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民俗：生与不生的转向

如果说民国时期大多数产妇蹲着分娩是那个年代北京的另一种身姿、体态，那么同期婚仪中一定指向“生（子）”的“生不生”高声问询则从音声的角度表征着那个年代的北京。

根据佟文俊先生的口述，1917年10月23日是满族人傅为基和蔡淑琴的婚礼。新郎傅为基曾官费留学日本，而新娘蔡淑琴并未曾上过学。婚庆当天，在合襟礼之后：

二人皆向喜神坐定。厨房将新娘家中所带来的子孙饽饽煮好端来。此后，送亲太太即说“请姑爷先用”，然后又对新娘说“你也用些”。新夫妇二人遵嘱后，各人只咬一点，并不真吃。窗外新郎之侄大声问：“生不生?”一连问三次，娶亲太太在房内答曰：“生！”即表明生子之意。其实，那子孙饽饽也真是煮得半生不熟，叫人没法吃。⁽⁵⁶⁾

在传统的婚礼中，饺子称为子孙饽饽，喻指生子。到1938年，北平城汉人旧式家庭的婚仪中吃子孙饽饽的场景与上述场景并无差别。⁽⁵⁷⁾在京西门头沟斋堂川一带，婚仪中直接问新娘“生不生”，并且答案一定指向“生”的习俗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只不过因应特定的历史人文，新娘要象征性吃的是盐分很大的“缘分饼”。⁽⁵⁸⁾(www.xing528.com)

从上述引文可知，传统的生子虽然是经由夫妻双方的生理行为实现的，但实则是纲常伦理簇拥着的群体精神性行为。因此，以新郎新娘为核心，婆家、夫家、送亲太太、娶亲太太、厨师、小孩等各色人等纷纷参与其中。反之，对于新北京人而言，虽然夫妻双方家庭对子嗣渴望、呵护照顾的柔性控制依旧存在，然而肃穆的且一定指向肯定性回答的“生不生”象征性的仪式化音声已经消失。而且，在服从制度性生育的前提下，“生不生”这一设问在个体的生育实践层面已演变为整体上由新婚妻子主导的自问自答，而且还可能是否定性的回答，即：“生?不生！”

换言之，对于新北京人而言，生不生、何时生，怎么生，妻子都有着充分的选择自由与自主权。清末以来传扬的女性独立、自主、自由，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宣扬和“铁姑娘”的打造，⁽⁵⁹⁾改革开放后因配合计划生育国策而宣传多年的“生男生女都一样”，尤其是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的传播等，都深深地影响到新北京人的女性观，和女性自己“我的身体我做主”观念的形成。与本文描述的这些已婚并生育的女性一样，日渐增多的独身主义者、婚后不愿生育的丁克一族都强有力地冲击着中国传衍千年的香火观念和重男轻女的宗法伦理。在一定程度上，从新北京人生育观念与行为而言，原本乡土性浓厚的北京已经实现了所谓的现代性。

当然，在这个科技和传媒主导的社会，还有更多因素影响新北京人的生育观以及生育行为，诸如堕胎技术的发展，随处可见且营养配方多样的奶粉，经验丰富也高价的月嫂，以及月子会所，等等。随着医学科技与摄影术的高速发展，要借助于群体化仪式性呐喊而实现的生命的神秘与神圣性，也被冰冷的医疗仪器和高清的镜头消解，成为可观看的受精卵细胞按部就班的裂变过程。奶粉的出现与随处可得，强有力地挑战着千百年来祖辈视为天经地义的母乳喂养。顺应当代都市生活节奏、消费心理并裹挟媒介霸权而出现的专职月嫂、月子会所，在调节着代际冲突的同时，也强有力地挑战着长辈等伺候月子的传统型权威。当然，精心打造的职业化月嫂，如有儿科护士背景的月嫂，在传递现代育儿理念的同时，也在一定意义激活些许传统，诸如结合中国传统的养生观、按摩法等来照顾产妇与婴儿，等等。事实上，在并未改变的中国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群体心性下，因为对科学的迷信，权威的产科医生、高价的职业化月嫂和孕育孩子而功成名就的母亲都正健步走上神坛，大有成为新的神异型权威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