勇不屈，但也只守了七天城池。清兵攻破扬州城后，多铎下令屠城，大屠杀持续了十天，扬州城血流成河，八十万扬州军民遭清兵灭绝式屠戮，史称“扬州十日”。史可法拔剑自刎不成，被俘后壮烈牺牲。
左光斗、史可法，一对东林师生，两个铁血汉子。但在晚明末世，都无法救国救民。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无论是天启皇帝，还是崇祯皇帝，即便全面放手，让东林党接管朝政，也不能挽回明王朝的颓势。因为他们本身存在着先天不足：墨守成规，坐而论道，不懂军事，不擅实战。说白了，他们是封建文学家、道学家，而不是近代政治家、军事家。(www.xing528.com)
说到这里，也许有的朋友会问，东林党不是还有个能征善战的孙承宗孙大帅吗？崇祯为何不拿来一用？
崇祯还真没忘这位帝师督师。扳倒魏忠贤后，崇祯就想起了赋闲在家的孙承宗，诏命孙承宗复职，此时局面异常严峻，后金军已进河北，占据遵化，威胁京城，而孙承宗初战不辱使命，一举收复遵化等四城，史称遵永大捷，但是随后他的命运却又急转直下。因为内耗，加之皇帝敏感多疑，他在大凌河城打了败仗，禁不住朝臣攻击，无奈辞职。七年后，后金军已变为清军，再次绕过关宁防线入侵，进攻孙承宗老家河北高阳。孙承宗拒不投降，率家人守城抵抗，结果寡不敌众，城破被擒，孙承宗时年76岁，已是古稀老翁，清兵统帅多尔衮毫无人性恻隐之心，令人将孙承宗绑在马尾巴上拖死。
还有大儒刘宗周最后的命运也殊为可叹，南明弘光政权建立以后，刘宗周又被起用为左都御史，但是行为更加极端，掉入“杀身成仁”的怪圈，一会儿上疏说那个该斩，一会又说这个该杀。自己又拿不出什么救国之策。
南京冲破之后不久，杭州也失守了，此时这位大儒不思广泛联结反清力量，积极筹划共谋抗清大业，却决定绝食自尽，以示其忠。
绝食几天后，他谈自己的感受道：“吾日来静坐小庵，胸中浑无事，浩然与天同流。盖本来无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说天下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啊，都是欲望惹的祸，无欲无求就没事了。
大敌当前，生灵涂炭，刘宗周却轻描淡写地说成“原无一事”。这位背负天下人厚望的大儒，整日想的并不是率领大家收复失地，恢复大明，而是静坐城外水心庵中，体验灵性，真是活脱脱的一个腐儒形象。
不久，传来了金华举义兵抗清的消息，门生劝他忍死以待，他仍然坚持速死。
最终，刘宗周绝食二十日，成功殉国，“临难一死报君王”。
于是大明江山再无可堪重用之人。
唯一可歌可泣的，是以孙承宗、史可法、刘宗周为代表的少量东林人的骨气。可惜，如此血性明人已凤毛麟角。南明速亡的情况说明，其时明朝已经是个没有血性的国家。
这是为什么？
遍览晚明史，笔者认为，大明国的血性，主要被两个人重创。一是魏忠贤，二是多尔衮。魏忠贤主要是通过屠杀东林骨干，重创了读书人的血性和骨气。而多尔衮，主要是通过杀一儆百的屠城方式，重创了整个汉民族的血性。
当然，一个国家的拯救，仅有血性是不够的。回顾历史，宋明两朝都曾受过女真侵略，汉民族的血性都遭到了女真人的重创。但是宋朝可以延南宋，而明朝却不可以延南明。崇祯帝北京城陷自尽后，明朝遗臣南下，幻想建立与南宋相仿的南明。但是不到五十年时间，却出现了五个南明，都是短命政权。其中，第一个弘光政权寿命仅一年，这是为什么？
除了以上种种原因，还有两个附加祸端，也是不容忽略的。
一是君主不明、用人失明。
南明的败亡，与没有像样的君主有很大关系。本来此前的崇祯皇帝就志大才疏，而后来晚明的君主更是一个不如一个。这些不成器的君主和崇祯皇帝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用人失明。识人用人是鉴别领导优劣的第一标准。崇祯前期，朝中并非无人可用，袁崇焕号称“长城”，却被陷遭害。而一些势利小人，却顺风顺水，被当成了国之栋梁。就拿前面提到的阉党骨干、魏忠贤的主要谋士霍维华来说，魏忠贤倒了，他并没有倒，而且还受到崇祯皇帝的重用，当时辽东督师王之臣被免职，接替的袁崇焕还没到任，霍就想谋取这个空缺，而崇祯皇帝竟然允准，结果遭到言官们上疏，坚决反对。他们说，霍维华是极为狡猾，阉党气势炽盛时，他依附他们为虎作伥；阉党失宠时，他就反戈一击推得一干二净。他干的事，连他自己都难以自圆其说，怎么能提拔重用这样的小人呢？但统治者就是这样糊涂，不明就里。崇祯死后，南明的统治者更是一个比一个糊涂，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成为弘光帝后，霍维华同党杨维垣被任左副都御史、张捷任吏部尚书，他们在朱由崧面前重提前面三朝旧事，竭力称赞霍的一片忠心。于是，已死的霍维华重新获得哀荣，下葬祭奠、追赠封号。这样黑白不分、忠奸不辨的领导，在内忧外患下，能保住大好河山吗？！
第二个祸端是什么呢？
就是老生常谈的党争，内讧。
我们前面讲过，复社和温体仁等，在亡国之前就掐个不停，而北京沦陷之后，残明南逃，各派党争却还喋喋不休。其烈度丝毫不亚于万历末年。在此情况下，与东林前期“三宫案”相仿，这里也先后发生了妖僧案、太子案、童妃案三大案。
所谓妖僧案，发生在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12月。有个和尚来到南京，自称是明朝亲王，从兵乱中逃出，假扮和尚。小福王弘光帝派官员审讯他的来历，和尚起初说崇祯时封他为齐王，他没有接受，又改封吴王。并且不知趣地声称潞王应继大统，惹得小福王弘光帝火冒三丈。令人严加刑讯，他才招供自己就是个和尚，只不过想乱中取富贵。经过九卿科道会审后，将其处斩。
假太子案几乎与妖僧案同时发生。一个明朝官员南渡，途中遇到一位少年，发现少年内衣织有龙纹，惊问其身份，少年自称是皇太子。抵南方后，这个官员立刻密报弘光帝，同时派人把这位“太子”送往苏杭一带，半是保护，半是软禁。这位小爷经常招摇于众，引起人们的注意。弘光帝派遣内官宣召，招大臣当廷辨认，大臣中许多官员曾经在崇祯朝廷上任职，见过太子朱慈烺的并不止一个，他们看了这人后都不认识。弘光帝又命旧东宫伴读太监认，也不认识。于是“假太子”被处死。
还有童妃案。也发生在弘光元年。河南一个姓童的妇人面见南明一巡抚，自称是弘光帝朱由崧的继妃，乱离中与朱由崧失散。此巡抚深信不疑，一面奏报，一面派人护送来南京。童氏在送往南京途中，地方文武官员纷纷拜谒，她举止轻浮，毫无大家风范，最后一细查，也是个赝品。
其实这三案的真伪极好辨别，但当时却弄得沸沸扬扬，很多百姓都认为太子是真的，童妃也是真的，弘光帝杀他们就是要灭口。后东林党人持这种观点的不在少数。事到如今，他们还在为正统争个不休，全然不觉国家社稷危在旦夕。反清义士夏允彝说：“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东林空谈，无谓争吵，对国家没有建设性贡献。
南明三案成了当年党争的延续。当时清兵大军压境，南明小朝廷朝不保夕，这群人还不知道团结一心，共御强敌，反而内斗不休，争权夺利。清代著名学者戴名世曾如是评价南明党争：“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
戴名世说，南明弘光政权寿命仅一年，就被党争给毁掉了。后东林及复社人，习惯唱高调，沽名钓誉，苛责他人，真是误国不浅！
诚哉斯言，南明短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士大夫唱政治高调，执迷争权夺利，是公认的一大要因。这些内耗的士大夫，习惯了嘴炮内战，外敌未至内部先打翻了，最后覆巢之下，已无完卵，外敌来了，不分这党那党，均无招架之功，终于连同残国被一窝端了。
这个教训实在太惨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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