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社会经济：探析宋代‘钱荒’现象

二、分析宋代“钱荒”现象的两个前提性认识

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是商品经济正常运行的润滑剂。诚如高聪明先生所说，“钱荒”问题确是我国传统社会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此阶段之前，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程度很低，或者在完全没有商品经济的社会中，当然不会出现“钱荒”;此后，在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商品转化为货币的困难也不会存在。(应当补充一句，至少不会因为货币的缺少而造成商品转化为货币的困难。)就我国的历史实际而言，“钱荒”主要出现在中唐至明中叶这一段时期内，尤以两宋最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市场上可以流通的铜钱不足，特别是民间“钱尤难得”，下层百姓倍感困窘并深受其害。到明中叶，白银货币化完成，贵金属货币体系取代贱金属货币体系以后，“钱荒”现象方得终结。

分析宋代的钱荒，我们首先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是钱荒现象主要发生在东南地区;二是钱荒并不是当时所生产并拥有的铜钱总量真的无法满足市场上商品流通的需要。对于第一点，我们可以从众多宋代的史料记载中看出来。早在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即已出现“是时，以福建铜钱数少，令建州铸大铁钱并行”^[13]的记载。真宗咸平三年(1000)，据田锡所云，江南、两浙等处，“彼中难得钱”^[14]。北宋中叶，欧阳修说:“今三司自为阙钱，累于东南刬刷，及以谷帛回易，则南方库藏，岂有剩钱!闾里编民，必无藏镪。故淮甸近岁，号为钱荒。”^[15]余靖亦言:“累年之间，科率频并，当今天下，钱货至少，江淮之地，名为钱荒。”^[16]历仕仁、英、神三朝的大臣张方平说:“东南六路……农民困于输钱，工商窘于射利，谓之钱荒，人情日急。”^[17]苏轼说:“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18]其弟苏辙说:“东南诸郡，犹苦乏钱，钱重物轻，有钱荒之患。”^[19]在许多议论中，所提到的“钱荒”多发生在东南地区。这既是因为东南地区是宋代财政赋税的重要征收地区，每年都会向中央政府上供大批铜钱，更是与当地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紧密关联。相形之下，在北宋都城开封和西北沿边诸路，是没有钱荒现象的，因为这些地区每年都会有大量的钱币汇聚而来。这说明前引袁一堂、高聪明、汪圣铎等先生对宋代垄断性货币投放体制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第二点认识是:钱荒并非因为铜钱数量短缺所致。北宋中叶李觏曾经说:“朝家治平日久，泉府之积尝朽贯矣。而近岁以来或以虚竭，天下郡国亦罕余见。夫泉流布散通于上下，不足于国则余于民，必然之势也。而今民间又鲜藏镪之家，且旧泉既不毁，新铸复日多，宜增而却损，其故何也?”^[20]李觏所说的“旧泉既不毁，新铸复日多”，反映了宋代可使用的铜钱在数量上是惊人的。宋代是我国历史上铜钱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太祖开宝九年(976)，仅升州(建康，治今南京)铸铜钱30万贯^[21]，与中唐鼎盛时期的铸币量相差无几^[22]。到真宗咸平三年(1000)，饶、池、江、建四大铜钱监全部建立，铸钱量达到每年135万贯^[23]。稍后到景德末年(1007)，增至岁铸183万贯的水平^[24]。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更创下年铸300万贯的记录^[25]。到铸造铜钱最多的宋神宗时期，每年铸造量高达五百万贯以上，用铜约二千万斤^[26]。据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943年的考证，有宋一代仅官铸铜钱就有二亿贯。^[27]我国著名货币史专家彭信威估计，北宋自铸钱币，连同前朝旧币，“全部货币流通量当在二亿五六千万贯”^[28]。汪圣铎认为，若不考虑铜钱被销毁的情况，到北宋末年政府铸行的铜钱总共约有三亿贯。以当时有一千万户计，平均每户可支配30贯^[29]。因此宋代的铜钱在数量上并不少，应该能够满足民间细碎性日常交易的需要。显而易见，认为钱荒就是铜钱不够使用的观点自然是站不住脚的。(www.xing528.com)

关于钱荒的成因，南宋时有人分析说:“今日之钱，鼓铸不登，渗漏不赀，鉟销日蠹，私家藏匿，叠是四弊，固宜铜钱日少而无以济楮币之流行。”^[30]这个认识，比较完整地勾勒出导致钱荒局面的直接原因。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就会产生新的疑惑。为什么政府铸造铜钱的数量会减少?为什么铜钱会大量外流?什么原因促使民间居然冒死犯禁去销毁铜钱?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民间持续贮藏铜钱，使其沉淀下来而退出了流通?

事实上，这些表面原因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重要的深层原因，那就是铜钱的钱面值(名义价值)小于其币材值(实际价值)，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几个因素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