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定义和内涵揭示与儒家经典解说相关的知识形态

“经学”一词，最早出现在班固撰写的《汉书》中。《汉书·邹阳传》说：“（邹）阳曰：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韩魏时有奇节，吾将历问之。”另外，《汉书·兒宽传》中也有兒宽“见上（汉武帝），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

那么，什么是“经学”呢？“经”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后，成为封建政府“法定”的儒家典籍的专称，因此，在知识形态上，“经学”不是泛指对所有学派的经书进行训解或阐述的学问，而是儒家学派的专利，仅指对儒家经典的训解或阐述。先秦诸子各家学派中也有对于经典的传注或解说，如道家的《道德经》，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就有《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等训解，墨家的《墨经》就有《经说上》《经说下》的解说，但这些都不能称为“经学”。“经学”只为儒家学派所专有，其他学派不得分享。

“经学”为儒家学派所专有这种局面的出现，主要归因于封建统治的需要。汉初遵循秦制，设博士数十人，以备皇帝咨询。儒家与诸子百家一样，皆立学官，置为博士。但汉武帝即位后，先后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罢黜诸子百家的博士，专立“五经”博士，并设立博士弟子，作为读书人进入仕途的阶梯。这样，就使儒家的典籍成为法定的唯一经典，使儒家的思想从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员变为封建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定于一尊。

但是，封建社会自身是不断变动的，封建王朝也不断更替，写定了文本的儒家经典怎么能够随着封建社会的变动而适应不同时期的统治需要呢？这就要求儒者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对儒家经典进行不断训解或阐述，“经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

首先，同一部儒家经典，通过不同的阐释，也就变成了不同的经，从而发挥不同的作用，适应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政治需要。如，同一部《春秋经》，就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不同的传，因而《春秋》又分为《左氏春秋》《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彼此间有时甚至闹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又如，同一部《诗经》，有今文与古文的分别，今文又有《齐诗》《鲁诗》《韩诗》之别。究竟哪一部代表真的《春秋》或《诗经》呢？这就需要对经典进行不同的阐释。而随着经典的阐释和解说，“经”的数量从汉代的“五经”，到唐代变为“九经”，到宋代则变成“十三经”，经学的规模与范围随之扩大。因此，经学的发展与封建统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可谓如影随形，相与始终，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将“经学”理解为对于儒家经典的训解或阐述的学问，是从知识形态的角度对“经学”内涵的揭示。但若将“经学”仅仅理解为经典解说的知识形态，则并不能真正把握“经学”的独特性质和内涵。因为，作为“经学”基本典籍的“六经”，经过孔子的整理编订，已不仅仅是一种文献上的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孔子要通过这种知识体系去传承华夏民族自唐虞历夏商直至西周以来逐步形成的“圣王”之道。这种“圣王”之道，正是华夏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精神的独特体现，它最终不是落实在理论上，而是落实在践履，即德行的层面上。因此，经学最本质的内涵并不是现代学科体系下知识形态的“理论问题”，而是围绕成圣追求的“实践形态”的学问。

经学这种独特的实践内涵，在孔子的教学中就已有揭示。《论语·述而》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先进》也记载孔子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类划分爱徒，这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孔门“四科”。在“四教”或“四科”中，对于经典的解说仅仅相当于其中“文”的范畴。而相比于“四教”中的“行”，“文”的地位明显逊色。对此，孔子曾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显然更重视践履的“行”。

在《论语·先进》中，孔子对于“德行”一科的颜回等人也是赞不绝口，而对“文学”一科的子游、子夏则颇有微词，这进一步体现了孔子虽以经典为教，但经典解说层面的“文”显然不是经典传承的主旨，它的主旨是在践履的“德行”层面。

孔子之后，荀子对经典研习的宗旨进行了第一次明确揭示。在《劝学》中，他说：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在这段论“学”的文字中，荀子用“数”与“义”的范畴对经典的研习做出了路径与目标的区分。其中，“数”为治学的路径，是“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即从《书》《诗》入手，或读《春秋》，或学《乐》，最终以《礼》统摄。由此达到的“义”，即儒者治学的宗旨或目标，则是“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不仅如此，荀子还指出，尽管研习的经典数量与内容是有限度、有止境的，即“学数有终”，但对圣人境界的追求则是无止境的，即“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从而赋予了成圣追求的永恒性意蕴。(www.xing528.com)

在荀子看来，为实现“成圣”的目标，在研习经学时，士君子不应停留于“入乎耳，著乎口”的听讲层次，而应该内心觉悟，身体力行，最终落实在德行与践履上，这才是所谓“君子之学”。经学具有“美其身”的功能，注重践履和德行的特征昭然若揭。

到汉武帝“表彰六经”，开启经学时代后，两汉的今古文经学虽然都很重视经典解说，但仍然是将德行层面的践履视为经学的本质内涵。如，东汉权威的经学“百科全书”《白虎通·五经》在解释孔子为什么“定五经”时，说：“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迟，礼乐废坏，强陵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圣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将五经的主旨规定为“行道”与“行其盛德”。它还进一步指出：“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经”学习是“成其德”，显然不是纯粹的知识学习，而是要将经典学习落实到自觉的成德实践之中。

到宋代，儒家学者标榜上承孔孟“绝学”，主张圣人传“心”，强调“精体实践”，体用合一，在经学内涵上提出“体”“用”“文”的三分。“体”，即经学所传承的圣人之道；“文”，即经典解说层面的知识凭借；“用”，则是立足于圣人之道而实现成己成物。这种对于经学内涵三分的认识，同样凸显了经典解说不是经学的全部，经学主要的内涵在于践行而进德的“体”与“用”层面，即“德行”的践履上。

根据体、用、文三分的经学内涵，宋儒还对孔门 “文、行、忠、信”的“四教”进行了新阐释。在宋儒以前，“四教”中的“忠、信”多被认为是就外在的行事而言，但自程颐以后，宋儒普遍将“忠信”并称，并视其为“文”“行”之“本”，从而将孔门“四教”变成了三部分，且主次分明，内外有别，经学由行进德的实践内涵也就揭示得更为明显。

从先秦的孔孟荀，到两汉经师，再到宋代的程颐、朱熹等儒家学者，无不强调孔门“德行”一科，强调经学的“精体实践”特征。因此，经学的内涵虽然包括经典解说的知识形态，但这涉及的仅仅是经学的“文”的层次，即在理论形态上的治学路径和方法问题，远没有揭示出经学在实践层面上“终乎为圣人”的宗旨与目标。但自近代以来，从知识形态的角度来揭示经学的内涵却已成为学术界的基本观点，即认为经学就是对儒家经典进行注释解说和阐发经义的学问。这种经学观以知识形态取代了经学最为核心的实践形态，以偏概全，歪曲了经学的本真面貌。

经学内涵上出现这种以偏概全的错误认识，主要根源于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的知识论立场。在近代西学知识论立场上，中国现代学术逐渐建立。因此，在以知识论为特征的现代学科视野下，作为客观的认识对象，经学遂被看作是关于经典文本的考辨和解说，从而形成了这种知识形态的经学内涵观。但要回归中国古代学术的本真形态，就必须打破西学的知识论立场，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揭示经学的本质。

因此，从经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出发，我们认为，经学是指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解说、阐述，在日用行常中实现对尧、舜、文、武等圣人之道精体实践以进德成圣的学问。这样理解的经学，不仅揭示了经学所含有的对于儒家经典的解说、阐述的知识形态特征，还进一步揭示了经学强调践履进德的独特实践内涵，体现了孔门“四教”重德行的实质和荀子所揭橥的“终乎为圣人”的经学目标，与经学的历史本真面貌相统一，避免了西方知识论立场在经学理解中的偏颇之弊。

自近代以来，学术界从知识形态的角度理解经学，把经学仅仅视为解说、阐发儒家经典的学问，也就特别强调经学的时代性和历史性特征，从而较普遍地认为，经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和消亡而终结。但打破从知识论角度理解经学的限制，强调经学所具有的践履进德以成圣的实践本质就可以发现，经学在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特征的同时，还有更为重要的超越性和开放性的一面。

因为儒家所法的“圣王”有“尧、舜”与“文、武”之别，前者代表的是大同理想，这是儒家的最高纲领，后者代表的“小康”目标则是儒家的现实任务。而且，即便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经学的大同理想也还是被不少儒者所继承，如汉代的今文学家，他们在理论上提出了一整套关于社会平等的变革方案，在行动中也涌现了赵绾、王臧、眭弘等舍生取义的实践者，从而展现了经学所具有的超越性和开放性特点。

因此，以践履进德成圣为目标的经学，就不仅仅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它也可以与现代社会的民主、科学相结合，经由创造性的转化，提升公民的道德品质和理想境界，在现代社会实践中重新焕发新的文化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