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徽州茶商的同业组织与劳资关系优化方案

张小坡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摘　要：近代徽州茶商的同业组织主要分布在茶叶的生产地徽州和销售地上海，徽州境内的茶商同业组织不断演变并构筑起覆盖主要茶产地的组织网络。上海星江敦梓堂茶业公所则是茶商、茶栈工头、茶工的联合体，主要围绕茶工公共利益和调解三方矛盾举办事务。近代徽州茶商同业组织在成立初期实行董事制，其后改为委员制，强调民主决策、集体管理、监督限权。1926年发生的星江敦梓堂茶业公所章程修正案和茶工要求增加工资案是当时中国众多劳资纠纷中比较典型的案例，由于劳资双方来自徽州，具有乡谊关系，在纠纷处理过程中，双方更多地依赖同业和同乡组织居中调处。

关键词：徽州　茶商　同业组织　劳资纠纷

同业组织是明清以来在同一区域经营的工商同业者的团体，被称为公所，亦有被称为会馆者。[2]明清时期的徽商以经营人数之众、经营行业之广而闻名于世，为密切联系、加强交流，徽商在徽州人聚集较多的地方牵头成立了以地缘关系为结合点的会馆。与数量可观的会馆相比，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徽商同业公所则为数甚少，这主要是因为徽商同业公所兼具同乡与同业的色彩；同一地区经营同一行业的徽商人数足够多，他们才会考虑成立面向同乡的同业公所。在绝大多数地方，徽商选择与来自其他地区的同业者共同设立公所，而当地的徽州会馆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联合徽商同行的作用。(www.xing528.com)

商人联合设立同业组织的目的是为了谋求工商发展，开展同业救助，维护同行商业利益，增强市场竞争力，镇压工匠反抗等。由于现存史料的制约，我们对商业史的研究往往是从商人语境出发，而忽略了为商人所雇用的人员。其实无论是行商还是坐贾，抑或手工业作坊主，都离不开学徒、店员、工匠之类的伙计，特别是随着近代手工业、工业、商业的发展，工人/雇员与资方/雇主已成为中国社会网络中最为基本的人际关系和生产关系。由于双方地位的不对等，劳资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张力。1920年代初，各地的民众运动风起云涌，劳资纠纷问题愈演愈烈，全国各地的工人为反对劳动条件恶化、工时延长、工资被克扣所发起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

对于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徽州人来说，劳资关系更显复杂。徽州人长到十三四岁，如果不读书，就会考虑外出寻找生计，有家人或亲戚在外地经商者会径直被带入店铺中，或者托熟悉的人介绍到同乡商号，从学徒做起，一路曲折上升或自谋发展。徽商与伙计来自同一个地方，往往掺杂着亲情或乡情关系，出现店铺经营人员乡土化的现象。胡适先生在口述自传中曾提及家乡人外出务工的情形：“我们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岁时便到城市里去学做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在历时三年的学徒期间，他们是没有薪金的；其后则稍有报酬。直至学徒［和实习］期满，至二十一、二岁时，他们可以享有带薪婚假三个月，还乡结婚。婚假期满，他们又只身返回原来店铺，继续经商。”[3]近代开埠之后，上海成为对外贸易中心，越来越多的徽州人聚集到上海经商、做工、求学等，其中墨作业、菜馆业、茶栈业等行业为徽州人所经营，雇用的工人也多来自徽州，有数万之众。这些行业的劳动条件恶劣，工人待遇低，所获薪金不足以维持生计。为争取最基本的权益，徽州工人先后发动数次抗争，对笼罩着亲情或乡情面纱的徽州劳资双方而言，如何解决纠纷颇费思量，值得后来者探讨。

本文使用报刊、档案资料，拟对近代徽州茶商同业组织的演变进行梳理，考察其组织架构，重点分析星江敦梓堂茶业公所章程修正案及制茶工人要求加资事件，以期了解旅外徽州人劳资纠纷的调解机制及其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