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创作者和拍摄对象来说，他们在社会地位和个人身份上存在差异。虽然在有些题材中，创作者面对的拍摄对象是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是政府高官，他们的社会地位高于创作者，但是，在具体的拍摄活动中，拍摄对象对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的创作者是心存敬畏的。这是因为人们对媒体和记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已经达成了共识——他们是无冕之王，是船头的瞭望者。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占据主导权，其报道和节目可以引导普通大众对新闻事件或者人物形成某种看法，甚至能够改变一件事物的既定舆论。因此，不管拍摄对象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是否高于创作者，一旦进入拍摄活动，创作者的优势地位变得不言而喻，而且双方对此也心知肚明。在创作过程中，创作者要合理地利用社会赋予他们的身份优势，多方面获取素材，力求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
对于权力的理解，以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为代表的“信任——权威”模式认为，权力只能存在于群体中，权力是个人基于利益的权衡，由于信任（尽管在具体个体上并不总表现如此）而出让对自身一定行动的控制所形成的外部管理约束机制。[4]根据科尔曼的理论，话语权实际上是大众让渡给媒体的，但是，具体到一个个的媒体活动中，媒体的话语权要远高于大众。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拍摄对象当然可以在镜头前直抒胸臆，发表自己的观点，展示自己的行为，但是这些镜头能否最终被剪辑到成片中，展示给观众，最终还是由创作者决定。创作者可以用“新闻价值”“审美价值”等标准对素材进行甄别，从而决定它们在影片中的去留。同时，创作者难免会在影片中呈现出对拍摄对象的看法以及拍摄事件的价值判断，这些看法和价值判断无疑都是主观的。话语权的不对等，往往使拍摄对象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变得被动。创作者对拍摄对象的记录是否客观，取决于创作者的专业素养，并非由拍摄对象所左右。
目前，从事纪录片创作的一般都是活跃在主流媒体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即便有一些业余导演，他们的影片也很难在主流媒体上发声。像农民工、劳改犯、失业工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甚至“90后”“00后”等“网生代”，这些群体中从事纪录片创作的很少，以他们为拍摄对象的影片基本上都是精英阶层对他们的解读，他们无法为自己发声，他们在媒体上的形象其实都是精英阶层构建的，带有精英阶层的主观烙印，这种形象究竟真实与否、准确与否，大众很难分辨。
值得关注的是，对某些群体而言，自身题材的纪录片的缺失（或者数量极少），也意味着他们在社会和媒体中话语权的丧失，例如，丁克、独身主义者、少年犯等群体，他们丧失了以创作纪录片来进行自我表达和解释的权利，只能由他者建构，而由于“合法的偏见”及更为复杂的社会原因的存在，他者的记录与解释难免存在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所以，对于这些群体来说，这种话语权的丧失带来的结果也是不公平的。
创作者和拍摄对象的天然不平等性，使得一些创作者常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面对拍摄对象，这不仅不利于拍摄的顺利进行，也难以使创作者真正深入拍摄对象的生活获取鲜活、真实的素材。
在国外拍摄纪录片，创作者一般要与拍摄对象签订合同，以保证纪录片拍摄能够顺利进行，让拍摄对象知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国内纪录片创作缺乏这种法律上的规范。在这种相互规范不明确的情况下，对于因为拥有话语权而居于优势地位的纪录片创作者而言，基于平等观念基础上的自我约束就更加重要。20世纪90年代，林旭东谈到《生活空间》的创作理念时所说的一段话值得当下的纪录片创作者思考：“……站在人道的立场上，尽量以平等的态度关照拍摄对象。首先要把对方看作一个人来和他进行沟通，而不是首先在乎他是什么人，或者他干了些什么事情，要看他是怎样的一个现实存在，弄明白他为什么要做某件事，尽量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理解他的现实境遇。”[5]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纪录片创作者就在追求平视视角。平视视角并非只存在于最后的成片中，应该贯穿始终。纪录片的拍摄不只是采访的过程，同时也是创作者和拍摄对象交流的过程，平视拍摄对象是促进双方良好交流互动的基础。
纪录片深入生活、接近真实的程度，取决于纪录片创作者所持有的人文态度。因此，纪录片创作者应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和人文关怀，从人文的角度关心拍摄对象，关注他们的生存境遇，关注他们的情感思想，与拍摄对象进行真诚的沟通，这样才能尽可能多地获取真实的影像。纪录片《最后的马帮》的编导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四上高黎贡山。在拍摄过程中，与赶马的汉子共闯风雪，与山里的农民住梢棚，吃尽各种苦头，历时半年，才真实再现了一段即将消逝的历史，展现了高原赶马人真实的生存状态。(www.xing528.com)
所以，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创作者要以平等的态度平视拍摄对象，以真诚的心胸关怀他们，唯有这样才能走近他们，了解他们的生活，洞察他们的情感，把握他们的思想。
除了平视拍摄对象之外，创作者还要发自内心地尊重拍摄对象。一旦进入拍摄活动中，不论拍摄对象的身份、背景、能力、外表如何，创作者都应当把他们看成是与自己完全平等的人。即便拍摄对象是一个犯罪分子，创作者也应该给予他充分的尊重。尊重意味着创作者在对方不愿意面对镜头、感到难堪、感到被冒犯、不愿继续进行话题时，能够适时地停机。
此外，有的创作者认为对于普通民众要采取同情和尊重的态度，而对于那些罪恶深重的犯罪分子，就可以采取偷拍、刺激、欺骗等手段进行采访和拍摄，以探寻他们犯罪背后的真相，从而展示和思索人性。其实并非只有偷拍和刺激才能探寻他们的犯罪动机和犯罪真相，在尊重他们的基础上获取他们的信任，利用一定的采访技巧，同样可以令他们敞开心扉。中央电视台曾播出的反腐专题纪录片《永远在路上》中，一些因腐败被抓的高级官员在镜头面前平静地谈论自己的腐败和堕落之路，这种冷静的现身说法并不比偷拍和刺激得到的镜头的表现力差。
在纪录片创作中，平视与尊重仅仅是第一步，创作者应在此基础上从生活的大局出发，认清他们的地位和命运，不屈从权威，不受惑于廉价的眼泪，时刻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创作初衷。
平视与尊重同样也是拍摄对象对创作者应秉持的态度。在现实拍摄中，很多拍摄对象对创作者往往难以做到尊重与平视。有些拍摄对象以弱势群体的姿态出现，把拍摄者当成救世主，认为他们的采访和报道可以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这种态度在新闻纪录片中最常出现。但现实的情况是创作者并非执法者或者政府官员，只能报道拍摄对象的困境而已。一旦拍摄对象认识到这一点，往往会对创作者心有不满，不配合拍摄，或者不愿意在镜头面前展示事实、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有的拍摄对象不尊重创作者，当在拍摄过程中出现损害其自身利益的情况时，还会恐吓和威胁创作者，甚至对其进行人身攻击。这种情况在揭露社会现实的纪录片中普遍存在。
这些拍摄对象既包括无知的民众，也包括知法懂法的政府人员。也正是因为拍摄对象对创作者缺乏平视与尊重，才使创作者不得不采取偷拍的方式来获取素材。总之，创作者要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在拍摄过程中与拍摄对象建立良好的关系。当然拍摄对象的态度很难被左右和控制时，创作者要注意保护自己的人身、机器和素材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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