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8年哥萨克大叛乱历史概述：波兰主子的颠覆与乌克兰犹太人的困境

史称“大叛乱”的哥萨克起义在1648年春天爆发。这是16世纪末以来的第七次大规模哥萨克暴动。联邦镇压了前六次，但这一次叛乱的规模已经大到无法镇压。它改变了整个地区的政治版图，并诞生了一个被许多人视为近代乌克兰雏形的哥萨克国家。它也开启了俄罗斯涉足乌克兰事务的漫长历史，被广泛认为是作为不同民族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关系史的开端。

大叛乱始于对一块政府赠地归属权的争执，与1591年克里什托夫·克辛斯基领导的第一场哥萨克叛乱如出一辙。争吵发生在一名显贵和下层贵族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1]之间，后者碰巧还是一名哥萨克军官。时年53岁的赫梅尔尼茨基曾在多次战斗中为国王尽忠竭力，并在1638年的哥萨克叛乱之后担任哥萨克军团书记官^[2]。在他位于苏博季夫^[3]的庄园被一名联邦高官的仆从夺走后，赫梅尔尼茨基向宫廷求助，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却被他的强大对手送进了监狱。他逃了出来，直奔扎波罗热的锡奇。锡奇的哥萨克叛乱者像亲人一样欢迎他的到来，并推选他为统领。其时为1648年3月，“黄金和平”终结，大叛乱登场。

截至此时，事态的发展还与从前的哥萨克叛乱没什么两样，但赫梅尔尼茨基改变了人们已经熟悉的模式。他没有立刻到北方去摧城拔寨进而面对联邦军队，而是先前往南方寻找同盟。他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颠覆了惯常的草原政治生态，向克里米亚可汗表示出善意，并向对方提供了一个机会。谨慎的可汗许可他的臣属——克里米亚以北的诺盖部落——加入哥萨克人阵营。对赫梅尔尼茨基和哥萨克叛军而言，这不啻一个意外的大喜。尽管哥萨克人在今天的大众文化中总以骑手的形象出现，但在17世纪中叶哥萨克士兵大都是步兵。他们没有自己的骑兵部队，因为维持一支骑兵部队的费用太过昂贵，只有贵族才养得起适合作战的军马，往往还不止一匹。通过与马上作战的鞑靼人建立新同盟，赫梅尔尼茨基解决了缺少骑兵的问题。从现在开始，哥萨克人不再只能攻打防守薄弱的边境城镇，也不再只能躲在自己营垒中防守，而是可以在战场上与波兰军队正面作战。

没过多久，这次结盟就证明了它的价值。1648年5月，哥萨克和鞑靼联军击败了两支波兰军队：一次是在若夫季沃季（黄水）^[4]附近，距扎波罗热的锡奇北面的通道不远；另一次是在中第聂伯河地区的小城科尔松^[5]。除了近4000名诺盖骑兵参与这两次战役外，哥萨克人成功的关键还在于约6000名在册哥萨克士兵决定倒戈，抛弃了他们的波兰主子，加入了赫梅尔尼茨基的叛乱。波兰的常备军全军覆没。其两名主将——王室大统领和王室副统领——以及数百名军官都成为鞑靼人的俘虏。

哥萨克人的意外成功震动了整个联邦，然而赫梅尔尼茨基和他最亲近的支持者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这位统领对下一步行显得犹豫不决。1648年6月，随着波军的溃败和联邦陷入一片混乱，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给自己放了一个夏日假，回到故乡奇希林^[6]思索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然而叛军们拒绝止步不前。原有的在册哥萨克人部队在基辅以南的小城比拉采尔科瓦附近驻扎下来，但整个乌克兰其余地方都爆发了人民起义。受到哥萨克胜利的鼓舞，农民和市民都起来夺取权力。他们进攻大地主的庄园，袭扰他们撤退中的雇佣军，找贵族清算旧账，并四处追捕天主教牧师。然而在1648年夏天的农民叛乱中被伤害最深重的，却是乌克兰犹太人。

赫梅尔尼茨基在叛乱之初写给当局的第一批信件里就提到了犹太承租人。这位哥萨克统领控诉了王室官员们、团长们（指挥在册哥萨克人的波兰军官）、“甚至”还有犹太人对哥萨克人做出的“不可忍受的不公行为”。犹太人只是被赫梅尔尼茨基顺便提到，在他的敌人序列里只能排到第三或第四位。然而右岸乌克兰地区的叛军们有他们自己的优先目标。此地的犹太人从1648年6月开始遭到全面袭击。进攻犹太人的叛军往往将他们（尤其是犹太男子）杀害，这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犹太人社区的覆灭。在1648年夏天的三个月里，叛军几乎将右岸乌克兰地区的全部犹太人社区从地图上抹去。由于我们不知道叛乱之前有多少犹太人生活在这里，也就无从得知到底有多少受难者，但大多数学者估计有1.4万到2万名犹太人丧生。考虑到事件发生的年代和地点，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尽管17世纪的乌克兰经济发展迅速，它相对而言仍属人烟稀少的地区。

20世纪的犹太和乌克兰历史学家十分重视17世纪第聂伯乌克兰地区反犹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城镇中犹太工商业者与基督徒工商业者之间的对立，还有犹太承租人作为贵族和农民之间中间人的角色，都可以部分地解释哥萨克叛乱中发生的暴力现象。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乌克兰犹太人遭受的攻击中的宗教动机。在基督徒-犹太人分野中的任何一方，宗教都是决定社会身份的关键因素。内森·汉诺威^[7]是记录这些屠杀事件的编年史作者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将攻击者称为“希腊人”，意在表明他们的东正教信仰，而不是表明他们所属的民族。部分叛乱者要求在屠杀中幸存的犹太人改宗，认为这是自己的宗教责任。许多犹太人由于被强制改宗基督教而保全了性命。其中一些人加入了哥萨克群体，另一些则在被灭族的威胁消除后重归犹太教信仰。

到赫梅尔尼茨基和他的军队在1648年秋天渡过第聂伯河西进时，这一地区远至卡缅涅茨^[8]（位于波多里亚）和利维夫（位于加利西亚）等波兰要塞的犹太人、波兰贵族和天主教牧师群体都已被他们消灭。联合教会的信徒们也消失了：他们要么向西撤退，要么改宗了东正教。后一个选择倒是不费什么力气：很少有人了解或关心教理上的问题，因此两个东方基督教会之间的差别仅仅是辖区不同。新召集的波兰军队试图阻止哥萨克-鞑靼联军的西进，却在波多里亚的匹里亚乌奇^[9]再次大败。到1648年年底，哥萨克人与鞑靼人的部队已经围困了利维夫和波兰-乌克兰族群边界上的小城扎莫希奇^[10]。但他们并没有继续前进。此时在哥萨克军和华沙之间并无军队防守，决定攻势到此为止的不是军事因素，而是政治考量。

此时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新诉求已与叛乱第一个月时不同，不再是保护哥萨克的权利和待遇，但也并不是联邦的毁灭。1649年1月到2月间，波兰使节在基辅东南的佩列亚斯拉夫拜见了这位哥萨克统领。在谈判中，赫梅尔尼茨基公开了他的新计划。他宣布自己是罗斯唯一的统治者，并威胁要将波兰人赶到维斯瓦河以西。此时的赫梅尔尼茨基必定是将自己视为了基辅罗斯王公们的继承者。

1648年12月，赫梅尔尼茨基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在基辅为自己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基辅都主教对这位统领表示了欢迎。耶路撒冷牧首也同样做出友好的姿态，将赫梅尔尼茨基称为王公，并为他对波兰人的战争进行祝福。莫希拉建立的基辅学院的师生们热切地迎接罗斯的新领袖，将他称为将罗斯民族从波兰人的奴役下解救出来的摩西。他们一直未敢对他们的前一位庇护者——两年前去世的都主教莫希拉——献上这样的荣誉。这位哥萨克统领肩负起了整个民族的领袖责任，不再只为哥萨克人的权利而战。他保护罗斯民族权利的办法是创建一个“公国”，或者说一个国家。这是一次革命性的进步。哥萨克人刚出现时尚处于社会边缘，处于一个成熟政治体的对立面，现在却开始思考建立自己的国家的问题。

新国家的疆界将在战争中划定。1649年夏天，划界过程中最关键的战役在沃里尼亚小城兹博里夫^[11]附近爆发。在克里米亚可汗伊斯兰三世格莱^[12]率领的鞑靼人的帮助下，赫梅尔尼茨基的军队向新任波兰国王约翰二世卡齐米日^[13]的军队发起进攻。依靠鞑靼盟友的助力，哥萨克人取得了胜利，迫使波兰官员签署协议，对联邦里这个名为自治实为独立的哥萨克国给予王室的承认。国王同意将在册的哥萨克人的名额增加到4万人。（实际上此时兹博里夫的哥萨克军的兵力已达到10万人，由哥萨克、农民和市民组成。）哥萨克人得到了在联邦东部三个省内居住（实际上是统治）的权利。这三个省是基辅、布拉茨拉夫和切尔尼戈夫。它们共同组成在历史上被称为“哥萨克国”^[14]的新哥萨克国。哥萨克国的很大一部分正好位于被早年间的波兰和法国制图师们称为“乌克兰”的草原地区。不久以后，哥萨克国将以“乌克兰”之名为人所知。

新国家的元首及军事长官就是哥萨克统领。他在其参谋部的协助下统治哥萨克国土。参谋部包括一名书记官、一名炮兵指挥、一名法官及其他军官。早期哥萨克时代的军事民主在叛乱的第一个月还起到了关键作用，此时却已成为历史。团长们和参谋部成员们的会议取代了每个哥萨克人都有权参加的大会，一切重要事务都由他们决定。由于针对采邑制度的叛乱摧毁了旧的经济体系，杀死或驱逐了该体系中的主要角色（包括犹太人在内），而农民都宣布自己是哥萨克人，拒绝为贵族耕种田地，这个新生的国家只能依靠战利品、关税和对碾磨谷物收取的磨坊税来充实自己的国库。

老的联邦行政体系在理论上得以保留。基辅总督的职位归于一位忠于国王的东正教贵族，但哥萨克统领掌握着实际统治权，甚至不需要向国王报告他的行为。基于他们的边境地区经验和军事化的社会组织方式，哥萨克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引入了一种受奥斯曼帝国军事或行政模式影响的新行政系统。他们将哥萨克国分为一个个“团区”，设立团长来管理每个区的行政、司法和财政机构——当然，最重要的是管理其军事组织。这样的团区一共有20个，每一个都以其最主要的城市命名，并必须拥有一支可以随时作战的哥萨克团。这种将军事、行政和司法权力结合在同一个部门的结构也为更小的城镇和村庄所沿袭。管理这些底层单位的长官被称为队长，其主要任务是在战时集合起一支连队（“百人队”）。

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结盟使哥萨克人在叛乱前两年的胜利成为可能。这次结盟也将赫梅尔尼茨基卷入了奥斯曼帝国的地缘政治网络，因为奥斯曼人在黑海北岸地区拥有许多附庸国，其中包括克里米亚、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今罗马尼亚的一部分）。这些国家与伊斯坦布尔的关系为赫梅尔尼茨基提供了一个样板，让他得以建立相对于国王的独立性，而不需要放弃好不容易得到的哥萨克国家地位。哥萨克乌克兰已经做好接受苏丹保护的准备，就像奥斯曼人的其他附庸国一样。这正是赫梅尔尼茨基在1651年春天和夏天与伊斯坦布尔谈判的核心内容。为了应对与联邦的另一次大冲突，他甚至签署了一份承认奥斯曼帝国苏丹宗主地位的文件。

赫梅尔尼茨基需要的回报是直接的保护，也就是需要奥斯曼帝国军队真正向波兰军队发动进攻，就像他们1620年在楚措拉和1621年在霍京所做的那样。但此时奥斯曼人正忙于和威尼斯人的海战，无法脱身。年方9岁的苏丹穆罕默德四世^[15]的顾问们没有派出自己的军队，而是命令克里米亚可汗为赫梅尔尼茨基提供军事支援。这并非哥萨克统领所希望的回报，因为克里米亚人有自己的算盘：他们希望让这一地区的冲突尽可能延续下去，以免哥萨克人对联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649年的兹博里夫战役正是如此：克里米亚可汗选择了与波兰国王媾和而非帮助赫梅尔尼茨基打败波兰军队。同样的事情完全可能再次发生。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确实再次出现了，并且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发生的。1651年夏天，在沃里尼亚的柏列斯台奇可^[16]附近发生的战役中，克里米亚鞑靼人在两军交战正酣时撤离了战场，导致哥萨克军主力部队被包围歼灭。与可汗一同撤退的赫梅尔尼茨基成了自己盟友的人质。他被释放后重新组织防御，才避免了哥萨克国的灭顶之灾。这场灾难终结了赫梅尔尼茨基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依赖。1651年秋天，他与联邦订立了一份新的协议：在册哥萨克人名额被减半到2万人；哥萨克国的范围被缩减到基辅省；布拉茨拉夫和切尔尼戈夫则将重归联邦的直接管辖。由于这样的条件并没有兑现，另一场战争似乎就在眼前。

哥萨克国需要新的盟友。赫梅尔尼茨基把目光锁定在摩尔达维亚公国身上。摩尔达维亚是奥斯曼帝国的正式属国，但一直在伊斯坦布尔与华沙之间保持着某种平衡关系。1650年，这位哥萨克统领向摩尔达维亚派出一支哥萨克军队，迫使对方与他正式结盟。他还说服摩尔达维亚统治者瓦西里·卢普^[17]将其女儿罗克珊达（Roxanda）嫁给自己的儿子提米什^[18]。哥萨克人在柏列斯台奇可战败后，卢普试图将自己从这桩结盟中解脱出来，却没有成功。1652年，赫梅尔尼茨基再次派出数千名“提亲者”前往摩尔多瓦。“提亲者”们在途中的巴提赫之战中击败了一支波兰大军，随后在瓦西里·卢普的宫廷里为提米什和罗克珊达举行了婚礼。赫梅尔尼茨基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成为受到国际承认的君主中的一员。

仅仅通过与奥斯曼人及其附庸的联盟，赫梅尔尼茨基的所获终究有限。这一事实在1653年秋天得到惨痛的证明。当时哥萨克人正在波多里亚的日瓦涅茨^[19]小镇附近对王室军队作战。哥萨克一方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再一次阻止了哥萨克人获得胜利。战役的结果正如克里米亚可汗所愿，没有分出胜负。波兰王国和哥萨克国再次回到他们在兹博里夫签署的协议上：在册哥萨克人名额为4万人，三个省归哥萨克人管辖。人人都清楚这只是另一次停火，而非实质性的妥协或持久的和平。哥萨克人想要的是整个乌克兰和一部分白俄罗斯，而波兰国王（议会更甚）甚至不打算承认哥萨克人在其实际控制的三个省的管辖权。

赫梅尔尼茨基和哥萨克国必须寻找不一样的盟友。尝试与联邦当局达成妥协逐渐被证明是不可能的，而哥萨克人只靠自己无法在与如此强大的敌人的斗争中生存下来。克里米亚人允许他们起来抗争，但不能接受他们击败波兰人。奥斯曼人没有派出自己军队的打算，而与摩尔达维亚人的结盟则以赫梅尔尼茨基的个人悲剧告终。1653年9月，他的21岁的长子提米什在苏恰瓦要塞^[20]（今属罗马尼亚）的守城战中被杀死。进攻方是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21]的联军——这两个国家的君主对赫梅尔尼茨基与卢普的结盟不满。1653年12月底，赫梅尔尼茨基把他的儿子安葬在位于苏博季夫自己的庄园里，离奇希林不远。葬礼在新建的圣伊利亚教堂举行。这座教堂是哥萨克草原上的巴洛克式建筑的典范，至今尚存，并成了乌克兰纸币上的图案。埋葬了提米什之后，这位年迈的哥萨克统领将自己的国家纳入奥斯曼帝国政治体系的计划也宣告终结。

赫梅尔尼茨基叛乱国际化过程的转折点发生在1654年1月8日，地点是佩列亚斯拉夫城。这一天，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率领匆忙召集起来的一群哥萨克军官，向乌克兰的新君主莫斯科沙皇阿列克谢·罗曼诺夫^[22]宣誓效忠。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漫长而纠缠不清的关系从此开始。1954年，苏联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庆祝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统一”三百周年。庆祝意在暗示全乌克兰人都在佩列亚斯拉夫选择了重归俄罗斯，并接受沙皇的统治。然而1654年在佩列亚斯拉夫真正发生的事情并非如苏联历史学家所声称，它既不是乌克兰与莫斯科沙皇国（它后来被彼得一世^[23]改称为“俄罗斯帝国”）的重新结合，也不是两个“兄弟民族”的再次携手。1654年，没有一个身处佩列亚斯拉夫或莫斯科的人会从族群的角度来考虑或谈论问题。

莫斯科沙皇国使馆的材料中记录了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在哥萨克军官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从这份讲话中，我们得以略微了解这位乌克兰统领对其选择做出的介绍和解释：

我们已经召开了一次全体人民都可以参加的会议。这样你们可以和我们一道，有机会从四位君主中自由选择一位。第一位是土耳其沙皇（苏丹）——他多次通过使节请求我们接受他的统治；第二位是克里米亚可汗；第三位是波兰国王——只要我们愿意，他仍会给予我们像从前一样的恩遇；第四位是信仰东正教的大罗斯^[24]君主、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全罗斯东部的君王——六年来我们一直向他恳请庇护。现在，按你们自己的意愿，做出选择吧！

很明显，赫梅尔尼茨基耍了一个花招。他和哥萨克军官们早已做出选择，决定倒向莫斯科的君主。根据莫斯科沙皇国使馆的报告，这位首领利用听众对东正教共同体的情感来打动他们。参加会议的人都高喊他们希望信仰“东方”正教的沙皇成为自己的统治者。

这听起来与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中那些基于宗教的联盟一样。此时“三十年战争”^[25]才刚刚结束五年。在这场战争中，欧洲各国所结成的联盟在很大程度上都基于各自的宗教认同。我们无须指责莫斯科或乌克兰的精英集团不把对方视为兄弟和同属一个罗斯民族的成员。双方甚至需要翻译才能相互理解。在俄罗斯档案中，保存至今的赫梅尔尼茨基写给沙皇的信件大部分是这些官方译员提供的翻译件。以历史记忆和宗教信仰为代表的基辅罗斯传统依旧存在，但仅仅是存在于几部手抄的编年史中。

四个世纪以来，未来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一直身处不同的政治环境，受不同的国家统治。这加剧了他们之间长期存在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在赫梅尔尼茨基和哥萨克团长们打算跟俄罗斯使节瓦西里·布图尔林（Vasilii Buturlin）商谈协议条款时，这样的差异就浮出了水面。布图尔林告诉哥萨克人说，沙皇将给予他们超过波兰国王能提供的待遇，但拒绝谈判。赫梅尔尼茨基表示反对，声称他们已经习惯于与国王和其官员们谈条件。然而布图尔林回答说，波兰国王只是一个选举产生的君主，地位不能与继承制的俄罗斯沙皇相比。他同时还拒绝就他向哥萨克人做出的宽泛承诺起誓，理由是沙皇从来不向臣民宣誓。赫梅尔尼茨基亟须莫斯科人的军队尽快投入战斗，最终在无法得到对方誓言的条件下同意向沙皇宣誓效忠。

哥萨克人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视为对双方义务做出约定的契约。就赫梅尔尼茨基而言，他和他的政治体进入了沙皇权威的羽翼之下。他们承诺效忠并提供军事服务，以换取莫斯科的保护。然而在沙皇眼中，哥萨克人只是一群新的臣民，他在为他们提供了一定权利和待遇之后就不再负有任何义务。至于他对新领土的权利，沙皇是从王朝传承的角度来看待的。对沙皇和他的内阁来说，他只是在接管自己祖传的遗产，即基辅、切尔尼戈夫和佩列亚斯拉夫这三座城市。

无论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的法律和意识形态基础为何，沙皇还是兑现了布图尔林许下的承诺，向哥萨克人提供了波兰国王从未同意过的待遇：承认哥萨克国的国家地位、6万人的在册哥萨克人名额，以及哥萨克人领地享受特别优待。他还同意给予他们波兰国王治下其他阶层所享受的自由。

然而，这份协议首先奠定的是一个军事同盟的基础。它没有为哥萨克领地划定西面的边界，这意味着只有刀剑能决定他们能向西走多远。莫斯科人和哥萨克人的军队从各自的战线上对波兰-立陶宛联邦开战了。在一支莫斯科部队的协助下，哥萨克人从波兰王国境内的乌克兰发动了攻势，而莫斯科自己的军队则从斯摩棱斯克附近开始进攻，并向西穿过白俄罗斯，推进到立陶宛境内，也就是划分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的卢布林边界以北。尽管1654年波兰-立陶宛联邦军队在克里米亚可汗的援助下抵挡住了东线的进攻，到了1655年夏天和秋天，联邦的反攻却崩溃了。哥萨克人再次围困了利维夫，而莫斯科人的军队则进入了立陶宛大公国的都城维尔纽斯。

这是波兰历史上“大洪水时代”（Deluge）的开端。不光是莫斯科人和哥萨克人的军队深入了波兰-立陶宛联邦领土，到了1655年7月，瑞典人也渡过波罗的海向联邦发起进攻。同年10月，华沙与波兰旧都克拉科夫^[26]都已落入瑞典人之手。瑞典人对被莫斯科军队征服的那部分立陶宛大公国领土也提出了要求。莫斯科沙皇国开始担心波兰的彻底崩溃及瑞典的急剧膨胀。1656年秋天，莫斯科的外交官与波兰-立陶宛联邦在维尔纽斯签订和约，终结了波兰与莫斯科之间的敌对状态。由于未获允许参加谈判，赫梅尔尼茨基和他的哥萨克军官们被激怒了。莫斯科人与波兰单独媾和意味着哥萨克人需要再次独自面对他们的宿敌。对他们来说，沙皇违反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中他的主要义务——为其臣民提供军事保护。

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无视莫斯科与波兰之间的和约，派出军队帮助瑞典的盟友——特兰西瓦尼亚的新教统治者——对抗波兰。如今，连沙皇与哥萨克人之间的军事同盟也摇摇欲坠。瑞典与波兰甫一开战，赫梅尔尼茨基就已经开始物色新的盟友。瑞典人似乎决心摧毁波兰-立陶宛联邦，而这也正是赫梅尔尼茨基所希望的。这位哥萨克统领眼中沙皇对乌克兰的背叛行为发生后，关于乌克兰-瑞典协议的谈判加快了。如果这份协议达成，波兰-立陶宛联邦就将被彻底终结，也能保证哥萨克国不仅能占有整个乌克兰，还能获得如今白俄罗斯的一部分。(www.xing528.com)

赫梅尔尼茨基没能活着看到这个新国际同盟的达成。他在1657年8月去世，将他打造的这个国家和他领导的哥萨克人抛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尽管赫梅尔尼茨基认为他与沙皇的联盟已经结束，他仍在形式上遵守着他在佩列亚斯拉夫达成的交易。佩列亚斯拉夫发生的事件成为这位年迈统领留下的巨大而有争议的遗产中的重要部分。18世纪的哥萨克编年史作者们对赫梅尔尼茨基大加颂扬，与1648年12月他进入基辅城时基辅学院的师生们如出一辙。他们赞美他为民族之父，是打碎波兰人加诸他的人民的枷锁的解放者，也是在与沙皇的谈判中取得了最好结果的哥萨克统领。在佩列亚斯拉夫谈判之后获得沙皇批准的《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条款》也被颂扬者们视为一份保护俄罗斯帝国境内乌克兰人自由的《大宪章》^[27]。

【注释】

[1]Bohdan Khmelnytsky（约1595—1657），哥萨克国首任酋长（1648—1657年在位）。他领导了赫梅尔尼茨基起义，建立了哥萨克国。他在1654年与莫斯科沙皇国订立《佩列亚斯拉夫条约》，使得乌克兰最终被并入俄罗斯。

[2]Chancellor，哥萨克军团中负责各种文书和联络工作的高级军官。后文中的总书记官（General Chancellor）则是哥萨克国中央行政机构总军事书记处（General Military Chancellery）的首脑，负责监督统领的国内外事务，掌管印玺、档案、文书和法令起草等事务，并有代理统领签署命令的权力。

[3]Subotiv，乌克兰西南部城镇。

[4]Zhovti Vody，乌克兰中部城镇，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其地名意为“黄水”，得名于流经此地的若夫塔河（Zhovta River）。

[5]Korsun，在今乌克兰中部城市科尔松-舍甫琴奇夫斯基（Korsun-Shevchenkivskyi）附近。

[6]Chyhyryn，乌克兰中部切尔卡瑟州城市，在1648年至1669年间是哥萨克国的都城。

[7]Nathan Hannover（？—1663），罗塞尼亚犹太人历史学家、犹太教法学者。

[8]Kamianets，今乌克兰西部赫梅尔尼茨基州城市卡缅涅茨-波迪尔斯基（Kamianets-Podilskyi）。

[9]Pyliavtsi，位于今乌克兰西部赫梅尔尼茨基州的匹里亚瓦村（Pyliava）附近。

[10]Zamość，今波兰东南部卢布林省城市。

[11]Zholiv，今乌克兰西部捷尔诺波尔州城市。

[12]Islam Ⅲ Giray（1604—1654），克里米亚汗国可汗（1644—1654年在位）。

[13]John Ⅱ Casimir（1609—1672），波兰瓦萨王朝国王及立陶宛大公（1648—1668年在位）。John亦译作“扬”（波兰语作Jan）。

[14]Hetrnanate，多译作哥萨克酋长国或哥萨克国。本书根据hetman一词的波兰军队指挥官的原意，统一将hetman一词译作统领而非酋长，故后文中的Cossack Hetmanate均简称哥萨克国，以免混淆。

[15]Mehmed Ⅳ（1642—1693），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1648—1687年在位）。

[16]Berestechko，今乌克兰西北部沃伦州小城。

[17]Vasile Lupu（1595—1661），摩尔达维亚王公（1634—1653年在位）。

[18]Tymish Khmelnytsky（1632—1653），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长子，在1653年战死。

[19]Zhvanets，今乌克兰西部赫梅尔尼茨基州的一个村庄，位于日旺奇克河汇入德涅斯特河的河口附近。

[20]Suceava，今罗马尼亚东北部摩尔达维亚及布科维纳地区城市，在14—16世纪间曾是摩尔达维亚公国首都。

[21]Transylvania，今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在16—18世纪间曾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诸侯国。

[22]Aleksei Romanov（1629—1676），指莫斯科沙皇国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1645—1676年在位）。

[23]Peter Ⅰ（1672—1725），即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他于1721年将莫斯科沙皇国（沙俄）改为俄罗斯帝国。

[24]Great Rus'，指莫斯科沙皇国（后来的俄罗斯），相对小罗斯（哥萨克国）和白罗斯（今白俄罗斯东部）而言。

[25]Thirty Years'War，由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演变而成的欧洲国际战争，发生于1618—1648年间。以波希米亚人民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为肇始，以哈布斯堡家族战败并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告终。

[26]Cracow，今波兰第二大城市，波兰南部小波兰省首府。

[27]Magna Carta，又被称为《自由大宪章》（Magna Carta Libertatum），是英格兰国王约翰（1166—1216）最初于1215年6月15日签署的贵族权益保障协议。1225年，经过修订的《大宪章》首次成为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