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比较的重要性及方法

相对于以结构主义和政治经济分析为内核的全域城市化研究，也有学者转向比较的视野，尤其关注欧美经验之外的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经验，也就是对所谓“南半球”（global south）城市化的研究，以此对已有理论进行修正。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者包括伦敦大学学院（UCL）的地理教授珍妮弗·罗宾森（Jennifer Robinson）、开普敦大学的苏珊·帕内尔（Susan Parnell）、曼彻斯特大学的凯文·沃德（Kevin Ward）等。总体而言，比较城市化理论的出现，体现的是研究者对于“主流”城市理论的不满，目的是缝合经典城市研究与当代城市化发生之地——南半球（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现实^［35］。

城市化研究历来不乏进行比较分析的传统^［36］，但以往的对比多限定在同一背景：如相同制度、文化或经济发展背景，较少进行跨国比较或对差异较大城市进行比较研究^{［37，38］}。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人文科学传统上将西方视为正统，而将西方之外的社会实践要么视为后来者，要么视为异常或边缘化的“他者”。因此，传统城市理论具有“欧美中心主义”色彩。具体而言，城市理论的知识生产体制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以欧美城市历史，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为蓝本；另一方面是其结构表现为一种“理论核心—实证边缘”的生产体系，也就是说，这一体系主要以西方（主要是理论）为核心，以其他国家（主要是实证）为边缘，在传播上表现为有利于“北半球”而边缘化“南半球”经验。例如，城市理论如城市政体、城市增长机器、绅士化、新自由主义等，均以西方背景为基础，不管其适用性如何，近年得到广泛传播并成为“主流”；反观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其发源的普适性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概念或理论寥寥无几。总之，这一机制将多数非西方国家视为数据来源地，而非理论生产之地^［39］。

图1　全域城市化理论的特征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6］(www.xing528.com)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幅拓展，教条式的城市化理论与南半球丰富的城市现实之间的距离愈发明显，理论解释力缺位的问题突出；已有城市理论在社会、经济、权力、文化方面的重视无可厚非，但在发展中国家寻求发展、进步的背景之下，则显得不合时宜；在应用、实践与政策对策方面，已有理论与现实脱节的问题更加明显^［40］。例如，“新自由主义”近年广受关注，被视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框架或话语体系，以至于当代所有城市现象均被视为与之相关，不同地区在“新自由主义”方面的差异只是因为其政治、经济背景不同而已^［41］。但是，比较而言，新自由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现实其实并无太多关联：对亚洲而言，新自由主义不是政治经济运行的规则，而只是一种“例外”，更应关注这一语境之外的人群，如贫困群体、工人阶级等^［42］。相较新自由主义，贫困问题或地方政府角色等话题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可能更为贴切^［40］。因此，城市比较，特别是南北半球城市的比较十分必要，用以理解多样化的城市现实。比较的目的，在于建立更为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城市理论，突破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传统，强调“非西方”的城市经验^{［40，43，44］}。具体而言，比较城市研究一方面强调检验单个城市规律的适用性^［45］，从而打破一元化的理论逻辑；另一方面，则是强调所谓“联系性的比较”，包括：第一，将城市视为各种联系（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发生的场域，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的系统；第二，城市空间是一个社会建构的“尺度”，其特征由经济、政治、社会联系所决定；第三，比较的目的是建立已有理论和新的实证对象（如南半球）之间的联系，从而在理论上“回应”（theorizing back）前者^［46］。

比较城市化研究多采用质性研究或“民族志”（ethnography）的研究方法，其“比较”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思维方式^［47］。基于这一立场，学者们进行了诸多尝试。例如，尼克·克拉克（Nick Clarke）研究了英国城市与南半球城市结成“友好城市”的情况，认为南半球城市对北半球的学习带有其自身的目的性，呼吁进行“实际存在的比较城市化”^［48］研究。保罗·韦利（Paul Waley）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城市化，强调区域背景对比较研究的重要性^［49］；尚克（Shank）和纳加尔（Nagar）对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和印度锡塔布尔（Sitapur）地区居民的身份认同进行实证，揭示其城市化机制方面的共同之处^［50］。其他主题包括对“政策流动”的比较^［51］，对绅士化的国际比较^［52］，对跨国移民的比较^［53］，对城市社会运动的比较^［54］，对城市文化、艺术活动、建设活动等的比较^{［55，56］}，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