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与思维创新：探索文白之争

1840年鸦片战争打响了外敌入侵的炮声，从此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外敌的入侵，顽强的中华民族开始了艰难的自救，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思想上……这些自救一方面缓解了西方入侵的步伐，一方面也为中华民族探索了前行的道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彻底断送了清政府苟延残喘的机会，此后的中国迈入了群龙无首的社会，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二十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是混乱不堪的50年，这在教育中体现得同样明显。随着外敌的入侵，闭关锁国的政策也就被迫烟消云散了。这时候，一大批中国人开始了从各方面探索革新的道路，很多人将目光投向了教育，所以在1902年开始出现了学习西方的“壬寅—癸卯学制”，这一年距离鸦片战争已经过了62年，距离洋务运动已经过了41年，距离戊戌变法已经过了3年，距离辛亥革命还有9年，距离清政府灭亡还有10年，距离袁世凯称帝还有13年，距离白话文运动和张勋复辟还有15年，距离新文化运动还有17年，距离中国共产党成立还有19年。之所以罗列这样一串时间是为了从数字背后发现教育的意识形态思维。

从推行“壬寅—癸卯学制”的1902年开始，中国的教育已经迈入了内忧外患、混乱不堪的“新时代”。这主要体现在教育目标、内容、方法等各方面的杂乱无章，这种杂乱无章并非一无是处，恰恰相反，这个时代出现了中国教育难得的辉煌，可以和孔子时代的教育相媲美。当政府忙着为自己的生死存亡而劳神伤骨时，教育自然就成了丢弃在角落而无人问津的“扫帚”，准确地说，是“无能问津”“无心问津”。当没有能力也没有心思来控制教育时，教育也就按照它原本的形态在发展，这为发挥教育家的作用创造了极其宝贵、极其难得的外部环境。可想而知，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外部环境也只在两个时代出现过：二十世纪前期和孔子时代。但是，凭空而来的白话文运动扰乱了教育演变的路径。当一大帮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开始发动新文化运动时，新旧之争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改革”的释义是“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这个解释包含几个问题：改革后的东西就一定是新的吗？新的就一定是适应客观情况的吗？旧的就一定是不合理的吗？到底在一个事物中哪些是旧的，哪些是新的？新和旧的标准是什么……当这些问题没有解释清楚时就去推动改革，而且是一场心理和文化的改革，其艰难险阻可想而知。在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之前，要每一个人都能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因此，思想上的矛盾也就自然产生，从而进一步在行为上表现出来。(www.xing528.com)

语文教育中的文言白话之争就是思想文化观念中传统和现代冲突的具体体现。到底是代表传统中国思想文化的文言还是代表现代西方思想文化的白话更具有教育价值？如果是文言更具有教育价值，为什么面对西方的入侵我们无能为力？如果是西方思想文化的代表——白话更有价值，那我们民族的根又将存放何处？而且，这些接受西方教育的人都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当思想的矛盾这样显而易见时，人又将何去何从？很显然，文白之争也就自然而然地演化成语文教育的课程性质之争。这种矛盾的心态在语文教育的现实中体现得非常清晰，其最终的表现就是试图将二者糅合在一起。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中规定“读经”和“习字”“作文”等相互并存就足以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