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在其著作中对用城市物质空间来识别城市主义进行了评判，强调城市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从而引发了数十年来关于城市设计定义的讨论。这些定义用尽了所有学科发展中用于描述城市形式的词汇，如库克（Cook）将城市设计作为实现视觉、功能、环境、城市体验品质的过程；林奇（Lynch）的五个表现维度；本特利（Bentley）对城市七个品质的理解；威尔士（Wales）亲王的十大原则等等。这一切都起源于视觉和体验，目的仅仅是寻找一个理想化的美丽英国田园，这一愿景后来发展成为英国城市设计控制和美国分区控制的主要目标［1］。而后以新城市主义者为代表的实践者认为回归传统“社区混居”规划模式可以解决公正问题，并意图依赖当地衍生的、统一风格的建筑，以及美国小镇标配的复古审美、技术指标等重构物质形态，进而统筹城市设计。这一切恰好适用于当时城市设计工作中所需求的“控制理论”［1—2］。另一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后现代都市主义举旗批判控制理论下所形成的国际风格缺乏人文内涵，建筑师发现人们越来越需要“第三场所”“第四景观”所形成的特殊性场所文脉和地域性文化来倡导城市多元性、差异性等精神内容，但其并没有指出行为体验所应蕴含的场所结构体系。它带有含混的消费文化指向，最终成为设计师个人的实践，因日益脱离公众而遭遇失败。直至1999年由约翰·蔡斯（John Chase）、玛格丽特·克劳福德（Margaret Crawford）、约翰·卡利斯基（John Kaliski）所著的《日常都市主义》［3］出版，日常都市主义、新城市主义、后现代都市主义共同构成了西方对现代城市设计的批判路径，并回应了政治经济导向下的美国城市的城市化问题［4］。三种城市主义学派代表了城市发展的必经阶段和固有的几种类型——非正规地方的、正规经典的、前卫革新的，它们分别激发了人们对人文、传统文化、差异的关注。
2017年住建部颁布《城市设计管理办法》，明确提出了开展城市设计工作应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坚持以人为本逐步推进的方针。在当下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转化的时代语境中，城市设计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城市空间形态的建构机理和场所营造［5］。其在人文、社会、艺术交互空间的作用将日益凸显［6—7］。通过传统的城市设计方法对城市空间进行整合和谋划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8］，“以人为本”也常常在“综合设计”的过程中沦为口号［9］。在过去十年间，中国自己的城市设计理论开始浮出水面，尤其在生态技术、计算机智能技术、网络平台等方面取得巨大突破且领先于世界的背景下，试图回应形体“美学语言”与人类集体生活的“空间逻辑”整合路径［5，8］。然而从“上帝视角”转向“蚂蚁视角”，人本主义的城市设计需反映城市在地域文化、风土民俗、生活习惯上的差异［10］，亟须增强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关注［1，11—15］。这些内容如何通过城市设计实践来完成？我们的答案是需进一步加强对日常都市主义的理解。(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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