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特征: 封建政府法定的儒家书籍

作为“经学”的“经”，含义是狭义的，即专指由封建政府“法定”的、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所编著的书籍的通称。这种狭义的“经”，在内涵上有三个基本特征：

首先，“经”是封建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者的需要，范围逐渐扩大。汉武帝“罢黜百家”，设立“五经博士”，《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被政府“法定”下来。由于汉代“以孝治天下”，再加上孔子的崇高地位已经确立，所以到了东汉，《论语》《孝经》“升格”为“经”，形成“七经”。到唐代，政府颁行《五经正义》，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明经科中又设“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连同《易》《书》《诗》，遂有“九经”；到唐文宗开成年间，《尔雅》入“经”，连同《论语》《孝经》，与“九经”合称“十二经”。到了宋代，《孟子》地位上升，由“子”升格为“经”，“十三经”最终确定。同时，宋儒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单独抽出来和《论语》《孟子》配为“四书”，于是有了“六经、语、孟”相提并论之说。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御敕”《五经四书大全》“颁行天下”。清朝康乾年间又将这些经书多次“御纂”“钦定”。可见，“经学”的“经”是封建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它的范围是随着封建统治的需要而不断扩大的。

其次，“经”是以孔子为宗师的古代儒家的书籍，它不仅是封建政府“法定”的，是合法的“经典”，而且是在所有合法的书籍中挑选出来的。秦汉以后的儒者编著的书籍不称为“经”，就是秦汉以前的儒家书籍，不是得到孔子“真传”的，也不能称为“经”。如，战国时期，“儒分为八”，这些儒家有的也曾编著书籍，如《子思》《曾子》《孙卿子》（即《荀子》）等，也未被尊称为“经”。至于西汉以后儒家的释“经”之书，也不能称为“经”，而只称为“注”“笺”“解”“疏”等。所以，不是所有儒家编著的书籍都可称为“经”，也不是所有流传下来的政府认为合法的书籍都可称“经”。“经”只是从古代儒家书籍中挑选出来的一部分。(www.xing528.com)

最后，“经”之所以被封建政府从所有合法书籍中挑选出来，“法定”为“经”，是由于这些书籍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它既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文化教育和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又是封建政府用来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主要准绳，堪称中国封建社会的合法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