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光、临洮战役初探介绍

在中法战争的后期，清军陆路战场方面，曾经出现过两个差不多同时而又十分重要的战役，这就是著名的镇南关之战和宣光、临洮之战。镇南关之役前人已有不少文章、专著详细论述，而宣光、临洮之战却很少为人涉猎，未能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为此，本文试就宣光、临洮之战作个粗浅的介绍与分析，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一、战前形势和双方部署

1884年夏季以后，随着法国在军事上咄咄逼人的进攻和清军在马江海战中的失利，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抗法斗争浪潮的推动下，清政府不得不于8月26日（光绪十年七月初六日）颁布“上谕”，下令正式对法宣战。一方面，清政府调遣抗战派将领、原山西巡抚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以接替张树声，并采用了张之洞“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为实济”之策（《中法战争》二，第142页），赏加吏部主事唐景嵩五品卿衔，令他迅速招募四营粤勇出关，联络刘永福，与黑旗军合力成为犄角之势；同时又给刘永福以记名提督简放，赏戴花翎，令他和唐迅图恢复北圻；还令张之洞赶紧筹办粮草、军火、银饷，以接济黑旗军与滇军。另一方面，清政府命令云贵总督岑毓英、广西巡抚潘鼎新立刻督率所部，星驰前进，速赴戎机，进规北圻；又遣原湖南提督鲍超招募楚蜀丁勇21营出川驰赴云南，择要驻扎，为滇军的后继之师，随时准备增援东西两线。

法国方面，马江海战以后，继续对中国进行军事讹诈和政治诱降的政策。正如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给茹费理的信中写的：“必须我们有决定性的胜利，证明我们是东京及台湾局势的主人，商议始有成功的希望。”（《法国黄皮书》第136号）而茹费理也对巴德诺说：“我决意以强力的行动来回答议会的信任及国家的忍耐。”（《法国黄皮书》第152号）对此，法国一方面利用赫德进行调停，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加紧诱降活动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趁机调整了对华军事部署，撤销了海军北上攻占旅顺的计划，转而采取炮轰基隆炮台，封锁台湾海峡，并占领我国澎湖列岛的方针。陆路战线，由于黑旗军控制了红河通向云南的咽喉，所以法军便把主要矛头集中在广西东线方面。1884年9月8日，法国总统任命波里也将军为远征军总司令，以接替米律。11月28日，茹费理操纵法国众议院，经过4天的辩论后，不但批准了1884年1600万法郎的军事开支，而且以342票对170票，通过4300万法郎作为1885年第一季度的军事拨款的提案。

国际方面，英、美、俄等与法国呈现出既争夺又勾结的状况。他们都怕法国在军事上的进一步胜利和扩张，会削弱自己在华的权益，特别是怕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继续高涨，引起中国的国内革命，危及西方各国在华的整个侵略利益，因而急不可待地充当“调停人”，帮助法国对清政府施加压力。

这些调停活动，虽然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不断地进行，但由于法国侵略者为继续坚持扩大其侵华要求，欲壑难餍，无法满足其贪婪的胃口。而中国方面，由于马江海战之后，全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如火如荼，不断高涨，迫使主和派的卖国投降活动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这样，在1884年的秋季以后，便出现了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转守为攻的新局面。

具体部署上，东线方面，1884年8月29日，唐景嵩招募四营粤勇，号广东景字营，携带接济黑旗军的饷银2万两，9月13日由龙州拔队出关，经牧马、苏街，于10月29日抵沾化，11月24日与黑旗军会师于离宣光仅30华里的三江口，控扼了宣光通向河内的唯一水路。其他桂、粤主力部队，分东西两路，于9月20日前后出镇南关，以阻遏法军的进攻。

西线方面，滇军从河口、马白关两路入越。河口方向，山西、北宁战后，黑旗军已驻防文盘州、大滩一带。1884年8月20日，岑毓英在保胜古林菁接到进军北圻的命令后，立即派遣驻守大滩之滇军游击张世荣、梁松生，带领2500名滇军，配合刘永福向北圻重镇宣光进军。又命驻防河口之记名总兵覃修纲，率领3000名滇军，后继应援。9月25日，岑亲率大军出保胜下文盘州，会见刘永福，传达了清政府对刘的嘉奖，并接济了黑旗军一批军械弹药。在滇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驻馆司关之法军怕腹背受敌，于10月1日夜将关上炮台营垒全部焚毁，撤回宣光。滇军、黑旗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馆司关后，随即乘势占领春岭总、同安总、趁岭洞、该真社等地，从陆路上截断了宣光与各地的联络，包围了法军北圻西线的据点——宣光城。除重兵包围宣光外，滇军一部分由记名提督吴永安、邹复胜率领，另一部分由记名总兵覃修纲率领，分别攻取兴化附近之清波、夏和、锦溪等县和临洮、端雄各府，以扫清宣光周围之援敌，牵制住敌人。

另一路滇军，由记名总兵丁槐和记名提督何秀林率领，共6500余人，由河阳直趋宣光，与唐景嵩、刘永福会合。截至1884年底，投入西线第一线的滇军、黑旗军人数为2万人左右。在地域分布上，宣光省属之安平府、陆安州、沾化州，及宣光城外之连山、同安、中门、安岭各总，以及兴化省属之镇安、文振、安立各县，山西省属之夏和、清波两县，均被滇军收复。

法军方面，投入北圻西线的兵力为25000人左右，除宣光有守军1万名外，其余均分别盘踞在家喻关、端雄府、临洮府、兴化、屯鹤等一些孤立的据点中。

在地理位置上，宣光位于越南北圻中部，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城的西、南、北三面，有陆路可达河阳、高平、太原、端雄、山西等地；城的东面，是锦江和明江（即清水河）的汇合处，顺流而下，便与红河交汇，经河内、南定出海。从军事上看，该城依山傍水，易守难攻，形势十分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城中有山耸峙，上设炮台，居高临下，雄踞要津；城之四周，筑有高大厚实的城墙，外有护城河，并有数层竹林掩蔽；其西、南、北三门又有炮台，上置大炮，控扼通衢，而东门则是明江天堑，有险可恃。对法军来说，守住宣光，就等于守护住了河内的屏障和门户，同时也就阻止了东西两线清军的会合；对清军来说，攻下宣光，便可乘势直下山西、太原，与东线清军会合，再克河内，从而收复整个北圻，并进而向越南中部、南部进军。因此，宣光之战便成了中法战争在后期的一个焦点，对中法双方来说，都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战役。

二、揭开战幕

滇军、黑旗军、景军包围了宣光之后，孤守宣光之法军龟缩城内，不断向河内求援。1884年11月8日，河内法军派兵轮1艘，拖带东京木船3只，满载兵员，溯江而上，准备支援宣光。驻左旭一带的黑旗军领袖刘永福，得知消息后，随即率领黑旗军战士埋伏于江岸的丛林内，待法国兵船一至，两岸炮火枪弹齐向法船轰击，当即打死法军60余名，俘获木船3只。

隔了两天，即11月10日，又有法国兵轮两艘，拖带东京木船4只，满载兵员，由河内驶向宣光。黑旗军、滇军又按计划部署，埋伏于河的两岸，待敌兵船驶近，猛烈的炮火齐向敌群轰击，击毙法军200余人，夺得法船4只，大获全胜。

11月8日、10日两次狙击战之后，黑旗军鉴于敌人不断从水路支援宣光，于是决定在左旭沿江两岸500多公尺的地带增筑炮台，并在炮台附近的大榕树上设置瞭望所和指挥所，形成了一条法军称为难以逾越的“可怖的防线”。又将前后夺获的7艘木船全部装石填河，以阻止敌轮直达宣光。11月12日，法军再次纠集兵轮4艘，拖带东京大木船7只，满载法军500余人，并配有格林炮、开花炮多门，气势汹汹地向左旭驶来。早有准备的黑旗军，待法船一到，立即开炮迎头痛击。法军亦用开花炮、格林炮还击。战斗十分激烈，双方相持达两个时辰之久。法军伤毙及落水溺死者不计其数。黑旗军亦阵亡18人，伤63人。最后法国兵轮抵不住黑旗军的猛烈攻击，割绳弃船逃生。黑旗军追赶一程，俘获木船7艘，生擒法军12名，以及大量的法军旗帜、衣帽、枪械等物。

11月12日黑旗军截击法船大获胜利之后，又继续装石填河，以截断法军的水路。不料14、15、16三日连降大雨，河水陡涨数尺，河内法军乘机派遣“暴风号”“倔强号”“闪电号”等大兵轮5艘，以及商轮“山西号”，组成舰队纵队，下辖4个陆海军中队，一个海军炮兵分队，一个伪军分队，在杜深尼中校和布几埃大队长的指挥下，由兵轮拖带大木船20余只，满载军火粮食和2000余名士兵，逆水而上，于11月18日到达左旭。次日黎明，法船进入伏击圈，黑旗军立即向法军发起攻击，法军抵抗了12个小时后，被迫后退10余里。20日凌晨，法军再次冲到左旭附近，强行登岸。伏于地营内的黑旗军战士，用密集的炮火，向登岸的敌人猛烈射击，击毙法军百余人。法军恼羞成怒，派1000余人绕至黑旗军后面，腹背夹击黑旗军。黑旗军英勇无畏，分路迎击敌人，又毙法军四五十人，而自己也受到了很大损失。趁黑旗军稍事休整之机，法军便跳上轮船，开足马力，冲到宣光城下，与城内法军会合。

11月24日，唐景嵩的前锋部队，与黑旗军的黄守忠、吴凤典部会师于三江口。12月21日凌晨，宣光四周大雾茫茫，伸手不见五指。城内法军乘机出城，直扑驻守在同安总的黑旗军吴凤典营。相距9里的唐景嵩右营游击谈敬德闻讯后马上率领一百余人前往驰援，刘永福也由连山总赶至，与法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白刃战。这一仗，从辰时到未时，鏖战了整整8个小时，毙伤法军一百多人，清军方面也付出了差不多相等的代价。

经过这几次战斗，法军便由战略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清军则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清军在粉碎了法军的增援和反扑后，控制了通往宣光的水陆要道，包围了宣光城。

三、宣光包围战

1884年12月23日，唐景嵩、刘永福两位抗法名将，在宣光城下相见。隔了两天，丁槐率领的13营滇军，也由河阳赶至，实现了滇、桂、黑旗三路大军的会师。当时负责三军的总指挥为西线的清军统帅、云贵总督岑毓英，行辕设于馆司。三军经过协商，确定由刘担任堵河打援，丁、唐合力攻城的作战方针。

参加宣光包围战的清军，计有唐景嵩的9营，丁槐的13营，黑旗军的12营，何秀林的3600人，共有兵力15000余人。

法军兵力10000余人，配有格林炮、开花炮多门。城内山上、城墙高处及城之西南角均设有炮台。城东门由法军数百人驻守，门外河中有数艘炮舰往来逡巡。城南门外为法军大寨，也有数百兵丁驻守，以护卫西南方向的炮台。

根据法军的布防情况，景字营于城北二里处下寨。指挥所设于距城七里的中门总。丁军于城南二里处扎营十余座，何军在宣光与左旭之间的清水沟扎营。营垒既定，丁、何、唐三将立即召开军事会议，作了战前的行动部署，决定由丁军作主力，进攻城南之法军大寨；景军则负责专打敌之援军，并进攻西南角之炮台，以牵制敌军；何军则往返于宣光、左旭之间，准备随时策应丁军与刘军。

1885年1月26日凌晨，景字营二营潜往西南炮台埋伏，其余由唐景嵩亲率右营营官谈敬德等由北门绕道至东门。丁军乘敌不备，攻占了法军城南大寨，放火焚毁了敌人的巢穴。东城法军急忙开门往救。谈敬德见南门火起，料想丁军已经得手，于是下令鸣角骤进。出城法军恐东门有失，乃不救南门而回头专击谈敬德军。顿时敌在城头、山上和城外江中之炮火一齐猛烈向景字营轰击。景字营三面受敌。谈敬德等伏岸力战，也用猛烈的炮火回敬敌人。正酣斗间，忽然一颗子弹飞来，打中谈的大腿，谈骨折腿断，血流如注，不能行走。他坐于地上，仍然负痛指挥战斗。前营哨官王定盭急呼亲兵过来抬救，并对谈说：“您快退下，这里由我替您指挥作战！”谈坚决地说：“我和大家生死与共，不能退！你不要管我，快和弟兄们一块去消灭敌人！”王定盭只好忍痛留下自己的战友，奋力挥刀向敌冲去。没走多远，他被敌人的枪弹打穿腿骨，倒地，跃起，又冲向敌人。又被敌人的排枪击中，最后倒于血泊之中。此时，谈敬德也被敌人的炮弹轰裂胯下，壮烈牺牲。

滇军方面，1月26日黎明，丁槐分兵三路，进击南门外的法军大寨。法军仓皇应战，在滇军的猛烈攻击下，死伤百余名，随即弃寨溃散。滇军放火烧了大寨，乘胜进逼城下。城中山上及西南之炮台法军，见滇军得寨，便一齐用开花炮向滇军轰击，炸死丁槐亲兵十余人。丁仍督饬各军有进无退。直到天晚，法军死伤甚重，大败入城。丁槐一面指挥滇军继续扎营围攻，一面派人与桂军联络，请唐景嵩务必拖住东门法军，不可后退，因此时南寨已得，如桂军一撒，敌人必救南门，那么南寨也就有得而复失的危险了。因此，尽管桂军伤亡很大，仍以大局为重，继续坚持战斗，死死拖住东门敌军。此时南门大寨被滇军击溃的法军，纷纷乘船往东门逃遁，但遭到桂军炮火的拦截，又死伤百余人，剩余的又被扼守在下游的何秀林与刘永福全数歼灭。

围城第一仗，基本上达到了联军的初步目的：攻克南寨，孤立西南炮台，拖住东门守军。这一仗，敌人伤亡四百余人，逃散五百余人，击毙法国五画一人，一画二人，使城中守敌“大挫锐气”。

联军围城的第一步，即攻克南门法军大寨的目标实现后，第二步便是如何夺取城西南角炮台的问题了。但是，由于敌人利用其火炮的优势，因而联军的几次进攻都未能奏效。在密集的炮火下，滇军、桂军由于没有掩体，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枪炮之下，不仅伤亡很大，而且很难接近敌人的炮台。对此，丁、唐、何三将再次共商破敌之策。丁槐建议三支友军分工合作，用“滚草法”破敌炮台。（“滚草法”，云南人又叫“滚草龙”，它是滇军在实战中之创举。其方法是：在离敌人炮台或堡垒几百丈外可隐蔽的地方，掘土为垛，隐蔽数人，挖沟开濠，再结草把数万束，由人持行濠中，不断滚掷前进，以避枪弹，进逼炮台。）丁的建议，得到唐、何的支持，并确定丁、何两军担任开沟挖濠，唐军担任结草、滚草的任务。

1月28日午夜，滇军在离敌炮台二百丈处开始掘土挖濠，桂军结草、送草递进。丁槐、唐景嵩二将坐镇指挥。一连三天，两军都夜以继日地不停工作。1月30日，挖濠滚草到离敌炮台仅数丈远的地方。当日凌晨，部分桂军伏于东门，以防城内之敌出援，滇军主力及少数桂军则伏于濠中和法军炮台之侧面，准备向敌发起攻击。8时左右，滇军、桂军鼓角齐鸣，杀声大震，两路纵队像两支利剑直向敌军炮台插去。炮台和城垛上的法军急用炮火拦阻，但挡不住滇军的凌厉攻势，只得弃下大炮、粮食、辎重等物，夺路向东门飞奔逃去。滇军杀进炮台内，全部歼灭了尚未来得及逃窜之守军，并和桂军一起，穷追逃散的敌人。这一仗，联军不仅夺取了敌人的炮台和扫清了宣光城外法军的全部营垒，而且打死敌军五六百人，活捉二百余人，救出难民一千余人。史书记载，这次战斗“天容惨淡，地血横流”；“两军（滇、桂军）迎击逸虏，枯草为红。”（唐景嵩：《请缨日记》）

联军攻占法军的炮台后，各营紧逼城墙下寨，滇军扎于南门和西门，桂军扎于北门。此时两军面临的任务是攻打城池的问题。起初，桂军用竹梯、草捆攻打北门，伤亡较大，后滇军建议用地道、地雷战术破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作战方案仍采用兵书上“奇正相生”的老办法，滇军作为主力进攻，桂军为偏师进行配合。计议已定，两军一面挖掘地营，深沟高垒，以防敌人出击；一面又日夜开凿地道，直通城墙，再实之火药、地雷，以炸毁城墙。

法军方面，自炮台失陷后，宣光的西、南、北三面均被围困，仅东门临河未能合围，但有何秀林、刘永福、黄守忠扼守，舟楫不通，只好坚守待援。他们除了在城之四周赶修工事，增筑炮台外，还仿学滇军办法，开挖地堡地营，又拆毁大量民房，树立栅栏，以作退守之计。此外，他们胁迫城中数千居民，上城墙抗拒清军。

1885年2月12日，丁槐派李福兴等在城之西南角开挖地道十余处，装满火药后施放，将城墙轰塌十余丈，伤亡敌军数百人。丁槐、何秀林趁机急率所部向缺口冲去。不料城中守敌蜂拥而出，拼死力拒，土山和城垛上的枪炮一齐向滇军轰击。滇军副将衔游击何天祥、守备王世兴等相继阵亡，士卒伤亡者百余人。由于进攻受阻，滇军不能冲入城内，只好在缺口处扎营，和法军对峙。

2月22日晨，滇军挖成地道三条，装满火药后，先点燃一处，诱敌来守缺口时，又点燃距缺口不远的两处。只听霎时晴空霹雳，砖石横飞，山摇地动，当场炸死法军两三百名。丁、唐、何三将乘势督队三面齐进。法军的第一道防线——城墙崩溃后，便利用城内新挖的地营濠堑负隅顽抗。联军因敌军炮火猛烈，不得已下令收军。

2月23日，联军商议，由丁、景二军攻取一处缺口。景军右营哨官赖朝荣、邹全鸿自请担任先锋。他们挑选了30名精壮勇士作头等先锋，又拣得二等先锋50人为后继，并立下军令状：“不拿下宣光，决不回营！”24日清晨，30名头队勇士没有等到发号攻击，便率先直奔缺口而去。他们大声呼喊，猛抢登城；赖朝荣、邹全鸿随即督领二队50人继上。由于敌军早有防备，顿时枪炮大作，首先登城的30名勇士牺牲24人，生还6人，邹全鸿亦受伤被抬回大营。当天下午，唐景嵩再次函约丁槐、何秀林，准备当晚继续攻城。景军再派赖朝荣挑选头等先锋50人，二等先锋150人，大队500人在后接应。唐还传令全军：“有奋勇者报名，兵勇敢带队押队者给军功牌。”传令官话音未落，只见营中走出一个威风凛凛的红面大汉，高声叫道：“主事大人！伍某虽然不才，愿带弟兄们前去攻城，战如不胜，甘当军令！”众人视之，原来是右营新近从勇丁里提拔起来的差官、云南人伍义廷。

伍义廷领下军令后，唐景嵩即委任他为队长带队前行。接着，唐的亲兵什长、广西人姚纪昌、覃启发，哨官赖朝荣等，也不甘落后，纷纷报名，愿押队同行，唐亦委任三人为副队长。当晚，众军列队营门，丁、唐、何三将勉励说：“不得城，毋来见！”随后景军、丁军、何军分三路强行进击城墙缺口，三位将领则坐于西南角炮台下指挥战斗。城中守敌早于缺口处广置木栅、土垒、地营，排列好开花炮、格林炮以待清军。敢死队队长伍义廷一手持枪，一手挥刀，率领头等先锋50人奋力登城。他在倒塌的城垛上枪击刀砍，连杀法军数人，砍死敌开花炮手二人，随后又冲入敌军地营，同敌人肉搏时壮烈牺牲。副队长赖朝荣率领二队战士刚登上城墙，就被敌军大炮击中，不幸阵亡。副队长姚纪昌冒着敌人的炮火，勇猛冲上城头，被枪弹射中前胸，倒于地上，同伴要扶他后退，他坚决地说：“统领有言，城不克，毋来见！”忽地跃起，再次向敌群冲去，又被敌人排枪击中，他大喊一声，坠入濠中死去。另一名副队长覃启发亦受重伤，被抬回大营。这次战斗，联军三进三却，有的刚刚登上城墙，就被敌人炮火击中；有的冲入敌人地营，同敌肉搏时壮烈牺牲；有的还未接近城下堑濠，便死于乱枪之中。队长四人，亡三伤一，其余两百名敢死队勇士，几乎全部壮烈殉国。

2月26日，丁军、何军再次各挑勇士200名，涂朱额为记，后退者斩；景军亦挑队200人，以参将邓有忠、什长汪鼎臣带队，什长覃启发、赵全红押队。唐置酒营门，请四位队长上坐，勉励他们奋力拼搏，拿下宣光。当晚四鼓，何军施放地雷后，三军分路齐奔缺口。伏于城中之敌倾巢出动，负隅顽抗，接连打退了清军的各路进攻。战至鸡鸣，清军力攻不入，不得已退回地道。此仗，邓有忠、覃启发、汪鼎臣等均受重伤，滇军将士亦伤亡不少。

从2月22日到2月26日连续几天的攻城战斗，由丁、何、景、刘四支友军组成的联军，同仇敌忾，团结合作，前仆后继，英勇奋战，消灭了法军的有生力量。据河内法国官方统计，此次攻城，法军伤亡不下2000余人，统军官茂连拿矨被清军击毙，余下军官被杀者30余人。城中汲樵已断，粮弹将尽，士卒个个心惊胆寒，惶惶不可终日。为了解脱困境，宣光法军不得不多次用竹筒、玻璃瓶装着书信，上插小旗，投入红河，顺水流出，向河内法军告急求援。东线的法军获得宣光的求救书信后，随即调兵遣将，分军增援西线之宣光。(www.xing528.com)

扼守河内与宣光间水路咽喉的黑旗军，在截获法军的求救书后，知河内法军必来援救，于是将计就计，在左旭一带设下了庞大的地雷阵。刘永福一面派人前往河内，打探敌人的动向，并于沿途多设情报网点，以通消息；一面在左旭山上加固几座大炮台，增设8座小炮台，台下开挖地道，台上绕以矮树，船炮既不能及，陆地大炮亦难击中。此外，刘又命令部下，赶造大木箱500个，每个装满火药40斤；又取干薄大竹数百条，中小竹数百条，皆装满火药，使木箱、竹筒连环相并，埋藏在大路两旁和江边之地，上用茅草泥土伪装，使敌不易察觉；地雷四周，再密布火箭数百支，火器、地雷多件。布置就绪，又授计部下如此如此。

3月2日，法军前敌5000人，在统兵官几阿凡利的带领下，由屯鹤关溯流而上，分两路向左旭侵犯。他们在大炮的掩护下，向黑旗军阵地凶猛扑来。黑旗军前锋早有准备，随即开队迎敌，攻杀一阵后，便诈败后退。法军一时得意忘形，挥师大进。待全部进入设下的地雷阵后，忽然轰天一声巨响，地雷相继爆炸，势如山崩地裂；四周火箭、火炮也像骤雨般地射向法军。法军登时被炸成肉泥，烧成灰烬，逃出者仅四人而已（胡传钊：《盾墨留芬》）。

法军全师覆没的消息传入河内后，整个城市为之震动。河内法国全权大臣“吓得魂不附体，然怒气到极”，立即又派出法国远征军总司令波里也将军率领的第二队人马，共5000人，火速奔赴左旭。刘永福率领大队人马出迎。两军交锋，初时互有伤亡，胜败未分。战至下午，黑旗军子弹渐渐告罄，又无援军，而法军却有增无已。黑旗军力不能支，吴凤典营、朱二营、刘绍经营相继被法军攻破，伤亡百余人。刘永福见3营已破，弹尽援无，被迫退回十余里外之清水沟连山总。有一黑旗军战士，坚守火药库，不肯后退。当法军大队蜂拥而至时，他沉着镇静，不慌不忙地点燃了火药库，炸死法军40余人，自己也因此为国捐躯。

波里也侵占左旭后，乘势与宣光守敌会合。滇军、桂军腹背受敌，粮又不继，于是撤了宣光之围。3月3日，唐景嵩所部桂军退回沾化。丁槐、何秀林统率的滇军，亦于同日撤离宣光，分别退回离宣光十余里的中门总、同安总、连山总老营。从1884年12月11日至1885年3月3日历时73天的宣光包围战由此结束。统计是役，滇军、桂军、黑旗军前后伤亡不下4000余人，法军的损失约与此数相当。

四、临洮大捷

河内法国援军解了宣光之围后，同守城法军一起，向丁槐、何秀林的滇军老营频频发动进攻。但由于滇军多采用地营战术，因而法军的进攻都遭到了失败。1885年3月12日，法军主力部队在3艘军舰的护卫下，撤回端雄，随后又积聚了13000人的兵力，分三路向滇军反扑：一路溯流而上，进犯清波；一路由端雄攻柯岭安平；一路从缅旺入猛罗。其目的是想迂回包围滇军的主力，以减轻宣光的压力。

滇军方面，岑毓英除令丁槐、何秀林继续稳守老营，严密监视城中之敌外，又派民族军首领竹春、陶吴，以及道员汤聘珍、岑毓宝等，同刘永福一起，前往柯岭截击法军；派总兵覃修纲带领梁禹福、覃允华守清波；遣李应珍出临洮；卢得志、梁世龙等守夏和；黄建荣、岑裕均守锦西；王玉珠、黄功泳、汤宗政等出不拔县广威府；王永山往缅旺阻截法军进入猛罗。各路分头迎敌，打击法军。

战斗首先在缅旺揭开序幕。缅旺一地前接山西、兴化，后通三猛、十州，地形十分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现时为法军侵占。1885年3月9日，王永山率部突至缅旺。法军猝不及防，仓促应战。滇军奋勇攻击，打死打伤法军一百多人，斩获首级十余级，其余敌人望风逃窜，于是将缅旺收复，并乘势收复附近之清水、清山两县。

法军在缅旺溃败后，便集中兵力，由兴化上犯临洮，企图逆转战争的颓势。3月23日，法军分成南北两路，一路4000人包围山围社之李应珍、韦云青各地营，一路2000余人进攻柯岭浮桥。浮桥之清军早已布列成阵，专待法军。头阵为云南苗、瑶、壮族首领竹春、陶吴、徐恩、黄明、苏元礼等率领的1000余名民族军；二阵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三阵为汤聘珍、岑毓宝率领的滇军。三阵皆挖地营、濠堑，连环相扣，互为策应。是日9时，法军红衣大裤囊兵1000余人，并力进攻浮桥大庙的竹春头阵。竹春、陶吴率领各族战士，用自制的土枪、竹弩、大刀、杆子等原始武器，英勇地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法军人倦马疲，伤亡惨重，始终不能前进一步。此时作为第二阵的黑旗军，从敌后包抄了过来，并在浮桥的桥头派兵严密扼守，阻断了法军的退路。法军欲攻不入，欲退无路，四周皆被黑旗军、民族军团团围困，恰似瓮中之鳖，缩颈待毙。夜幕降临，黑旗军逐渐缩小包围圈，发起了攻击。这一仗，法军大败，遗弃的甲仗衣物“堆积如山”，尸首狼藉。

法军在临洮柯岭大败的同时，在山围社亦遭到了惨败。3月23日，法军4000人向临洮附近滇军的又一据点山围社发动了进攻。滇将李应珍、韦云青等沉着应战。他们在地营前设置了许多地雷火炮，待敌临近时，便扯动钉子火地雷，炸死炸伤法军多人。在23日、24日两天里，滇军接连打退了法军的五六次进攻。24日晨，滇军总兵覃修纲率领3000精锐前往驰援，从背后给了敌人狠狠一击。李应珍见援军已到，便率众冲出地营，前后夹击法军。他虽然受了枪伤，仍然身先士卒，奋不顾身，追杀法国五画军官1人，士卒多人。滇将韦云青、沙如理亦各身中数枪，但仍然坚持战斗，奋勇杀敌，先后击毙三画、一画法国军官各2人。其他官兵，见主将如此英雄，无不以一当十，扑击法军。

在滇军的不断冲击下，法军仍拼死抵拒，但经不住前面的李应珍、韦云青，后面的覃修纲等滇军的三路合击，到24日深夜，便全师覆灭了。统计是役，滇军共歼灭敌军近2000名，缴获洋枪、器械、食物、皮匣、红白衣帽1400件，地图、书籍数百件。滇军阵亡39名，将士受伤者120余名。著名的临洮之战，便以滇军、黑旗军的辉煌胜利，和法国侵略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结。

临洮大捷之后，滇军又乘胜前进，全面转入了反攻；法军则四顾不暇，首鼠两端，失去了还手之力。4月8日、9日，覃修纲带领滇军出不拔、燕毛各隘，与敌接仗，连破法军4座营垒。后又会同汤宗政等进攻枚枝关，阵斩法军数十人，生擒5人。法军败走，滇军遂破关收复不拔县。督带李应珍虽在临洮之战中受了枪伤，但仍鼓余勇，进攻盘踞在鹤江、越池之法军。法军弃营而走，滇军随后掩杀。追至江边，法军争夺舟船逃命，落水淹死者不计其数。于是鹤江、越池遂告光复。原驻宣光附近同安、中门、连山各总之滇军，此时也改变了原来“顿兵攻坚”的战略战术，除留何秀林、张世荣、杨国发继续监视宣光之敌外，又派丁槐率领奇兵，渡河出不拔、广威，直取宁平、南定、兴安诸省。

西线的形势是十分喜人的，东线的战况也很鼓舞人心，桂粤清军对法军展开了大反攻。1885年3月23日，即滇军临洮大捷的同一天，冯子材于镇南关大败法军，歼敌1000余名，军官数十名，取得了著名的镇南关大捷。但就在这时，清政府停战撤兵的命令下达了。

五、宣光、临洮战役的历史意义

宣光包围战和临洮之战，是中法战争中的两次重要战役，对整个中法战争的进程和中国近代史都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宣光之战，滇军、桂军、黑旗军包围法军70余日，虽然最后由于敌人援军的到来而功亏一篑，未能攻克宣光，但它的意义却不容忽视，正如唐景嵩所指出的：“城虽未克，虏受奇窘”，是“西人与中国眐兵以来，未有窘困如此者也”（唐景嵩：《请缨日记》）。因此，它仍不失为中国军队的一大胜利。可以这么说，宣光之战是中法战争的重大转折点，是清军转守为攻、由败而胜的重要标志和里程碑；而临洮大捷则是这次战役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们无论在战斗的规模、战役的意义方面，和镇南关大捷一样，都有着同等的意义。

第一，宣光之战，是中法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军队首次向资本主义国家军队进攻的开始。

从战略上说，它是中法战争由防御到进攻的转折点，而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它也开创了中国军队主动向敌进攻的先河。试问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有哪一次战争、哪一场战役，中国军队不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呢？然而宣光之战就不同了，中国军队破天荒地第一次对西方国家的军队举行了大规模的、长达73天的包围和进攻，几乎使敌人巢覆卵灭。史书说：“法自入中国以来，皆系扑犯官军，独宣光为受攻被困之始。”（唐景嵩：《请缨日记》）。其实，何尝不可以说，西方国家自入侵中国以来，皆系扑犯官军，独宣光为受攻被困之始呢。这个行动的本身，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是近代史上一个了不起的奇迹。而临洮之战，则是继宣光包围战后，滇军对法军展开的第二次强大的攻势。滇军、黑旗军不仅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地攻克缅旺、清水、清山、广威、永祥、鹤江、黄岗屯等十几个州县。其影响的程度，有人将它与镇南关之役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是中法战争后期同时开放、相互辉映的两朵并蒂花，是具有举足轻重、扭转整个战争形势的两大重要战役。

第二，它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粉碎了敌人想以越南为跳板进而进攻中国的阴谋。同时，它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对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斗争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推动。

马江海战后，法军骄横已极，气焰十分嚣张。战争贩子茹费理洋洋自得，认为过不了多久，法军就可以拿下安南，胁迫中国投降。他说：“我们运动的准备，胜利的迅速，证明了我们武装无可争辩的优越性。我们只须继续东京的征服并威胁中国的边境。安南人、黑旗兵与中国人的联盟，不足以障碍我们。”又说：“山西、北宁、兴化的胜利，使我们愈增自信，并使以武装抵抗我们的人沮丧。”（毕乐撰：《山西北宁兴化诸役》）然而，曾几何时，法国侵略者在宣光、临洮所遇到的，不仅是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而且是主动包围进攻他们，大败他们，使他们几至处于全师覆没的困境。他们不再是神气活现、不可一世、“所向无敌”的庞然大物了，他们以越南为基地继续侵占中国领土的计划也随之而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请看宣光被围后法军的狼狈相：“维时城中粮弹将尽，旦夕可拔，每闻哭声，而城虏终不张皇，更柝寂然，夜以电气灯巡堞数周而已。”（《中法战争》二，第176页）“城中樵汲已断，粮亦垂尽，教匪大半窜逸，贼势危蹙，伏匿待毙。”（《中法战争》二，第202页）法人自己也说：“法兵穴地而居以避枪炮，已阅三十六日，设再迟七日，援兵不至，必俱死矣。”（《中法战争》二，第205页）又说：“以今日之华军较二十五年前大相悬绝。此次中法交战，华兵勇敢异常，又有兵官善于管带，围宣城之法甚合欧洲军政书院所教习者，放枪炮均有准的，且储备子弹甚多。法军毙命不少。”（《中法战争》二，第206页）这是法军在经过严峻的事实教训后，对滇军、桂军的客观评价。

宣光的包围战和临洮大捷，对中国人民是个极大的鼓舞。战争期间，全国各地纷纷捐款赠物，支援和犒劳前线将士。特别是处于中法战争最前线的云南各族人民，为这次战争提供了大量的兵员、民工、骡马和资财，他们在战争中出力最多，承受的牺牲也最大，自然对于这两次战役的胜利感到格外的喜悦。直至20年后，云南人民还作歌称赞，表示要继承发扬当年滇军对敌英勇作战的精神，向为国捐躯的英雄们学习。这两次战役，在清政府的官员中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它打击了投降派，支持并鼓舞了抵抗派的爱国热情。一个法国的观察家写道：“在北京，一时失势的主战派，意气复壮；同时利用我们谅山的失败及援军的遣发，支持他们的论据，认为中国能以武力光荣地结束纷争，而这个纷争，我们并无诚意和平解决。主战派又重新宣传他们的主张，纠集同党，煽动舆论，以未来的重大责任使国家大员们畏缩。”（毕乐撰：《内阁的危机与初步协定的签订》）实际上，主战派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中华民族的爱国思想，它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在对敌斗争中逐步产生、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强大内聚力的精神因素，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最优秀的部分，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而在这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里，宣光、临洮的英雄们便为它注入了新的内容，增添了新的光彩。

第三，它直接导致了茹费理政府的垮台。

临洮和镇南关大捷，是东、西两线清军在同一天取得的重大军事胜利。1885年3月28日晚11时30分，西线法军统帅波里也把临洮法军的失利报告了巴黎。3月29日，巴黎得到东线法军统帅尼格里受伤、法军撤出谅山的“又一个严重且悲惨的消息”。这两个消息像晴空霹雳，震撼了巴黎全城，使法国陷入了一片惊慌混乱之中。巴黎人民纷纷集会、示威，高呼“打倒茹费理！”的口号，要求内阁立即辞职。3月30日晨，众议院开会，议员们齐声指责茹费理，并对他起诉，骂他是“国家的蟊贼”。茹费理成了过街老鼠，表现得十分的恐慌和孤立，“没有一个人起来说一句为政府辩护的话。内阁已不再有多数支持了”（毕乐撰：《茹费理内阁倒台》）。就在这一天，这个“共和国强力要素之一”的铁腕人物，不得不宣告下台。

第四，宣光包围战，是镇南关、临洮大捷的先声，它有效地配合了东路战场，为镇南关之捷铺平了胜利的道路。

在宣光之战打响的同时，法军已集中一万余名精锐，在东线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占领了谅山、镇南关，并侵入了我国国境。而当时冯子材的萃军未齐，“势难骤进”，勤军又新哗溃，广西震动，东线吃紧。为了减轻东线的压力，拖住并吸引法军，西线滇军、黑旗军和景军，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承受了“明知攻坚，兵家下策也，而事急不得不攻”（唐景嵩：《请缨日记》）所带来的重大牺牲。这样，东线的法军为了解救宣光，不得不分兵西向，派出了远征军总司令波里也为首的精锐主力去增援西线，从而迫使敌人在东线不能继续长驱直入；同时也就给了冯子材、苏元春以充分部署和反攻的机会，争得了宝贵的时间，为镇南关大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西线滇军的进攻，没有73天的包围战，那么，东线清军的境况就会困难得多，甚至将会出现一些令人意料不到的严重后果，自然也就不会有镇南关那样的重大胜利。正如唐景嵩所说：“我独一军致力于此，彼亦用全副精神抗护于此，未免毒聚一处，极难收效。”（唐景嵩：《请缨日记》）宣光之战为镇南关大捷铺平了道路，而镇南关大捷又为西线的临洮大捷开辟了前景。因为，尽管两个战役发生在同一天，但是，如果没有东线清军牵制并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敌“毒聚一处”的话，那么临洮之战就不会那样容易地取得胜利。

六、对宣光、临洮战役胜利原因的研讨

取得宣光、临洮战役胜利的原因很多，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由于这次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的战争，符合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军队在中国人民的支持下，同仇敌忾，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英勇奋战，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赢得这两次战役胜利的重要条件。综观古今中外，凡战略战术的正确运用，有利地形的选择，优势兵力的集中，将士的团结用命，粮草弹药的保证，等等，都是普遍的军事原则，然而决定战争胜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军队的敢于斗争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在中法战争中，在中国近代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史上，优势的兵力，有利的地形，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但在清政府一味消极避战的方针下，广大将士的爱国热忱受到了压抑，再好的条件也形成不了胜利的结果。这两次战役，由于清军得到主动进攻敌人的命令，于是对敌的仇恨便一下子像火山一样地喷发了出来。为了战争的胜利，他们不畏艰辛，不怕牺牲，舍生忘死地去同敌人拼搏，因而具备了克敌制胜的先决条件。比如，景军在接到岑毓英要他们绕道云南进入保胜时，认为这样做耽延时间，“以有用之军行无用之地”，不如直接出牧马，取道苏街，赶快去进攻敌人。尽管所经之地道路崎岖，山关险阻，粮草难筹，但他们不怕艰难困苦，“竭力国事”“以会剿为急，攀绝壁，逾深谿，间关崎岖，逾越北圻千有余里”（唐景嵩：《请缨日记》），从而胜利地与黑旗军、滇军会师，包围了宣光城。当时景军仅有区区数营，而且又才经过长途跋涉，没有休息，便立即向敌人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要以自己的行动去戳穿敌人纸老虎的本质，成为友军的表率：“然关外皆待虏击我而后回拒，今我试往击人，拼此微命为诸军先……则诸军咸知我往击人之不足惧，而有相率齐进之一日。”（唐景嵩：《请缨日记》）这种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勇于向敌进击的精神，便是这次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的真谛。在战斗中，将士们所表现的临危不惧、宁死不退、勇敢拼杀、视死如归的精神，谱写了一曲曲响彻云霄的胜利凯歌，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大奇迹。谈敬德、伍义廷、赖朝荣、姚纪昌以及在这两次战役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丁槐、刘永福、唐景嵩、覃修纲、何秀林、李应珍、韦云青、竹春等将领，他们的智慧、坚毅和勇敢，是赢得这场斗争胜利的保证。中国人民决不会忘记他们。

第二，三军协同，团结合作，是取得这两次战役胜利的关键。宣光之战，是丁槐、何秀林率领的滇军，唐景嵩率领的桂军，和刘永福的黑旗军三支友军，通力合作，互相配合，和衷共济，团结对敌取得的成果；临洮之战，则是滇军、黑旗军共同对敌取得的胜利。这两次战役，滇军、黑旗军、桂军在作战指挥和部署方面，较之过去诸战役均显得协调一致，没有出现过大的矛盾与不和。由于齐心协力，因而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在指挥作战上，两次战役与过去诸战役不同之处在于：这两次战役有个集中统一的指挥，特别是在许多友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这就显得特别的重要。滇军、桂军、黑旗军和地方民族军四支部队，相对来说，是各不相属的独立军队，尤其是桂军，直接隶属于两广总督领导，但张之洞以大局为重，主动把唐景嵩所部的桂军交给云贵总督岑毓英，自己不插手，不干预，“云军进止，洞不与闻”（《中法战争》六，第476页）。甚至在与岑毓英联名发电时，也十分尊重岑的意见。西线战事，他从不单独向上汇报，即使要联名发电，他都把岑的名字排在前面。“于细微处见精神”。张之洞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西线战事能够统一领导，集中指挥，“事专权一”，从而避免了过去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发生。张之洞除了搞好广东防务外，还从人力、物力、财力多方面大力支援滇军和黑旗军，他先后向宝源银行、大东公司借银200万两，分别接济滇军、桂军、黑旗军和台湾防务，以购买枪支弹药。据不完全统计，仅广东机器局就支援滇军“马的力”后膛枪两千杆，“士乃打”后膛枪3000杆，来福枪5000杆，火药5万磅，军装价银83665两，从而解决了西线粮饷给养和武器装备的困难。由于有效的支援，加之统一集中的指挥和三军将士的顽强拼搏，因而才谱写了一部气势磅礴、协调一致的交响曲。

第三，清军在战略战术上的正确。马江海战后，清军在北圻战场上采用“奇正相生”的策略，东、西两线同时出击，互相配合，形成了两个拳头。这样就使法军首鼠两端，穷于应付，不得不分散兵力，在东西线之间疲于奔命，最后必然陷入顾此失彼、“四顾不遑”的困境。

第四，清政府的正式宣战，有一定意义。试观宣光、临洮以前的诸次战役，如山西、北宁之战，马江海战，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朝廷战议不坚”，尽管法人早已开衅，战争早已实际进行，但清政府不愿打仗，总是命令前线将士“第不可衅自我开，未可显露作战之迹”，或是“严渝水师，如先开炮，虽胜亦斩”，因而严重地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这种不战不和的状况，使三军无所适从，极大地伤害了广大抗战爱国将士的积极性。而一些贪生怕死、没有民族自信心的人也就有了借口，不免观望徘徊，敷衍上级，揣摩政府决策人的意图办事。如唐炯就说：“战则胜不为功，败不为罪”，给自己逃跑开了绿灯。即便是抗战派的将领和爱国的官兵，由于有以上“严旨”，想战而不能战，白白地丧失了许多有利的战机。如马江海战，由于各炮台奉有不准先行开炮的命令，眼睁睁地看着法国军舰闯入马江而莫可如何；而法军也就乘机抢占有利的方位，并首先开炮，重创清军。

马江海战失利后，清政府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正式对法宣战。尽管这是被迫的，但其意义却不可低估。首先，这道宣战的“谕旨”，表明政府是要打仗了，这就给了投降派、主和派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们对抗战不利的言行不得不有所收敛。就是对于过去徘徊观望的大臣，由于政府“决战”，他们也不得不执行。比如，一直裹足不前，善于“揣摩风气”、看主子脸色行事的岑毓英，也只好奉命督师出关。清政府在给岑的命令中，口气十分严厉，叫他“迅赴戎机，不准藉词迁延，自干重咎”（《中法战争》五，第548页）。岑也诚惶诚恐，说：“伏念事君致身，古有明训。今法夷内犯，凡在臣僚，均应同仇敌忾；况臣受恩深重，纵捐糜顶踵，难报涓埃，岂敢稍事迁延，自干咎戾？”（《中法战争》五，第533页）这是由观望徘徊，到为报君恩，并怕“自干咎戾”而被迫抗战的典型。尽管其态度是消极的，但他在宣光、临洮之战中的功绩也不可一概抹杀。

另外，由于政府的宣战，使广大的爱国将士受到鼓舞。他们欢呼雀跃，摩拳擦掌，企望“重振国威”，在战场上“一雪国耻”，给敌人以狠狠打击。于是，有黑旗军健儿的奋不顾身，与敌同归于尽；有伍义廷率领敢死勇士，向敌奋力冲击的壮举；有宣光浴血奋战的七十余日；有临洮大捷的辉煌胜利。

诚然，这两次战役和镇南关大捷一样，广大清军将士浴血奋斗的胜利成果，最后被腐朽卖国的清政府所葬送，致使牺牲的勇士不能含笑九泉，使健在的爱国志士不免有“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之叹。但是，我们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肯定清政府宣战在当时所起的积极作用，正确地评价这两次战役在中法战争中和近代史上的地位。

（原载《东南亚》1985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85年第5期全文转载，又收入福建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纪念马江海战一百周年》和《云南地方民族史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