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骈文和散文：中国文学史中的亮点

李商隐十六岁就能作古文，所写《才论》、《圣论》已为人所知。十七岁入令狐楚幕，从楚学作骈体章奏文字。后又“恣展古集，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间。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樊南甲集序》）。李商隐的四六文，其源出于庾信。既学得他的“章造次之华，句挟惊人之艳，以磔裂为工，以纤妍为态”（朱鹤龄《新编李义山文集序》）。也学得他的“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戏为六绝句》），或侃论正辞，有风情张日、霜气横秋之慨。如其《为濮阳公与刘稹书》，劝刘稹不要拥镇自立抗拒朝命，在书中晓以利害，将其种种侥幸心理一一破除，出言说理即有高屋建瓴之势。而行文“言不避烦，理在易了”，既不迭用典故，也不语求藻丽，大有陆贽骈文之风。其《为濮阳公陈情表》、《上令狐相公状》、《献侍郎巨鹿公启》以及《上河东公启》，由于告语对象和所言之事特别，故频频用典，语词典丽，又是一种风貌。如《上河东启》婉谢柳仲郢为其续弦，自道当下心情：

某悼伤以来，光阴未几。梧桐半死，才有述哀；灵光独存，且兼多病。眷言息胤，不暇提携，或小于叔夜之男，或幼于伯喈之女。检庾信荀娘之启，常有酸辛；咏陶潜通子之诗，每嗟漂泊。

出语伤感味重，一如其诗。其中说妻子死后儿女年幼可怜，与其诗《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与因寄》说“嵇氏幼男犹可悯，左家娇女岂能忘”，都是借用典故叙事抒情，只是文中连用四典，繁缛过于其诗。

和善于用诗表达悲愁之思相关，李商隐作四六文，亦以抒情见长，最擅长的是诔奠之文。诸文之中，最感人的是《祭小侄女寄寄文》。文中有云：

正月二十五日，伯伯以果子、弄物招送寄寄体魄归大茔之旁。哀哉！尔生四年，方复本族，既复数月，奄然归无。於鞠育而未申，结悲伤而何极。来也何故，去也何缘。……寄瘗尔骨，五年于兹。白草枯荄，荒涂古陌。朝饥谁抱？夜渴谁怜？尔之栖栖，吾有罪矣。……自尔殁后，侄辈数人，竹马玉环，绣襜文褓，堂前阶下，日里风中，弄药争花，纷吾左右。独尔精诚，不知所之……呜呼！荥水之上，坛山之侧，汝乃曾乃祖，松槚森行，伯姑仲姑，冡坟相接。汝来往于此，勿怖勿惊。华彩衣裳，甘香饮食，汝来受此，无少无多。汝伯祭汝，汝父哭汝。哀哀寄寄，汝知之邪？

此文为祭奠四岁死亡的小侄女而作，写得凄婉动人。文中言及“伯伯”对死者的担心、思念、叮咛，出语如同与活人对谈，句句亲切、自然，易道易晓。行文完全不用典故，散句多于对句。即使句作对偶，也是语求平易，多数大体相对而已。不但与《重祭外舅司徒公文》出语长短皆作偶俪大异，也与《祭裴氏姊文》出语典雅不同。显然，其文风如此，与作者注意到受语对象特点大有关系。(www.xing528.com)

李商隐幼习古文，但古文观念与韩愈不同。韩愈倡导古文，不但主张古文艺术精神以儒道为宗，还特别强调习古文者志于古道，惟儒道是遵。李商隐却说：“始闻长老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耶？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上崔华州书》）李商隐为文不惟儒学是从，不爱攘取经史，不赞成“为文必有师法”，自是对韩愈古文主张的颠覆。其原因与他笃信道教而喜好道学有关。他赞扬李德裕文才之高，就特意称其“矫枉则黄冶之赋兴，游道则知止之篇作”（《为李贻孙上李相公启》）。又在《元结文集后序》中说：“论者徒曰：次山不师孔氏为非。呜呼！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百千万年，圣贤相随于途中耳。次山之书曰：‘三皇用真而耻圣，五帝用圣而耻明，三王用明而耻察。’嗟嗟此书，可以无书。孔氏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耶！”元结为政、为人、为文的指导思想，含有道家思想成分，但主体仍是儒家思想。李商隐有意放大元结尚道非儒的倾向，有为自己修身治学不违其“道”张目之意。因为他说过：“兼之早岁，志在玄门；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上河东公启》）不过他的非儒尚道、不重师法，从理论上说，对散文创作艺术精神、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是有益的。

李商隐不赞成韩愈倡导古文的基本主张，但对韩文艺术评价很高。所作《韩碑》既肯定韩愈《平淮西碑》的识见美，又称赞它“句奇语重”、“文成破体”（即破除朝廷文告常用的四六文体），兼有《诗》、《书》之美。在创作中，他也乐意吸收韩文创作艺术经验。不但用于散文，还用于骈体。其《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从武宗即位、起用李德裕说起，即学韩愈《平淮西碑》起首从宪宗和裴度决策写起的方法。另有一些向友人抒发愤世情绪，述说不遇之慨的散文，表现出急切的用世之心和功名欲望，说得坦率直白，也有和韩愈同类文字风格相近者。其《别令狐拾遗书》，极言“市道交”之可恶，谓己与对方“当誓不羞市道而又不为忘其素恨之母妇”，一句“真令人不爱此世而欲狂走远飏耳”，将其愤世、厌世之情倾吐无遗。又《与陶进士书》，写他应博学宏辞科考试为有司所黜的牢骚。先是大谈“所谓博学宏辞者，岂容易哉”，再说：“私自恐惧，忧若囚械。后幸有中书长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乐曰：此后不能知东西左右，亦不畏矣！”反话正说，越是说他庆幸为“中书长者”“抹去之”的“大快乐”，越显出其愤懑之深。此类文字与韩愈作不平之鸣的古文，在表现现实人生方面是相通的。只是韩文既鸣己不平，更多的是为他人鸣不平，李商隐的散文却只写自己的不遇；又韩文鸣不平，艺术手法多变，善于抑遏蔽掩，李文因作书体，多直言尽言，且爱叙述过程，絮语较多。其《李贺小传》，特记贺姊所说李贺死后升天故事，从选材角度言，亦与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有相似处。皆能以意蕴深厚的虚有之事作实录内容，以突出人物本质特征。由于故事浪漫、凄美，加上描叙生动，不单增添了传记的文学味，更显出传主生前遭遇的可悲。从章法上看，叙说故事是为了引出作者的慨叹。慨叹语云：

呜呼！天苍苍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宫室、观阁之玩耶？苟信然，则天之高邈、帝之尊严，亦宜有人物。文采逾此世者，何独眷眷于长吉而使其不寿耶？噫！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长吉生时二十七年，位不过奉礼太常，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

读此很容易使人想到《史记》中的伯夷列传。文中连用两叹词和六次使用疑问词“耶”，反复慨叹，反复质疑，议论、慨叹的是李贺为天帝所召事，也带出作者作为“才而奇者”而不遇的感慨。李商隐说他厌恶“为文必有师法”，从此传却可看出他于《史记》所得甚多，只是他对《史记》传记艺术经验的应用颇为灵活。又，其《元结文集后序》，结构形式、表述方式都是学杜牧的《李长吉歌诗序》。杜《序》从九方面描叙贺诗之美，李《序》即从元文“绵远长大”、“疾怒急击”、“详缓柔润”、“正听严毅”、“碎细分擘”、“总旨会源”六方面入手，描叙其审美特征。只是所用比喻过于烦琐，喻体形象繁复，语欠亮丽。其想像之怪特、用语之深奥，实是有意学元结古文之奇诡。可见李商隐为文，不但愿意而且善于取人之长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