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与国际法的关系，从主流上看是两个方面：（1）废约运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清政府、北洋政府都从事过修订条约的努力，但总体上收效甚微。[121]此后，中外之间召开了关税会议、法权会议，却因为帝国主义希求得到条约的特权而没有显著的结果。自清末至民初的陆续修约之后，西方大国与中国的条约关系已经趋于平等化，但很多不平等的条件仍然存在，一些对中国利益构成剥夺和损害的要求仍然明显。所以，国民政府利用战争中与西方大国交流较多的机会，开始商讨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认识到利益被侵害之后，即努力废除治外法权。很多思想家和政治派别都将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一项主张来向民众宣示，以博得支持，[122]而这也是很多外国学者所赞成的。[123]而在中国的持续争取下，中俄废止不平等条约的初步谈判让中国人看到了希望。此后，孙中山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提出废约反帝，废约运动全面开始。但是，认识到不平等和消除不平等有着很大的距离。修约与废约的进程艰难而经常陷入低谷，只有在抗战期间，中国和列强处于特殊的情境下，不平等条约才得以初步废除。如1942年前后，废约运动就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24]（2）中国成为大国参与建设战后的国际秩序。中国在抗日战场上的艰苦斗争有目共睹，博得了世界各国的同情、支持、理解和赞赏。中国外交也更有特色，所以在战争进程中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都有中国领导人的参与；而敦巴顿橡树园拟定《联合国宪章》的过程中，中国的地位更是被充分重视，最终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125]尽管如此，“二战”期间的雅尔塔密约又以新的方式延续着帝国主义的逻辑，侵害着中国的利益。[126]这种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基本得以终结，而直到中英、中葡之间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之后，不平等条约对于中国的现实影响才渐渐淡去。
当然，在这个主流之下，也不能忽视超级大国对于中国利益的侵害。无论是苏联以在远东出兵参战为条件对于中国东北利益的要求，还是在日本投降问题上美国与苏联对于中国的压制，都说明中国虽然已经被视为大国，但与美苏相比，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国家”，而这种不平等的地位，既是中国自身力量薄弱不可避免的后果，也是国际秩序不平衡的必然表现。(www.xing528.com)
这一阶段中，整个国际法的运行基本陷于停顿，所以中国使用国际法的机会也不太多，只是在联合国宪章拟定的过程中，中国对于宪章的条款提出了建议，可以视为中国对国际法立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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