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隶书“元德”归属争议产生的原因
隶书“元德”的归属，之所以产生争议，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首载隶书“元德”的《吉金所见录》，隶、真二品附图不精，加之文字未加分述，颇易使人忽略。在钱币界非常有影响、流传较广的李佐贤《古泉汇》，还有张崇懿《钱志新编》，在袭转《吉金所见录》“元德”钱时，竟只取真书，而舍其隶书；有的钱谱如倪模《古今钱略》，王锡棨《泉货汇考》，干脆不予著录；甚至连号称收录弘富、影响很大的日本《东亚钱志》，也省而不录。这都给人造成似乎“元德”只有真书钱而无隶书钱的印象。
有人欲定隶书“元德”非西夏钱，笔者找不到主张者的依据。是否以为西夏汉文钱皆为真书，从而怀疑隶书“元德”非西夏钱呢？是不是还因为隶书“元德”具有某些安南钱缘阔肉薄的特点呢？然而，1982年，内蒙古林西县出土了汉文隶书“大安通宝”，证明西夏有隶书钱[30]。而缘阔肉薄并不是安南钱独具的特点，在笔者经手的唐“开元通宝”和许多北宋钱如“淳化元宝”“元丰通宝”等，其中部分钱就具有缘阔肉薄这一特点。
没有新的隶书“元德”出土，可能也是重新提出安南钱论的原因之一。然而，自清嘉庆至今，也未见真书“元德”出土，为什么就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呢！宁夏隆德曾经是西夏频繁活动的地区。著名的宋夏“好水川之战”，就发生在这里。翁文忠同志所赠隶书“元德”得自隆德县农民，很可能就是新的出土品。然而，出土品亦好，传世品亦好，与西夏联系起来，比与遥远的安南联系起来，不是更合乎情理吗？
西夏铜钱除“天盛”“光定”数量较多外，其他品种的数量相对较少。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在宁夏、内蒙古、甘肃、陕北等西夏故地，西夏窖藏钱币多有发现。不仅数量有所增加，新的品种也时有发现。原来仅见著录的折二“元德重宝”出土了，原来只有传世品的西夏文“福圣宝钱”出土了，原来不见经传的背文“西”字“天盛元宝”铁钱、行书“乾祐元宝”、篆书“光定元宝”也出土了。新的出土品，不仅丰富了西夏钱币的品种，而且使仅有文献记载的钱币和仅有传世品的钱币得到了印证，从而为研究西夏钱币和西夏货币经济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我们期待着新的“元德通宝”的发现，以便最后认定隶书“元德”的归属[31] 。(www.xing528.com)
附记二则
一则
1987年9月，笔者在北京拜访了中国钱币学会理事、中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耿宗仁先生。耿先生出示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的西夏钱币，其中有隶书“元德”一枚，形制与文中所述者完全一致。耿先生说，安南钱字文不清，钱体很薄，钱背郭浅，拓印多不清晰。而隶书“元德”造型规整，字文周郭清晰如常，当为西夏钱。此事在拙文脱稿后，谨附记于此，并向耿先生致谢。（1987/9/30）
二则
最近，在《甘肃金融·甘肃钱币学会成立大会专辑》上，看到贾海生《西夏钱币及其版式探讨》一文。文内附图8为隶书“元德”一品，与翁氏所赠者完全相同。据文字介绍，“系出土品，钱径24.7毫米，孔径6.0毫米，重3.5克”。该文谈西夏钱币版式，自然视其为西夏钱。联系拙文，虽然该文未谈更多的出土情况，不能提供更多的判断依据，但对研究隶书“元德”的归属，仍有参考价值。（198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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