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立法机关面临的现实立法需求及难题

按照上述地方性法规抵触上位法的判断标准，类似前述《三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上位法的关系，就属于抵触。然而，无论是根据国家赋予地方立法权的初衷和目的，还是基于社会现实需求，都不宜判断其为抵触。

赋予地方立法权的目的是发挥地方积极性，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这是早已达成共识的。其中最经典的是彭真的表述：“我们国家大，民族多，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因此，一切都由中央制定、颁布，并且规定得很死，全国一刀切，那就很难适应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不是挂一漏万，就是主观主义，实践证明不行。”^[40]而从社会现实来看，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批准三明市地方性法规的重要理由是现实合理性。^[41]一如有观点指出的，我国许多上位法都是多年前制定的，对于现在而言，对违法行为所设定的处罚责任已经远远低于违法所获得的收益，这在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种背景下，严格按照内容已经滞后的上位法，地方治理效果将会大打折扣。^[42]由此可知，法律的全国普遍适用性与我国各地情况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加之地方性法规所承载的功能，要求地方立法主体制定更加符合当地实际，能获得良好实效的地方性法规。

此外，2015年修订后的《立法法》新增的内容，也为地方性法规提供了更加富足的立法余地。根据《立法法》第八十条和八十二条的规定，该法仅对规章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权力做了限制，而对地方性法规则没有此种限制性规定。(www.xing528.com)

由上可知，地方立法主体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社会现实、立法环境的改变，以及宪法性法律赋予的充足立法余地表明，现有的抵触标准难以适应社会实际，且不利于地方有效运用国家权力，更好地治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