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行如隔山。什么钱币学，什么货币史，对我这个搞考古的来说，当然谈不到有更多的了解。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要在西夏钱币研究上做出一点成绩，除对钱币学、货币史要有基本了解外，还必须首先搞清楚：西夏究竟铸造过多少种钱币；西夏以来下及明清、民国，前人做过什么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什么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等。也就是说既要占有考古方面的资料，又要占有文献方面的资料，从源头上来，从前人的基础上来，然后或许能搞出一点东西。如果东拼西凑，想走捷径，大概是结不出什么好果子的。
对我来说，考古方面的资料相对好解决一些。若干年来，我很注意收集包括西夏钱币在内的西夏方面的资料，并编过一本《西夏考古资料目录》，因此，无论是宁夏的，还是内蒙古、陕西、甘肃的，很快就收集到了。比较困难的，还是一般考古工作者所不熟悉的钱币学方面的资料。
应该说我还算是幸运的，一开始，我就从宁夏大学历史系借到了1958年出版的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彭信威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对货币史、钱币学研究贡献尤大。他的书在1965年曾经再版，洋洋70万言，至今仍是货币史研究的权威著作。20世纪50年代以来，曾经出版过几本货币史方面的小册子；改革开放以后，又有货币史方面的新作问世；它们各有所长，对推动钱币学、货币史的研究起了积极作用。但讨论问题之多，引述材料之丰富，所有著作都难与彭著相比。彭著在许多方面都有独到见解，令人折服。对彭著的学习，使我获益匪浅，如果说我在钱币上多少做了些研究的话，是与彭著的润泽和引导分不开的。
彭著货币史也包括钱币学的内容，它包括历代钱币铸造和流通情况，以及有关钱币学论著的评介等等，对我特别有用。通过学习，我逐渐明白我国最早的钱币学著作《顾氏钱谱》，产生于南朝肃梁时代，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宋代以来，历经元明，特别是清代，钱谱论著如林，但现存最早的是南宋洪遵的《泉志》。毋庸置疑，搞钱币研究，当然应对历代有关论著有所了解，应该从最早的《泉志》开始。但是，这本并不太“孤”、在其他地方并不太难找到的古籍，在我们宁夏却没有，博物馆没有，宁夏大学、宁夏社科院没有，宁夏图书馆也没有。其他清代钱谱论著，也极少见到。这使我深深感到我们的文化落后，也表现在图书资料不足、学术气氛不浓、信息闭塞等方面。这种状况令人苦恼，令人困惑，但又无可奈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图书资料如何研究！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学术研究的发展。(www.xing528.com)
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学术活动空前活跃，我这个头上没有乌纱帽的人，也有机会到外地参加考古、钱币等方面的学术活动，接触学术界的朋友，到处跑跑看看，从而使我大开眼界，也给我提供了选购和查阅图书资料的方便。80年代最初的几年，我先后到过杭州、武汉、沈阳、上海、西安、兰州、北京、广州等地。所到之处，百货大楼、名胜古迹不一定要去，图书馆、新华书店、有关单位的资料室却是必须要走走的。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大有所获，收集了不少资料，购买了不少书，从而使我的研究工作得以持续进行。
1982年6月，中国钱币学会成立；1983年在洛阳举行了中国钱币学会年会。钱币学会的成立及其活动的开展，对各省钱币研究组织的建立和地方学术活动的繁荣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钱币学会的挂靠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具体工作由金融研究所承担。当时，宁夏钱币学会还没有成立，但人行金融所派人参加全国有关会议。我的第一篇有关西夏钱币的论文《西夏钱币辨证》，便是由马江海同志带到会上的。我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行家们的评论。马江海带回来的信息是令人振奋的，说受到钱币学会领导和专家们的好评与赞赏，认为是西夏钱币研究上的突破，是第一篇正儿八经研究西夏钱币的论文。这篇文章成为我进入钱币学这一领域的标志。1983年12月，经著名钱币学家朱活（山东省博物馆）、耿宗仁（中国历史博物馆）二位先生介绍，我成为我区第一个中国钱币学会会员（当时由中国钱币学会个别吸收，会员不多）。后来还被推选为中国钱币学会少数民族钱币研究会领导小组成员。时过境迁，朱、耿二位先生已经仙逝，借此表示对他们的深深的哀思。
有人说我是“不鸣则己，一鸣惊人”。从我对西夏钱币研究的效果上来说似乎并不为过。我的论文《西夏钱币辨证》在1984年第4期《中国钱币》上发表后，陕西、河南、宁夏有关刊物竟相转载或做资料摘编，还被收入中国钱币学会编选的《中国钱币论文集》（1985年）；1984年内蒙古图书馆编印的《钱币书目提要》，称其为“研究西夏钱币的权威著作”。1985年应国家文物局的邀请，我担任郑州钱币培训班的教师，讲授“辽西夏金元四朝钱币”。我的“钱币学家”桂冠，或即由此而来。这是多少个不眠之夜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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