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动态逻辑与国际经验

接下来谈谈全球城市的动态逻辑。

这方面的国外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因为西方学者在研究全球城市时，有以下几个倾向。第一个倾向是往往以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主要城市为研究蓝本，第二个倾向是他们的分析对象基本上都是已经成熟的或已经发展起来的全球城市。但是要把全球城市看成一个动态过程，就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这一点不管是弗里德曼还是萨森，虽然他们讲到一些，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的阐述。本文将影响全球城市的动态逻辑重要变量归纳为以下五个。

第一个重要变量是区域化、全球化的发展程度。全球化的发展程度越高，全球城市这种特殊功能形态的城市就越有存在的价值，就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个重要变量取决于全球化的重心在什么地方。全球化不是在全球均衡分布的，所以会形成世界经济的重心。世界经济的重心还会变化。比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的重心开始向亚洲转移，现在这种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根据亚洲银行的预测，到2050年，亚洲地区的GDP将占到世界GDP的一半，亚洲的贸易额占到全球贸易额的一半，亚洲的投资占到全球投资的45％。如果一个城市不是世界经济重心的地方，这个城市绝对不会成为全球城市。

第三个重要变量是这个城市所在的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只有当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主要地位的情况下，这个国家内部的一些城市才能成长为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的形成过程，基本上都是和美国、英国、日本崛起成为强大国家联系在一起的。

第四个重要变量是这个城市在国内城市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只有在国内城市体系中处于顶端的城市才可能成为全球城市。

第五个重要变量是看这个城市是否具有全球城市所要求的基因，比如创新、开放。

所以全球城市并不是人为主观的产物，也不是想要建设全球城市就可以建设的。全球城市的生成有很多不受人为控制的外生变量。这是全球城市的动态逻辑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www.xing528.com)

发达国家的全球城市，基本上是一个自然发育发展过程。而发展中国家全球城市崛起的路径显然和发达国家不一样。其中最主要的核心变量是经济全球化。纽约和东京作为全球城市，是在美国和日本主导和引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崛起的。上海还处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结构过程当中。主导、引领经济全球化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差别很大。因为当主导、引领全球化时，一定是有大量的跨国公司走出去。而跨国公司总部，包括全球生产服务公司总部，留在自己国家的主要城市里面。上海现在虽然在GaWC网络连通性程度指数排名中是不断提升的，已经处于第六或者第七的位置，但是这种网络连通性的构成，主要是外来的全球控制性机构进入上海，给上海城市带来了外部关联，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总部从上海走出去所建立的外部关联。前者在网络关联上叫入度，后者在网络关联上叫出度。就上海当前的网络连通性看，上海的入度很大，但出度却很小。这两个“度”之间的不对称，与纽约、伦敦高位对称相比，表明上海离全球城市的基本标准差距还很大。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城市如果要崛起，必须是在融入全球化过程当中的崛起，入度、出度是显著特征之一。

最早的全球城市，不管是纽约、伦敦、东京，它们形成最初的全球城市形态，一定是在中心城区。国外城市的行政划分和中国不太一样，纽约市是城市，没有郊区。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城市的空间就往郊区拓展。通过“摊大饼”，或者建立郊区新城的模式，把周边郊区作为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组成部分。有的是把后台迁移到郊区，有的把一些特殊的功能迁到郊区，甚至包括像金融机构都迁到郊区，美国现在很多规模很大的基金公司、投资公司都在纽约旁边的一些边远城市，但是它已经融入到全球城市的功能里去了。再进一步演化，进入到全球城市区域，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大都市圈、大都市区。在这个广阔空间范围里面，有若干个城市，往往还具有同城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城市就更紧密地形成了具有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再进一步发展，就进入巨型城市区域，有若干个都市圈、都市区。目前世界上有40个巨型城市圈，其中有23个都是以双城市共同命名。他们之间的关联就不是同城效应的概念能够概括的了，是更多城市功能的分工，比如纽约巨型城市圈，它与周边的9个城市组成号称“九大行星围绕着太阳”的格局，直接形成资源配置方面的功能分工。这就是全球城市的空间拓展。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弗里德曼、萨森对全球城市的研究基本上聚焦于全球城市的经济功能，不管是跨国公司总部功能也好，还是全球生产者服务公司的功能也好，都是从经济功能来看，包括金融、贸易、运输。这是全球城市版本升级的1.0版。

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纽约、伦敦、东京都不约而同地提出城市文化的发展战略，开始重视经济和文化协同发展。这里其实也有内在逻辑关联。金融和文化艺术往往是共生的。经济功能越是强大，特别是大量的高级管理者和高级白领专业人士高度集聚情况下，他们既有支付能力也有购买需求，获得高品质的文化艺术的享受越迫切。不仅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全球城市都开始注重文化元素与经济发展的紧密结合，提出了创意产业及其培育问题。这是全球城市版本升级的2.0版。

全球城市版本升级的3.0版本是什么呢？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这些全球城市看到金融会给城市带来比较大的冲击，特别是商业周期不可避免。如何应对这些冲击？培育科创中心并且把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结合、融合起来是必要的。像纽约、伦敦、东京、巴黎这些城市都是高度商业化的城市，要搞科创好像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没有条件，美国当初甚至认为高校放在纽约是不合适的，因为高等教育会受到商业化的冲击。所以美国大量好的大学都集中在波士顿，要和商业城市有点距离，由此，他们认为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不可能在一起。但是现在大家都看得越来越清楚了，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二者已经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既然如此，为什么在2005年、2006年的时候，他们都认为两者不能在一起，为什么2008年以后他们又转而提倡全球城市要搞科创中心呢？他们的转变与科技发展进程高度相关。因为以前的科技创新概念主要是指传统工业化的科技创新，从实验室到生产车间需要空间上的高度接近，然而随着大批生产车间从商业城市的市中心转移出去，实验室与生产车间开始出现分离倾向，这不利于研发和科技创新。在这种情况下，还在商业城市里搞研发，就会脱离生产线，研发也不会成功。现在，科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很多科技研发并不一定需要以前很正规的实验室、大型实验设备。譬如，3D打印机可以把研发嵌入到楼宇、嵌入到街区，结果发现，这些商业城市搞科创更加有利。因为这些商业城市本身就是金融中心，所以科技方面、研发方面的融资、金融支持就更能够得到保障。这就是为什么纽约风投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硅谷的原因。因此，越来越多的科创资源向纽约、伦敦集聚，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两者日趋融合。这就是全球城市开始迭代升级到3.0版，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开启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