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钱币研究成果的介绍

三、 真书“元德通宝”小议

《陕西金融·钱币研究》1990年3期，刊载郝朝元《“元德通宝”与“圣宋元宝”母钱》一文，说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出土真书“元德通宝”平钱一枚，径22.1毫米，穿4.5毫米，重3.95克，“生坑绿锈，异于诸谱”，并附钱拓（图3-6）。“元德通宝”平钱有真书、隶书两种，但罕有出土，传世极少。1987年，内蒙古乌审旗陶利窖藏出土隶书钱3枚，是西夏钱币一大发现，笔者曾著文《一座重要的西夏钱币窖藏》^[32]进行评述。现在，又有明文报道出土真书钱，是西夏钱币又一重要发现，令人兴奋，值得重视。郝文中谈及此钱仅50余字，出土时间，具体地点，是窖藏还是墓葬，有无其他文物共存等，都一字未提，会使人产生一些疑问，但从钱拓品相及出土地区看，笔者确信这是一枚真品。当然，作者如能将上述问题在报道中交代清楚，那就更无可怀疑了。

图3-6　伊盟出土真书元德通宝

“元德通宝”平钱，最早著录于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十三“宋伪品·西夏”，其中“元德通宝”条有真书、隶书各一品，如前述钱图系摹刻，字文失真，粗看二者一大一小，字文差别不大。仔细查看，则大钱隶“宝”非常清楚，二者外郭宽窄也有明显差别。又该书“西夏梵字钱”条称，清代金石学者刘青园，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发现“土人掘地，得古钱数瓮”，其中就有西夏“元德”等钱。将这两条联系起来看，《吉金所见录》所著录的“元德”真、隶两品，都曾经在凉州窖藏出土。

《吉金所见录》明明白白著录“元德”有真、隶两种，但是，晚出的钱谱论著，人们对西夏是否有这两种钱，却是有争议的。一般说来，晚出的钱谱，特别是优秀的钱谱，都重视并且审慎地吸收和承袭前谱的成果，然后加入新的内容，成为新谱。具体到“元德”钱，在《吉金所见录》之后，有的钱谱如《钱志新编》《古泉汇》，承袭真书钱，省去隶书钱；有的钱谱如《古今钱略》《泉货汇考》，干脆不予著录；甚至连号称收录弘富，影响很大的日本《东亚钱志》，也省而不录。这或是省去一种，或是省而不录，我看都不是一时疏忽，而是对《吉金所见录》的修正和否定。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较有影响的出版物，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史纲要》，肖清《中国古代货币史》等，都将“元德”钱列为西夏货币，但并未说有真隶两种，看来，在这一点上也是模糊不清的。另外，对隶书“元德”，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列入西夏钱，后出的《历代古钱图说》，又改为安南钱，以致20世纪80年代初还有人著文认为是安南钱 ^[33]。

“元德”钱的著录如此混乱，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初氏《吉金所见录》虽著录为正品钱，但却说其钱“模形字画有唐宋遗制，虽与以下诸钱（按：指“天盛”“乾祐”等）不类，似非伪者也”。蜚声清代泉坛的翁树培，在其《古泉汇考》中称，“何此钱之轮郭文字酷似宋太宗‘太平’钱欤！夏钱多作‘元宝’者，此云‘通宝’，殆以年号有‘元’字欤。培疑此钱，当为夏钱”^[34]。应该说，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初、翁二氏，观察入微，说“元德”钱有“唐宋遗制”，“酷似宋钱”，十分中肯。其实，这正是西夏早期钱币的特点，内蒙古林西县出土的“大安通宝”亦是这样的。而西夏钱字文规整、清新峻逸的风格，是“天盛”时形成的。由于他们不能从理论上认识到这点，又看到其与“天盛”“乾祐”等钱“不类”，便不敢十分肯定，提出一“似”一“疑”。正是这模棱两可的一“似”一“疑”，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在撰修新钱谱时，对“元德”钱自然“收”也可，“省”去也无不可。

在泉界为什么有人提出隶书“元德”是安南钱，而对真书“元德”不置一词，笔者认为主要是受《古泉汇》的影响。在清代钱谱中，《古泉汇》被认为是“集古钱之大观”的著作，其影响远远超过其他钱谱。受此影响，因而人们认为真书钱是夏钱；而被“抛弃”了的隶书钱，则正好又具有安南钱肉薄缘宽的特点，于是便有人将其附会为安南钱。《历代古钱图说》，将隶书钱“元德”改为安南钱，正是当时泉界这一认识的反映。

“元德”钱出土太少了。清嘉庆年间有两次出土记录，一次即刘青园发现的凉州窖藏，一次是凉州开河所得小瓶中装有“元德”等钱^[35]。自此以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历经170多年，再无出土消息。出土品少，传世品也少（绝大多数传世品也是出土品）。没有新的出土品就很难做出新的研究和判断，这点，古人、今人都是一样的。

根据1980年至1990年的资料分析，真书“元德”比隶书“元德”还少。有鉴于此，这里介绍两条资料。

其一，笔者曾在山西省博物馆见到“仿品”一枚（图3-7），径22毫米，穿5毫米，字文、钱风与伊克昭盟出土者全同，但细察“元德通宝”四字，每字与出土品皆有细微差异，而“仿品”的“德”字，比出土品“德”字更大。“仿品”所据不详，但应是根据真品仿制，唯与出土品稍有差异。

图3-7　晋博元德通宝

图3-8　“葆庭审定”元德通宝

其二，《历代古钱图说》“西夏”条载有一品（图3-8），据图径24.6毫米，穿5.8毫米，钱图右下角有“葆庭审定”印。戴葆庭先生是著名泉家，收藏弘富，精于鉴别，此品经戴审定，当属真品。与伊克昭盟出土者比，此品大样广穿，字文笔锋有力，真中带行，当为另一版别。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新的钱币品种时有出土，促进了钱币学的发展。就以西夏钱币而言，诸如西夏文“福圣宝钱”，隶书“大安通宝”，折二“元德重宝”，背“西”“天盛元宝”铁钱，行书“乾祐元宝”，篆书“光定元宝”等，都是很了不起的发现，丰富了西夏钱币的内容，促进了钱币学、西夏学的发展。

如前述笔者曾得到隶书“元德”一枚，并据此撰写了《隶书“元德通宝”论考》一文^[36]，对“安南钱”论进行了反驳，认定为西夏钱。1989年第3期《内蒙古金融》报道，1987年内蒙古乌审旗陶利西夏钱币窖藏出土3枚，则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最后解决了隶书“元德”的归属问题^[37]。现在，报道出土真书“元德”，岂不令人又是一快！

真书“元德”，是清嘉庆之后第一次报道出土，在西夏钱币研究中其重要意义显而易见。此前，虽不见有人说真书“元德”非西夏钱，但也无十分肯定者，人们对此钱仍在“疑”“似”之间。伊克昭盟真书“元德”的出土，使人疑虑顿失，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是地地道道的西夏钱。真书“元德”钱此前尚未见有专文论及，本人不揣浅陋，写了此文，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注释】

[1]吴宗信：《三道营子窖藏古钱清理简报》，《中国钱币》1982年第2期。

[2]董鹿生、王保国：《臆说“大安通宝”钱》，《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9年第1期（总第81期）。

[3]吴宗信：《“大安通宝”浅析》，《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续刊》1985年；《中国钱币》1985年第4期。

[4]韩仁信：《说三道营子大安通宝为辽钱》，《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5年第3期。

[5]2004年《中国钱币》第3期，发表了庞雷《大安通宝是辽钱》一文。此文了无新意，仅据“林西品”论“林西品”，以出土该钱的窖藏为辽代窖藏，而其附近又有多处辽代遗址，根本不考虑其他地方的出土品，就得出该钱为“辽钱”结论，是很难具有说服力的。

[6]林泉：《再谈“大安通宝”》，《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6年第1期。该文将西夏文“宝钱”译为“通宝”，“大安宝钱”译为“大安通宝”，似欠妥当。“宝钱”二字是西夏文的准确汉译，文义清楚，不会产生歧义，没有必要再来一次汉译。“宝钱”是西夏钱币的特点之一，不应随意改变。

[7]理泉、陈永中、杨森：《大安通宝为西夏铸币辨》，《中国钱币》2005年第3期。该文称，（清）孟麟《泉布统志》著录“大安通宝”一品。此说有误，经请国家图书馆全桂花女士帮助核查，该书并未著录该钱。该文又将西夏文“大安宝钱”，称为“大安元宝”，极为不妥。该文还说，中宁县鸣沙古镇“属（西夏）白马强镇军司娄博贝所辖”，为常识性错误；据研究，“白马强镇军司”在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吉兰泰盐池北。还有所谓中宁出土的“大安通宝”，为“西夏献宗德旺年代所藏无疑”，也欠分析。

[8]庞文秀：《阿拉善盟发现的西夏货币述评》，《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2002年第2期。(www.xing528.com)

[9]所谓“夏州政权”，是指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以夏州（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为中心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881～1038）。夏州政权的发展与壮大，为西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0]西安、林西、定边诸品，见《中国钱币大辞典·宋辽西夏金编·辽西夏金卷》，中华书局，2005年。靖边、同心、中宁诸品，见理泉等《大安通宝为西夏铸币辨》，《中国钱币》2005年第3期。

[11]杨森：《西夏钱币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

[12]朱活：《古钱新典》中“大安元、通宝”和“三道营子窖藏辽钱”两条，三秦出版社，1991年。

[13]（日）平尾聚泉：《辽钱泉谱》，转引自《古钱大辞典·下编》第1355页；又见日本《昭和泉谱》。

[14]西安市文物管理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安市文物管理处藏西夏文物》，《文物》1982年第4期。

[15]林泉：《再谈“大安通宝”》，《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6年第1期。

[16]据表1-3统计，上述诸省51个地点发现了西夏钱币，其中，大部分出土在两宋、辽金的窖藏中。出土了几乎所有的西夏文和汉文钱币。

[17]见本书第二章第六节《浅议朝鲜发现西夏文“乾祐宝钱”》。

[18]见本书第八章第三节《从宁夏盐池县萌城乡西夏窖藏钱币谈高丽“三韩通宝”》。

[19]西夏钱币似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多为隶书、直读、通宝；后期，也即“天盛元宝”后，都是楷书（或行楷）、旋读、元宝。

[20]辽朝除年号钱外，还有多种其他钱币，此处不论。

[21]（清）金锡鬯：《晴韵馆收藏古钱记述》卷四，转引自张功平等编：《辽代货币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47页。

[22]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辽的钱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46页。

[23]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史纲要·辽国钱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6页。

[24]见本章第二节《“元德通宝”论考》。

[25]张可中：《清宁馆古泉丛话》，转引自张功平等编：《辽代货币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6页。

[26]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编》第137（1446）页“元德通宝”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每页有两个编号：一为原编号，一为影印时统编号。下同。

[27]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编》第137（1446）页“元德通宝”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

[28]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编》第137（1446）页“元德通宝”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

[29]载《内蒙古金融·钱币增刊》，1985年。

[30]吴宗信：《“大安通宝”浅析》，《内蒙古金融·钱币续刊》1985年；《中国钱币》1985年第4期。吴宗信：《三道营子窖藏清理简报》，《中国钱币》1986年第2期。

[31]我们的期待已经实现了。1987年，内蒙古乌审旗陶利西夏窖藏出土隶书“元德”钱3枚，进一步证明了笔者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参见本书第八章第二节《一座重要的西夏钱币窖藏——内蒙古乌审旗陶利窖藏》。又，2011年，宁夏同心县田老庄乡发现大型西夏钱币窖藏，内有隶书“元德通宝”多枚，且品相极优（《宁夏钱币通讯》2011年第三期）。

[32]载《甘肃金融·钱币专辑·增5》，1989年；《中国钱币》1990年第2期摘要转载。

[33]唐石父：《四朝钱币研究管见》，《内蒙古金融·钱币增刊》，1985年。

[34]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编》第137（1446）页“元德通宝”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

[35]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编》第137（1446）页“元德通宝”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

[36]见本章第二节《“元德通宝”论考》。

[37]见本书第八章第二节《一座重要的西夏钱币窖藏——内蒙古乌审旗陶利窖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