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二年即公元1594年，45岁的吏部官员顾宪成被革职回家。
回到老家无锡之后，顾宪成并没有消沉。他不甘寂寞，最要紧的是他放不下政治，于是招呼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共商大事。
两个好友应邀而至。这两位顾宪成的好友在当时也是鼎鼎有名的“长老”级清流人物。一位是有着“清都散客”之称的赵南星，另一位就是“断腿节士”邹元标。
那么，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先说赵南星。赵南星，晚明两坛（政坛、文坛）相当有声望的人物，他博学多识，九岁时神童的美名即传遍乡里。万历二年，25岁的赵南星高中进士，累官至户部主事，以清廉正直著称。赵南星任职期间，时任内阁首辅张居正手握重柄，代行皇权，群臣多与巴结。那次张居正病重卧床不起，朝中百官纷纷探视，为张大人祈福，顾宪成没去，赵南星也不去，朝中唯这二人敢藐视权贵。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起用清流，提升赵南星为吏部文选司员外郎，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负责任免文职官员的人事处长，为皇帝选拔干部。赵南星在这个岗位上，一如既往地刚正不阿。他积极向皇帝举荐有德官员，看到官场腐败严重，他还劝皇帝勤政爱民，带头改变工作作风。他认为只有皇帝改变了做事的风格，回到传统秩序上来，国家就会风清气正。于是他先后上奏了好多份奏疏，要求皇帝日理万机，召见大臣，求贤纳谏。但是，慵懒的万历皇帝把他的劝谏当作耳边风，根本没有听进去。赵南星毫不气馁，万历二十一年，又上书陈说天下大害时弊，说再不整肃政风大明危矣，这下终于触怒龙颜，万历皇帝兴师问罪，将赵南星革职为民。就这样，赵南星落了个与同僚顾宪成同等命运。
再说邹元标。这也是个响当当的清流名士，他九岁便通《五经》，亦得神童美誉。万历五年中进士，出任刑部言官。邹元标为人敢言，行事磊落，入仕第一年便做了一项壮举：反对时任首辅张居正夺情（张居正父亲死了，张居正不循礼法，不回家“丁忧”守孝，而奉旨继续供职，是为“夺情”），从而触怒万历皇帝，下旨杖责八十。由是，邹元标被打断腿，因“不畏权贵”一举成名。邹元标断腿之后，被发配南疆，在贵州度过了五年流放的时光。张居正一倒，他立刻成了朝廷要树立的“反权奸英雄”，被召回中央担任了吏部给事中。大家本以为他要深入揭批张居正了，但回京后的邹元标，表现却让人出乎意料。邹元标回京的时候，大小官员都在上奏骂张居正，但邹元标不骂，人们问他为什么不再骂了，邹元标说，我当年批张居正，是公愤而不是私怨，更不为投机。这话让群僚很汗颜。什么是高风亮节，襟怀坦白，这就是。但是万历皇帝却不喜欢这样的耿直君子。万历十一年，皇帝做寿，决定大操大办一回，邹元标上奏反对，要求万历皇帝要“恭行节俭”，这下再次触怒了龙颜。结果官职丢了，被万历皇帝罢官赶回了老家。
顾宪成被皇帝赶回家，招呼好友聚商时，这二位也没闲着，赵南星正在家乡招生讲学，邹元标正在游学访友。听说老顾也被撵回家了，这二位招之即来，三人彻夜长谈，顾宪成提出一个想法：筹建书院。得到二位积极响应。
但是建书院不能擅自搞，就跟今天民间办学一样，得跟政府打招呼。于是顾宪成就跟常州府打报告，说因讲学需要，请求在本地修建一座书院，取名“东林”。
那么，顾宪成的书院要建在哪儿？这个书院“东林”二字又是什么寓意呢？
据《东林书院前记》记载，东林书院位于无锡城东，选的是一块历史旧址，那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杨时的讲学之地，原来就有这个名字，取自江西庐山东林寺，东林寺为佛家净土法门，杨时以此为书院命名，意为创造人间思想净土，顾宪成就沿用了“东林”这个名字。
顾宪成的名气大，中央退下来的干部，地方官自然很给面子。时任常州知府欧阳东，无锡知县林宰，对顾宪成非常敬重，先生办学，要地给地，要钱给钱，很快批复同意书院工程。万历三十二年即公元1604年4月，书院修复正式举行，修复工程由顾宪成亲自组织督理，至同年九月工程顺利告竣。重修后的东林书院，共占地约16亩，合今天的面积计量约11000平方米，相当于现代中等培训学校的规模了。其中基田6亩，院田10亩，均为顾宪成捐资所购。大家都知道，顾宪成是个廉吏清官，拿出一万多平方米的装修费，应该也是倾囊而出了。
虽然资金有限，但是书院布局绝不将就，很是体现了高级学者的讲究。修复后的建筑采用“左庙右学”形制，左边建有祭祀建筑——燕居庙、道南祠等，右边为讲学建筑，从东林精舍步入丽泽堂，再往后是依庸堂、东西长廊、小辨斋。后院有还经亭、泮池等小憩赏景之处。
燕居庙是供奉孔子之地，相当于书院孔庙，道南祠是为纪念程朱理学的创始人程颐、程颢，以及将理学传到南方的程颢的高徒杨时。东林精舍相当于书院大堂，来者都要在此登记注册。丽泽堂是正式讲学之地，“丽”是连接的意思，“泽”是水，以丽泽名堂，意为此是海纳百川、朋友间互相切磋之地。此堂名是顾宪成亲自所起，他就是要在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堂上高悬“高山仰止”“斯文在兹”两块文匾，体现了书院的高雅大气。
依庸堂是宾主落座之地，客东主西，以年龄大小分班排列，相当于会客室。也是东林学派学术领地之象征，堂名取自“依乎中庸”之意，意在强调继承并发挥儒家经典思想。后来士人多以登堂入室于此为荣耀，有“脚迹得入依庸堂，人生一大幸”之说。
整座书院，粉墙碧瓦，石坊高耸，松柏苍翠，群芳吐艳，环境幽寂，是理想的讲学场所。
虽然选的是旧址，书院的名字也是先人所起，但顾宪成却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创造性的发挥，这一点，从他所书写的那副家喻户晓的对联即可管窥一斑：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书院落成后，顾宪成亲书此联，命人高悬于东林书院依庸堂，成为办院宗旨。
提及这副对联的来历，还有一番“妙对”传说。年轻时的顾宪成，勤奋好学，痴迷儒家经典图书，他拜同城陈云甫为师，平日里有空就手不释卷，孜孜不倦。有一天，陈老师乘船不期而至，行进到顾宪成居住地，时微风有雨，见顾宪成与弟弟顾允成在河旁家中朗诵经书，陈老师有感而发，吟出一句上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顾宪成闻听即兴应对，稍加思索便脱口而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就这样，一副脍炙人口，反映以顾宪成为代表的中国正统儒士“三实学风”（实学、实用、实益）的经典对联诞生了。
随着依庸堂高悬此联，名垂后世的晚明东林书院也正式面世了。
那么，东林书院到底是干什么的？
从形式上来讲和一般的书院也没什么不同，就四个字：聚众讲学。
东林书院并不是一个全日制学校，也不是成人夜校，而是一个“月校”，讲学采取大会小会相结合。每月一小会，会各三日。每年一大会，或春或秋。小会每月推一人为主，大会每年推一人为主。也就是说，东林书院的“院长”按照传统叫法称“山长”，顾宪成是第一任山长，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每次大会的主持人则不一定是山长，而是采取推举制推举，称“主盟”，且每次会讲推举一次，相当于现在的“大会秘书长”。每次会讲，由主盟邀约主讲嘉宾，讲课之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每会设茶点，临会午、晚饭四人一席，“同志会集宜省繁文以求实益”。
有会期，有主持，有主讲，有招待，有茶点，有文集。
这个阵势，显然不次于现代大型论坛会议。
东林书院的会讲形式，在当时来看，并不新奇，但是会讲内容却别有洞天。一般学堂和书院只是围绕大明科举指定教材“四书五经”来讲课，是应考或纯学术性的，但是东林书院讲的内容不限于学术，而多涉及时政。用当时史书上的话来说，就是“讽议朝政、臧否人物”——每会先由主讲嘉宾说《四书》一章，之后会员就开始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联系时政，来评价国家政策的是是非非，政治人物做得好与坏。东林书院请的主讲嘉宾，大都不是在官场被排挤，就是被边缘化的官员，所以他们对时事政治看得非常透，也敢于大胆讲话，这种讲风就吸引了很多听众。尤其是对年轻学子和基层官员，特别具有吸引力。
说到东林书院的主讲人，顾宪成的好友赵南星和邹元标只是友情客串，另外还有围绕在顾宪成身边的七个亲友，才是主力。他们与顾宪成同台讲学，这八大主讲人构成了东林书院的灵魂核心，时人称之为“东林八君子”。他们是：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和叶茂才。
顾允成，江苏无锡人，顾宪成胞弟，万历十四年进士，初任南康府教授。万历二十一年，争国本时，顾允成也是个积极“立长派”，上疏直谏，认为绝不可废长立幼、并封三王。不久被贬官。顾允成没有领旨赴任，而是请辞归家不再复出。万历二十二年即公元1594年，顾宪成亦遭革职还家。顾允成遂成为兄长的第一助理，筹划重修东林书院，聚集有识之士。
高攀龙，江苏无锡人，顾宪成老乡。他从小喜读书，非常懂礼节。六岁开始读书，十二岁学写八股文，二十一岁中举，万历十七年进士。与清流三老前辈一样，他的仕途也很不顺，初为行人司行人，执掌传圣旨、行册封等礼仪性的事务，因为上书说了几句皇上不大爱听的话，被贬到地方基层工作，又逢丧父，于是回家守孝，一守三十年。也就是说，朝廷三十年没有用他。清闲在家的高攀龙阅读了大量藏书，达到了很深境界——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修身养性，三十年从未间断。闻听顾宪成在家乡东林书院讲学，他慨然相助来奔，后成为东林党第二代领袖。
刘元珍，江苏无锡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初任南京吏部主事，后升为南京兵部郎中。万历三十三年即公元1605年适逢“京察”，刘元珍牵涉其中而被免官回乡。他是著名的正直官吏，对国家的命运十分关注，对当时黑暗的政治局面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刘元珍遭到罢免后回到家乡无锡，和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抨击时政。
安希范，江苏无锡人，万历十四年进士，初任行人司行人。万历二十一年即公元1593年，安希范因直言进谏而惹怒万历皇帝，遂遭贬斥。安希范自罢官以后，一面与顾宪成等诸好友品书谈道，探究身心之学。一面开阔视野，游览各地名胜。万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安希范开始在东林书院讲学。
钱一本，江苏常州人，万历十一年进士，初任庐陵知县，后任御史，后因上疏皇帝而遭诬陷，被贬为民。此后钱一本隐居在家，潜心研究《六经》诸书，尤其擅长《易》学。后受顾宪成邀请，分主东林书院讲席。
薛敷教，江苏武进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因上疏忤旨，被勒令回籍。万历二十年即公元1592年夏天，薛敷教被重新起用，任命为凤翔教授，不久后提为国子监助教。次年，因为赵南星鸣不平而被贬，借母亲病故辞官返乡，此后再未出仕。薛敷教归家后始终在家隐居，后来受顾宪成兄弟及高攀龙力邀，在东林书院讲学。
叶茂才，江苏无锡人，万历十七年进士，被授予刑部主事。万历四十年，因朝廷党争排斥东林，他不满而辞官回乡。之后，叶茂才便在东林书院讲学。他提倡公论精神，认为“天下事非一家私议”，给东林书院打开了一扇议政天窗。
以上八君，始终是东林书院的台柱子，他们的画像一直挂在东林长廊，伴随着书院从无到有，从默默无闻到名震寰宇。可以说，东林的根基，就是此八老建立，称“八老建党”亦不为过。
公元1604年即万历三十二年春，东林书院举行第一次大会，首任山长顾宪成被推举为第一次大会主盟，称“东林先生”。他与赵南星、邹元标这二位友情客串的资深清流，合称“东林三君”。与“东林八君”一道，这些“老君”成为东林书院门徒尊奉的教主式人物。
国有国法，院有院规。顾宪成是个天生的精神领袖，为把书院办成“士读圣地”，“东林先生”还给东林书院制定了校规——《东林会约》。
《东林会约》的主旨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
所谓“四要”：第一要“知本”；第二要“立志”；第三要“尊经”；第四要“审几”。
所谓“二惑”，一是有的人认为讲学“迂阔而不切”，又“高远而难从”；二是有人认为“学顾力行”就可以了，讲学是多余的，用不着。顾宪成认为以此两点理由反对讲学就是“二惑”，应当加以破除。所讲即所行，所行即所讲，讲行统一，学用一致，就不为多余。
所谓“九益”，就是为学讲论的几大好处。第一，讲学能希贤希圣，进到人的最高价值领域。第二，是宣传治道、教化百姓的好时机。第三，会讲是修心养性的重要方式。第四，听讲能超凡脱俗。第五，能取长补短，互相学习。第六，会讲可以使人广见博闻。第七，起旧图新。第八，使人感到教育的责任和力量。第九，能弄清求学的根本宗旨：“明道”，从而立言、立功、立节。
所谓“九损”，是讲学中常犯的九种错误，提醒学者加以警惕，竭力避免。第一，比昵玩狎，鄙也；第二，同党伐异，僻也；第三，假公济私，贼也；第四，评论是非，浮也；第五，谈论琐怪，妄也；第六，文过饰非，估也；第七，多言人过，悻也；第八，执事争辩，满也；第九，道听途说，莽也。(www.xing528.com)
以上《东林会约》，最核心的是“知本”两字。何谓“知本”？就是正本清源，还儒家理学正统地位，摒弃王阳明心学的虚夸学风。
可见，东林书院继承的是儒家正统学脉理学，反对王阳明的心学。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兴盛于明朝中期的王阳明心学，到了晚明，已成流弊：造就了文人的不良学风——厌恶平淡，追求新奇，结果腹空而心高。
我们知道，中国有两千年封建史，这两千年中的大一统王朝自汉以降，一直是尊儒家为正统价值观。但是所谓儒家学说自孔孟之后，也是变化发展的。自从宋代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北宋五子开创的新儒学，在南宋分为朱陆两派，至南宋末年，程朱理学逐渐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到了明朝建立，程朱理学则进一步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并通过八股取士等措施，固定为封建君主统治的正统要义。
而至明代中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江南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级的壮大，一股带有平民主义色彩的个性解放思潮，开始猛烈冲击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纲常礼教观念。王阳明心学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王阳明出生于浙江一个官宦人家，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状元，官至吏部尚书。少年时期的王阳明就已表现出一般少年少有的豪迈，其命运也颇不平淡。尽管天资聪颖，但王阳明的仕进之路不算很顺。他二十一岁就中了举人，但此后两次参加会试都没有成功，直到二十八岁，才考中进士，步入仕途，累官至兵部尚书。王阳明政治上的最大成就，就是在任职赣南巡抚时，平定宁王之乱，因立此功，被封信建侯。但总的来说，他的宦途不太顺。正德年间因为得罪权宦刘瑾被贬谪，嘉靖年间则因为受到在朝大臣的排挤而郁郁不得志，最后死的时候还不准其子孙世袭爵位。
比起政治落寞，他的思想成就更令人瞩目。经过艰苦卓绝的现实磨炼，他成就了自成一说的心学理论。“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的核心。后人因此也称王阳明哲学为“良知之学”。据说，有人请王阳明讲学，问他：“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问话人的意思，是希望他不要只讲良知，不要守着“致良知”不放。王阳明用了一模一样的话来反驳他，说：“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
但是，儒家的“太宗”《孟子》里说，良知是一种近似本能的本性，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人们通过性善所体现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东西都是先天固有的。而王阳明却把这个本能的道德感应变成了三观的核心价值观念。我们知道，禅宗就是把佛教中国化通俗化了，而王学与禅宗颇有些异曲同工，是将儒家学说通俗化大众化了，不必拘泥“四书五经”的教义，人人都可随心所欲地领会儒学，人人可以为圣贤。
王阳明心学一直在民间流传甚广，但因为没有系统严谨的理论，所以无法取得正统思想地位，甚至在不同阶段遭到官方打击。即便王阳明死后，嘉靖皇帝还这么评价他说：“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此论一言以蔽之，心学即王阳明的歪理邪说。
然而，心学在王阳明死后半个世纪，突然火了起来，并得到官方承认。万历十二年，在张居正死后，一些王阳明的弟子进入了权力中心，在他们的鼓噪下，万历皇帝将心学当成了儒学理论发展创新，王阳明从祀孔庙。
但是，正统儒家士大夫依然对心学不屑一顾。尤其对王学末流，更是嗤之以鼻。
作为东林书院的主盟，顾宪成就对王阳明白眼相对，他批判心学末流，称其空疏浅薄，流于禅学，形成了不正的空谈之风，跟当时的社会现实脱节。顾宪成为东林人高举的是接地气的实学，读书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和国家政治。“东林先生”主张，知识分子要回归儒家道统，敢于直面现实、参预政治、关注民生。
那么，作为书院灵魂人物，具体说来，顾宪成用自己的哪些思想指引读书人呢？
下面，就让我们和东林弟子一起，分享一些广为流传的顾宪成语录。
1.若是贵的可以势求，富的可以力求，那不会求的便没有份，造化亦炎凉也。
如果有权的人，可以依仗权势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有钱的人可以靠财力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没钱没势的人永远靠边站，什么也得不到，那么这样的社会也太令人寒心了吧。
2.年少妄拟古之人，岁月蹉跎忽至今。一息尚存应有事，莫将夭寿贰吾心。
年轻人总以为能超越老人，殊不知岁月无情，自己要变老了却一事无成。所以，一定要趁活着，抓紧做事，别白来世上一回。
3.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国家的是是非非，应当由当代人来评论。
4.读得孔书才是乐，纵居颜巷不为贫。
读书要读孔子书才能得到最高享受，能读到孔子书，你起码是个精神贵族，即便住在棚户区也不能叫穷人。
5.字辇毂，志不在君文；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
如果你在朝中为官，却不想为皇帝分忧；做了一方大员，却不想着为一方百姓造福；住在休闲之地，却不修身养性，关心社会。君子是不会如此为人的也不会交往这样的人。
从上述语录不难看出，“东林先生”顾宪成当初成立东林书院的目的，就是教化一批真君子，要在浑浊世道中，建立一支“道德十字军”。
什么是十字军？熟悉世界史的读者应该知道“十字军东征”的故事，他们是近代西方基督徒组成的远征军，对异教徒予以讨伐，号称“为信仰而战的勇士”，曾发动过对东方异教徒八次大规模远征，对西方和中东地区的影响非常大。而顾宪成组成的东林书院，可谓以笔为枪的“中国式十字军”。“东林先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打造出“铁肩担道义”的文人士大夫，改变拯救国家命运。
但是，仅凭品德高尚的官员，制定出一个君子标准，就能救国救民？
老到的朝中官员不以为然。
好在，那些真正的东林人始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东林书院一诞生就引人瞩目。独特的办学风格，对天下举子极具吸引力。
包吃包住，管茶管饭，不收学费，还能让你得到真才实学，登高入仕。天底下，还有这样好的“绿洲”吗？
总之，在东林先生和主讲嘉宾的感召下，东林书院人气日盛，集结了朝野诸多清流人士。他们拥有一个共同信念，那就是追求一种道德的力量，挽救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因为他们不是师出东林书院就是东林先生的拥趸，此后有人就以“东林党”称呼他们。
说到这个东林党，在此必须要重点解读一下，因为在古代正统价值观里是强调“君子不党”的，所以所谓“党”，在古代的词汇里不是一个褒义词，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团伙”“帮”。东林人从来不自称为“党”，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党”。实际上东林党与现代意义上我们所说的政党区别很大，它既没有党章党纪，也没有入党仪式，不用交党费，严格来说它连一个社团组织都算不上，只不过是一个关心政治的学派，松散的阶段性的论坛会，只是当时有政敌这么称呼东林人，后来人们也就习惯叫他们东林党。而我们现在以东林党称呼他们，已经没有贬义了，基本还原成中性词了。
从万历三十二年，到天启初年，东林书院如火如荼，延续了20年的超强人气，出现了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代表人物。
老，即“东林三老”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
中，即高攀龙，东林书院二代山长。
青，即杨左，杨涟、左光斗等后起之秀。
如果给东林立个核心的话，那么第一代核心是顾宪成，第二代是高攀龙，第三代是杨涟。后东林还有个核心，钱谦益，再后来是东林之后，黄宗羲。一共就三代领袖，两个后续，其余的人，将在之后朝堂战争中大显身手，我们且随着故事发展再细述。
东林书院成立时，万历朝已到晚期，因为否定了张居正的新政，皇帝长期消极怠工，大明王朝已现亡国之兆。面对此景，东林人忧心忡忡，同时也踌躇满志。那么，这支逆势而出的“十字军”，到底能否大有作为，挽救江河日下的王朝呢？在野的他们，没有在朝的配合，能成就大事吗？
接下来，一个人的到来，开始将书院推到政治前台，东林人要“下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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