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的伪：内在根据

荀子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行善去恶，主要是在于“性”的知善辨恶的认知能力，其关键点在于“心知”。荀子说：“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荀子·正名》）这就表明，“伪”的发动处在“心”。在荀子看来，心是人的行为的主宰，他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荀子·解蔽》）又谓：“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荀子·天论》）“心”的功能主要是指“心知”，也就是心的认识能力，即荀子所说的“心生而有知”（《荀子·解蔽》）。而“心知”具体表现为“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荀子·性恶》）的认识能力。这就意味着，人之所以可以行善，施行礼义，是以人心的认知能力为前提的。

但是心对善恶有认知，并不能保证一个人必然走向“善”，还要取决于“心”的思虑选择，具体表现为是对利欲的选择是“中理”还是“失理”。荀子说：

“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所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于所受乎心之多，固难类所受乎天也。……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荀子·正名》）

这是说，情欲所受于天乃是天生自然，人之为善为恶，社会为治为乱，并非取决于情欲之多寡，而是在于心之所可是“中理”还是“失理”；中理则可达致善和治，失理则引发恶与乱。所谓中理、失理，是指合乎理性还是失于理性，这种理性是指对治和乱、善和恶、义与不义的知识论判断。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之所以提出正义观念，并以此建构礼法规范，正是来源于人类的理性思考和对治乱状态的群体生活的利弊认知。荀子在多处提到了正义（伪）与理性的关系，他说：“义，理也，故行。”（《荀子·大略》）又谓：“仁者爱人，义者循理。”（《荀子·议兵》）他更进一步提到了“心—义—理”的关系：“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荀子·不苟》）荀子其实是对义和理进行了双向关系的阐述：一方面，正义应遵循理性认知，因而才可施行；另一方面，只有诚心施行正义才是真正的“理”，才符合理性的要求。(www.xing528.com)

因此，在荀子思想中，“伪”作为一种正义的实践作为，其根源在于对善恶、治乱等结果的认知，由此荀子主张“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荀子·正名》）；并且荀子还说：“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荀子·性恶》）就人性的自然情欲这个含义来说，人本来是无礼义的，它是通过学习和思虑而对其有所认知而建构出来，这也就是荀子所言“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荀子·正名》）的含义延伸。

当然，这种思虑和认知，在荀子那里主要是指对情欲的处理是否“中理”，这也意味着“伪”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情欲之性所导致的利益平衡问题，因而荀子才会说：“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荀子·正名》）情欲的外化表现就是利益的欲求（欲利），故而，所谓“行义以伪”，正是对这些利益欲求的冲突进行理性节制和平衡，符合正义要求。由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荀子所谓“性恶”的关键点并不是在于性之情欲本身，也不在于情欲的有无多少，而在于情欲导向是否得到理性认知和权衡，以及实现这种欲求的方式是否合于“道”：“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荀子·荣辱》）其途径就是“化性起伪”：“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从而达到“善”：“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埶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

同时，在荀子看来，所谓“伪”和“善”，其实也是情欲和心知（理性）相互配合的结果，没有情欲的推动，也不能成就善和伪；因为没有情欲之性，“伪”也就无所措足：“无性则伪之无所加。”（《荀子·礼论》）更进一步说，真正的正义之伪，不是禁止情欲之求，而是养人之欲，实现欲求（“礼者，养也。”《荀子·礼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荀子的礼法正义观称之为一种“情理正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