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参数设置及说明

本研究将分别以2030年和2050年为终点预测城乡居民医保的财务可持续性。这样设定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因为我国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属于短期预测项目,以2030年为终点进行短期预测能够更真实地描绘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的可持续运行状况;二是因为国家进行的部分政策调整,如生育政策,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影响的效应具有明显的时滞性,只有适当延长预测期才能在更长时间范围内考察城乡居民医保的财务可持续性,所以研究同时以2050年为终点对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的可持续运行情况进行中期预测。

基于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城乡居民医保财务可持续发展机理的分析可知,影响城乡居民医保财务可持续性的关键在基金本身的收支平衡,并且,这种平衡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经济发展水平、财政保付能力、人口老龄化水平等。可见,想要准确预测一定期间内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的收入和支出情况,需要对多项相关参数进行准确设置,把握和分析影响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收入和支出的因素。

一、 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口数

根据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精算理论可知,人口参数是影响测算结果的一个关键变量,将直接影响基金收入总量和支出规模。如当参保人数增加时,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收入的总量和规模也随之扩大。加之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的主要筹资来源是财政补贴,那么,财政补贴支出也将随之增加。基于前述建立的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收支模型可知,计算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口数需分别计算预测期内的新农合参合人口数和城镇居民医保参保人口数。由于当前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制度均已实现全面覆盖,研究遂假设二者的参保率均为100％。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1) 用六普数据中的分年龄(0—100岁)、性别和城乡(城镇和农村)的人口数据乘以对应年份的生存概率,得到下一年对应条件下的自然增长人口数。(2) 利用上一步求得的分年龄、分城乡的育龄妇女人数乘以对应条件下的生育概率,加总得到分城乡的0岁人口数。然后结合新生儿出生性别比计算分性别的新生儿人口数。(3) 根据户籍城镇化率计算得到分年龄、性别和城乡的户籍人口数。虽然城镇化促使部分农村居民到城镇工作生活并加入城镇医疗保险,但也有部分城镇居民因为婚嫁或者城乡一体化等原因纳入新农合管理,所以从整体上看,新农合参合人口数与农业户籍人口数基本持平。结合封进(2011)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及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实际情况,研究假设户籍城镇化率在当前水平上以年均1％的速度递增,2050年达到峰值75％。(4) 用城镇户籍人口数减去城镇职工医保参保人口数得到城镇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口数。其中,城镇职工医保参保人口数等于城镇职工医保在职人口数与退休人口数之和,在职人口数又等于城镇户籍人口数与对应年份就业率及城镇职工医保参保率的乘积,退休人口数可以通过队列要素法计算得到。综上,可以分别得到分年龄的新农合参合人口数和城镇居民医保参保人口数。

二、 总和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值代表一国(或地区)人口更替的速度,是各国政府调整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据。根据Leibenstein的“成本效益比较”理论和Caldwell的“代际间财富流动”理论可知,生育率不断下降同时会增加城乡居民的养子成本和降低生育意愿,进而加剧“少子高龄”问题(王广州等,2012)。可见,除了通过调整生育政策影响城乡居民生育率、人口总数和年龄结构外,生育意愿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受经济发展水平、生育意愿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我国城乡居民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根据六普数据可以得到,201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18,其中城镇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0.98,农村妇女为1.44,均显著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口更替水平(2.1)。

为解决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和生育水平不断下降的问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标志延宕多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但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仅有145万对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约占符合该项政策夫妇总数的13％(3) 。基于此,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二孩”政策,开始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并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实施。然而,“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不如预期那么乐观,生育堆积效应也已经退去,2018年出生人口相较2017年进一步下降200万,减至1523万。显然,当前这种出生人口不升反降、老年人口占比不断提高的状况,将直接影响基金的收入和支出,以及财务的可持续性。

基于此,研究在总和参与率参数设置的过程中,仍采用具有的普遍意义的六普数据,同时参照已有学者研究成果及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4) ,对基于六普数据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值进行了一定微调,将2010年的城镇和农村总和生育率分别扩大1.3倍,分别得到处理后的城镇和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其中,城镇为1.12,农村为1.42。为验证该值的准确度,研究以六普数据为基准向前推算了近20年间我国人口变化的主要历程及相关指标,并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相应各年数据进行比较,结果虽有差异但在可以接受范围内。最后,研究基于郭震威等(2008)学者提出的“四二一”家庭微观仿真模型,分别计算了“全面二孩”政策在不同生育意愿下的城镇妇女和农村妇女的总和生育率的具体值。

三、 城乡居民医保人均筹资标准

城乡居民医保人均筹资标准高低,直接关系基金偿付能力和政府财政负担。自我国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建立起,财政补助就成为其筹资的主要来源。所以,提高人均筹资标准,不仅会增加城乡居民个人缴费,还会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并且,国发〔2016〕3号文件明确指出,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维持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原有的筹资方式,即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为主,同时规定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后需确定城乡统一的筹资标准,且人均筹资不得低于现有水平。(www.xing528.com)

实际上,在整合前,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两项制度的人均筹资标准和财政补助金额已在逐年走向一致,这为二者整合奠定了良好基础(详见表4-1)。但因为当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仍有较大差距,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71倍(5) ,差距与上年相当,且城镇居民医保制度实施时间较短,筹资标准变化不及新农合制度稳定,如表4-1所示。

表4-1　2012—2017年城乡居民医保筹资及财政补助情况

注:ⅰ表示城乡居民医保的人均筹资标准,2012年、2013年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的人均筹资标准尚未统一,“/”前表示新农合的人均筹资标准,“/”后表示城镇居民医保的人均筹资标准。

因此,在具体参数的设置上,本研究以实施时间较长且筹资相对稳定的新农合制度作为参照设定城乡居民医保的筹资标准和筹资费率。具体来说,本研究以近3年新农合筹资费率的均值(4.35％)作为基数,以2008—2017年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做参照,与之相关参数设置同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估计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值进行调整。综合考虑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金额、增速及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研究假设2018—2020年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1％,而后预测期内增长率每5年递减0.5％。

四、 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补偿标准

与基金筹集相对,人均补偿标准的设置将直接关系基金支出,进而影响基金收支平衡和财务可持续性。根据前述模型可知,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补偿支出应等于人均医疗费用乘以实际补偿比,而人均医疗费用的计算又涉及人均医疗费用年均增长率等因素。基于此,本研究将采用“增长因子”方法对影响医疗费用增长的各项因素进行分解。考虑到人口因素是影响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筹集和支出的一项关键因素,加之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的现实,因此本研究特别将人口因素从影响医疗费用增长的各项因素中分离出来,并假设各个影响因素相互独立。

具体来说,人口影响因素是指由人口结构改变及人口数量增加导致的医疗费用增长,是根据分年龄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口数和各年龄人口对应的医疗消费权重指数计算得到的;而非人口影响因素则是指除人口影响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对人均医疗费用增长的影响,如疾病谱的改变、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等。根据王晓燕等(2004)、何文炯等(2009)学者的研究,结合前文关于城乡居民医保人均筹资标准的设置,研究假设非人口影响因素的年均增速比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快1个百分点。

五、 银行计息利率

虽然现收现付式下的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累计结余规模是有限的,但主管部门对城乡居民医保基金利息的管理从来没有松懈过。早在2003年,新农合制度建立之初,财政部就发布《关于加强社会保险基金财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存入收入户、支出户和财政专户中的社会保险基金,要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优惠利率计息。结合《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和《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等有关规定,研究假设城乡居民医保基金当期结余和累计结余均按中国人民银行2015年10月28日最新公布的三个月定期存储利率(1.1％)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