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后半叶，国际关系在民族主义的树枝上发出了全球主义的新芽，从民族国家作为原生、核心、主导行为体的组织结构拓展为政府间组织积极参与的全球治理结构，在主体和方式上对国际秩序予以重塑，从以国家自卫为天赋权利求取国家安全的自助机制推进到以集体安全为主导方向的和平模式，从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发展到以相互依赖、积极经济合作为状态的繁荣路向，从传统的“国本主义”逐渐衍生出尊重和保护人权、维护人类共同财产的人本主义新理念。此时，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逐渐提升，[154]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可能表现为从武力到外交、从外交到法律的进程。[155]
20世纪70年代后半叶的国际法，虽然在国际关系中“冷战”的状况仍然存在，但世界局面显得更加理性化，国家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局限。尽管一些不理性的冲突甚至战争仍然存在，但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很难出现。苏联解体所导致的“冷战”局面整体结束，显然是这一进程最显眼的一个部分。经济行为的促动，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了全球化的图景之中；而能源稀缺、环境污染问题让人们意识到了现代社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为了人类全球之家的共同未来，国家之间为了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日显重要，全球治理的呼声渐趋高涨。随着当时的国际关系从“冷战”时期逐渐脱开，国际法在全球化的口号下确立了环境、人权、安全等规范。虽然大国政治时常显现，恐怖主义也屡屡露头，然而国际法的重要性、人本主义价值的正当性、和平发展合作的必要性，使得国际社会的法治化成了世界各国的共同期待。(www.xing528.com)
当然，现在就认为国际法已经成为公正与善良的准绳，似乎为时尚早。现代的国际法距离一个成熟的法制体系距离尚远。从武力使用到经济交往，从海域划界到环境保护，无不存在着诸多漏洞和问题，[156]特别在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地位和作用、国际人权法与主权的关系、国际法对于国家民主形式的要求、国际政治中法律的地位等问题方面，尚需进一步深入实践并进行理论澄清。[157]虽然国际法在组织化的前提下实现了很大的进步，出现了实体内容扩大化、争端解决司法化等趋势，[158]但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1999年北约十国对南联盟的轰炸（包括炸毁中国使馆）就是对国际法效力的拷问，[159]而全球反恐的实践、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依旧让人为国际法律秩序忧虑，利比亚局势的变化、叙利亚的危机，都充分显示出国际社会距真正的良法善治还相当遥远，大国霸权的风险依然渗透在国际法的方方面面，[160]甚至在“保护的责任”这样表面上无比正当的口号之中也隐含着暴政的阴影。[161]将国际和国内层面的民主和法治作为价值定位、提升全球善治，还需要国际法自身的改进和提升。[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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