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纠纷激增，上海集体争议案件同比上升40.63%

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在集体劳动关系处理机制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各种新型雇佣方式就已经开始迅速发展。全球化加剧了劳动关系的溢出效应，并出现了对新型雇佣方式的过度模仿和滥用。在我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中，集体劳动关系及实现产业和平是不能跳越的阶段和目标，否则极易造成个别劳动关系的无序发展。个别劳动关系体系常常因为缺少完整的集体劳动关系解决程序而难以建立。近三年的统计表明，中国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处理争议的数量在逐步上升。2011全年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131.5万件。^[19]2012全年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140.3万件。^[20]2013全年各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共处理争议149.7万件，同比下降0.8%。^[21]当前中国的个别劳动关系仍处于较低层次，是在缺乏劳动争议集体解决机制情况下被动的个别处理方式，劳动争议与劳动纠纷数量增长快速。企业劳动关系也处在剧烈变化之中，劳动关系控制难度加大，劳动争议增长迅速，解决难度大，成本高。最高人民法院的分析表明，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已经成为民事案件中增长幅度最快、涉及范围最广、影响程度最深、社会关注最多的案件类型。^[22]

在集体劳动关系缺失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劳动关系仍存在大量的侵犯劳动者权益的事件，在公共力量监管缺位及求职难的背景下，该问题一直成为中国劳动关系转型与发展过程中的大问题，国内学者做了充分的分析和调研。一是一些企业经营者简单地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主决定工资理解为完全由资方或企业经营者单方面决定工资，虽然企业效益连年增长，但一些职工的收入常年不涨或涨幅甚微；个体企业、民营企业拖欠劳动者工资，特别是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事件相当普遍；有些地区和行业、企业最低工资情况执行较差，实际支付的劳动报酬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有的企业不给劳动者上社会保险，甚至拒绝给职工上工伤保险。二是企业劳动合同签约率较低，合同履行中违法现象严重。特别是非公企业不签劳动合同的现象比较普遍，在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中签订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不足1/3；一些企业随意侵害劳动者依法享有的休息权、劳动保护权、加班工资权和社会保险权利；随意解除劳动合同；少数企业甚至以“试用期”为名欺骗、使用廉价劳动力，在合同终止时，不少劳动者得不到应有的经济补偿。^[23]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争议问题较为突出，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重视。以经济发达的上海市为例。

2012 年，上海劳动争议仲裁及调解组织共受案10.88万件，同比增长15.62%，其中全市调解仲裁机构受理10人以上集体争议案件同比上升达40.63%。日前，民革上海市委透露，向2014年上海两会递交集体提案，建议构建上海地区集体劳动争议预警机制。

近年来，上海持续出现劳动争议两位数增长，集体劳动争议的数量增加尤其快。从企业类型分析，私营企业的集体争议数量占到总数的六成。从企业类型看，主要是制造业，占总数量的48.01%，同比上升9.12%。从区域看，闵行区的集体争议数量最多，在全市17 个区县中占总数的14.82%，同比上升6.38%。

民革市委认为，政府应高度重视区域内集体劳资争议的动态，在本市范围内构建起市、区、街道三级集体劳动争议预警体系。结合国际经验，处理集体劳动争议应采取以预防为主的劳工政策。

提案建议，应通过科学的研究，发现和识别可能导致集体劳动争议的指标，并通过整合现有劳动监察及劳动监察协管员的力量，在街道一级进行集体劳动争议的警情监控，对不同情况的警情进行相应的警级评价。

对于少数有重大影响的集体争议，可由市劳动部门、地区劳动保障部门、劳动保障监察协管队、地区工会、地区公安、工商联等组织共同处理。^[24]

以经济发达的杭州市为例。

2013 年末，浙江省杭州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立案案件数7029件，为2007 年2495 件的2.8倍，专（兼）职仲裁员人均办案近90件，最多的办案达180余件，远远超过了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 年人力资源蓝皮书》全国专（兼）职仲裁员人均办案40 件的数量。全市劳动仲裁机构案多人少矛盾突出。

劳动争议案件成倍增长原因是：杭州市民营经济发达，劳动关系复杂为劳动争议频发埋下隐患。近几年，劳动者维权意识增强，也是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成倍增长的原因。但笔者认为，主要原因还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体制机制上存在以下问题：

企业劳动争议处理的第一道防线职能空化。……2013 年全市经企业调解委员会调解的劳动争议案件几乎为零。企业劳动争议处理的第一道防线职能空化，是导致劳动争议案件成倍增长的直接原因。

乡镇（街道）劳动争议处理第二道防线“机构虚化”。近几年，全市乡镇（街道）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已实现全覆盖，但是普遍缺经费、缺人员、缺场地，其基层调解作用没有得到应有发挥。目前，在全市乡镇（街道）发挥调解作用的主要是劳动保障监察中队工作人员，但由于受体制、管辖、职责等限制，基层调解工作效率不高。同时，因法律未明确授权劳动监察部门具有劳动争议调解的职能，在实践中双方多以口头形式达成和解，另外由于劳动监察代表人社行政部门行使执法权，如超过5个工作日未达成调解，人社行政部门可能面对行政诉讼风险，监察中队人员对有分歧的劳动争议案件往往建议当事人申请仲裁，使原本可由基层调解组织解决的案件上交。第二道防线失守，是导致全市劳动争议仲裁案件成倍增长的主要原因。(www.xing528.com)

市区两级劳动争议处理第三道防线实体弱化。近年来，杭州市实体化建设不足，全市各级劳动仲裁部门疲于应付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工作，无暇顾及劳动争议的调解环节。乡镇（街道）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实体化建设弱化，没有形成一个坚实的乡镇（街道）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机构。全市第一道、第二道劳动争议基层调解组织不发达，缺乏公信力，导致劳动者不愿去企业、乡镇（街道）劳动争议调解组织解决劳动争议，也导致全市劳动争议仲裁案件成倍增长。^[25]

我国劳动争议及职工群体事件多与劳动报酬有关，职工基本都会提出工资上涨的要求。“劳动报酬仍然是劳动争议的主要原因。据全总研究室2011年调查显示，近年来劳动报酬、经济补偿和赔偿金、保险福利成为劳动争议的高发地带，有65.7%的职工认为劳动关系不和谐的主要原因是普通工人收入低、增长慢，其次是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大，这部分职工占16.3%，两项相加为82.1%。这表明，企业分配差距大、劳动报酬比重偏低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26]

当前中国的个别劳动关系仍处于较低层次，是在缺乏劳动争议集体解决机制情况下被动的个别处理方式。

从南海“本田事件”看，中国当前的劳资纠纷与劳资争议是在较为平稳和安全的状态下进行的，“工人的集体行动和集体谈判绝大部分是在理性的状态中进行的。工人集体行动的范围和内容仅局限于在工作场所停止工作，而没有出现过诸如上街、堵路、破坏公物等过激行为。而且集体争议的解决，大部分都是通过劳资集体谈判实现的。如《人民日报》2010年5月28日对于正在进行中的南海本田停工事件的评价是：南海本田公司因‘薪水太低’引发工人停工，‘劳资双方理性协商’，工会和相关职能部门介入劳资争端，‘促成双方平等协商’，劳资双方协商的整个过程均在理性与和平的状态中进行。尽管上千工人参与到停工和表达诉求之中，但厂区秩序良好，劳资双方都没有出现过激行为和不理智举动。工人集体行动的法制观念和理性行为得到相关部门的肯定和认可”。^[27]

有的研究认为当前的集体协商机制并不完善，应给予修正和完善。李琪基于南海本田的劳资纠纷处理模式，提出了启动劳资之间谈判的“潜机制”概念。他认为，这些罢工行动成了启动集体谈判的机制，但由于罢工本身在中国法律界定中的模糊性，这种“潜机制”给工人、管理方和政府都会带来很高的集体谈判成本。因此，需要对“潜机制”加以抑制，抑制的目标并非仅局限于到底是限制罢工还是赋予罢工的权利，应当是如何使集体谈判在无需罢工的情况下得以启动，劳资双方可以通过谈判达成真正有效的集体协议，即工人们的诉求获得常规的、制度性的表达渠道，这就需要对现有的集体协商制度作彻底的改革。集体争议事件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必然性，有必要从调整发展战略、完善集体争议立法、推动集体谈判机制入手来应对我国劳动关系新趋势。^[28]

近几年，中国解决劳动争议的能力在迅速提高，如通过仲裁及组织调节等方式结案的争议案件快速上升。2011年结案118.7万件（不包括仲裁机构不予受理数），其中调解组织结案59.4万件，占50.0%。仲裁机构立案受理劳动人事争议58.9万件，结案率为93.9%；调解组织受理（含仲裁机构案外调解）72.6万件。^[29]2012年结案126.1万件（不包括仲裁机构不予受理数），其中调解组织结案61.8万件，占49.0%。仲裁机构立案受理劳动人事争议64.1万件，结案率为94.7%；调解组织受理（含仲裁机构案外调解）76.2万件。^[30]2013年结案 138.8万件，仲裁结案率95.6%，同比上升了0.9个百分点。仲裁机构年末累计未结案件数同比减少 8.5%。^[31]这说明，虽然劳动争议数量在逐步上升，但结案率也在快速上升。

北京市通过加强基层组织调节功能将大量劳动争议化解在基层，取得了很好的经验。2014年上半年，通过基层组织将7000余件劳动争议化解在基层。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人社局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基层调解组织建设，将简单劳动争议化解在基层。截至6月底，全市乡镇、街道已建立劳动争议调解组织525个，各类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争议7098件，其中调解成功5317件，调解率为75%。

今年以来，按照预防为主、基层为主、调解为主的工作方针，北京市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工作继续推进基层调解组织建设，多渠道化解劳动人事纠纷。

北京市人社局加大非公企业调解组织建设力度，与市工商联联合召开企业矛盾纠纷调解研讨会，并先后指导住宅房地产商会、新浪微博等6家非公企业建立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继续加强街乡调解组织建设，截至6月底，全市乡镇、街道已建立劳动争议调解组织525个；开展第二批国有企业调解示范工作，先后到北京市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两家企业均属全国劳动争议预防调解示范企业）调研，指导其建立所属二级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

北京市人社局培训各类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员500余人，以提高基层调解员队伍素质为抓手，提升基层化解争议整体能力和水平。^[32]

从劳工运动的国际传导规律看，全球化所带来的广泛的跨国投资，使劳工运动随着国际资本的流动而向资本流入国传导，国内较大规模的罢工与停工事件主要发生在广东省，并且首先发生在外商投资企业，如广东南海本田停工事件。同样，亚洲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如在韩国工会组织的罢工中，外资企业罢工案远高于本国企业。据韩国产业资源部的《国内及外国人投资企业劳资纠纷评价》，在过去的两年，外商投资企业（外资持股在50%以上的）劳资纠纷率比本国企业高一倍。……强大的工会势力、一连串的罢工确实给劳工阶层带来了看得见的经济利益。最明显的是韩国工人尤其是制造业工人的工资直线上升。……韩国工人工资上升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其GDP的增长速度，工资成本高于他们在亚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已经成了韩国产品竞争力减弱，从而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有生产流水线上只要一遇罢工，整个生产线就要瘫痪。韩国国内企业面对日益严重的劳资纠纷，动辄进行的罢工，则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办法，走为上策，首选地就是中国内地”。^[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