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明初湖广移民的空间分布问题，此前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做过描述，可供参考。例如曹树基依据明初四川撤县比例，结合移民形势，对洪武初年四川人口分布格局作出如下推断：
大致说来，从四川的西北向东南推进，洪武年间的撤县比例依次呈递减状。这样一种由西北到东南撤县逐渐减少的格局与明代人口分布的格局当然是有密切关系的。也就是说，四川的西部人口稀少，撤县就多，东南地区由于人口密度较高，撤县就少。东南部地区人口密度较高的原因与明玉珍定都重庆当有很大的关系。是否可以这样说，元末明氏招抚的湖北移民大都聚集于此，而洪武年间迁入的湖北移民也因为有乡亲的关系而在这一带大量定居。[113]
马楚坚根据经济发展区域，结合移民形势，勾画明初四川人口分布状况，指出：“四方自愿或强迫性迁徙填川者则主要移向农业、经济中心区域之四川盆地、盆周丘陵、低山地区、长江流域沿岸地区。”其中，尤以集中分布于人口特稀之原属农业经济发展区域，如井研、简阳、合川、广安、忠州、江津、长寿、新都、铜梁、巴县、定远、营山、富顺、内江、垫江、隆昌、资州、永川、汉安、万县、安岳、荣昌、泸州等地。[114]
四川学者黄友良在《明代四川移民史论》一文中，也就明初四川移民的分布状况做了如下的说明：
这种移民集中于四川盆地及盆周丘陵、低山地区，长江流域沿岸地区。与军事移民性质不同之处在于：行政性移民重点分布于农业经济发达地区，因而移民的性质表现为经济性的，目的是恢复经济。[115]
天顺《大明一统志》关于四川府州县里甲数，为学者们探求明代四川人口的空间分布提供了依据。李懋军在他的硕士论文中，根据《大明一统志》和各州县里甲数，绘制了一张《明初四川各州县里甲数分布图》，揭示出：“四川在明初的人口重心并未落在西部的成都平原上，而是落在东部，即以重庆为中心，包括夔州府西北部，顺庆府、潼川州的东南部，并呈带状分布。”对于造成这一分布状况的原因进行推测，指出：“明初四川人口重心转移到川东，并呈带状分布，并非偶然，而是元末明初移民的结果。”[116](www.xing528.com)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杨宇振依据《大明一统志》的数据并结合《读史方舆纪要》中的人口数，绘制了四川各府州《总人口、粮额、城周、领县数以及相应的平均数统计表》，以及《明代四川府县人口与分布》图。据此，他得出结论指出：
从平均每县人口“里”数看，最高的是泸州、重庆府与叙州府；最低的是雅州、夔州和保宁府。成都府、眉州、邛州、嘉定州比值较为接近……体现了明代川西地区的均衡性，也反映了明代中期的成都府并未起到区域首府的领头作用；相对应的是长江流域叙州府、泸州和重庆府的发展……这种人口分布格局体现了四川盆地的内聚性发展；而长江流域的人口密集很可能与元末明夏时期定都重庆，十多年的区域经营而改朝换代时又未受到大规模战争破坏有关；同时也可能是大规模“湖广填四川”前奏的体现。[117]
我们根据《大明一统志》以及上文引述的《洪武二十四年四川分府人口估测表》，也可以看出，明初四川拥有人口最多的前五个府州是：重庆府380里，叙州204里，成都府230里，顺庆府111里，泸州100里。这一统计数据表明，洪武时四川人口分布，的确呈现偏向东南部地区聚集的格局。这一格局与上述学者关于撤县由西向东减弱、经济发展区域集中东南等结论是相符合的。而这一人口分布格局，又正好为此区的湖广姓氏分布所覆盖。足见洪武年间四川东南地区人口密集分布格局的形成，与湖广姓氏的迁入是密不可分的。
值得注意的是，明初人口密集的5个府州，正好位于流经四川盆地东南部的长江水系网之上。成都府的人口密集区主要集中在沱江流域一带，叙州则是金沙江与岷江的会合点，泸州是沱江与长江会合点，重庆是嘉陵江与长江会合点。这样，整个四川人口密集区和湖广姓氏覆盖区就不是简单地呈带状分布，而是像一个“尼龙丝网兜一样”[118]，遍布于盆地东南地区。元末明初以来的湖广移民，正是凭借沟通四川盆地的这一天然水上交通网络，源源不断地进入四川，从而呈网状地分布在盆地的东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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