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的城市移民与公共治理研究

全球城市的发展导致移民流向正发生改变，移民的本质是城市问题。预计到2050年，亚太地区城市中的人口数量将增长到63%左右。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务工、经商，学者纷纷关注城市移民的生存发展和社会融合状况。中国学者主要针对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工作及生活中受到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的新境况展开研究，城市中农民工群体因难以融入引发的热点事件也吸引学者对其进行学理性解释。从严格意义上讲，影响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他们的绝对经济收入水平，而是其福利性收入远落后于城市工人。基于户籍身份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无法惠及在职农民工，才是长久以来他们在经济地位上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的根本原因（李友梅，2010）。秦立建等（2014）认为随着城市在居住、就业方面的壁垒逐渐消除，具有福利效应的医疗保险制度对移民融入城市生活的影响加强。

有学者提出要按照科学合理的要求，建立一套包含城市外来人口的人口迁移统计指标体系，制订相关的解决方案，促进社会整合。杨菊华（2009）将移民的融合轨迹描述为： 经济整合先发生，综合反映移民的经济地位并映射迁入地的宏观制度；文化接纳随之发生，流动者随即对迁入地的语言、文化、风俗和理念形成认可；然后是行为适应，即在日常行为上能适应迁入地的生活；最后是身份认同，即移民产生与本地人相同的归属感，且被本地人认同。四类融入有时也会重叠发生，形成互动。

综上所述，中国学界使用的主要概念和理论体系大多源自西方，其中常涉及传统的融合理论和区隔融合理论。但西方的“融合”研究看似是双向的，实质是从政治角度和文化角度探究迁移行为发生后，二者不同政治选择和文化态度的融汇交往和互相渗透。鉴于中国流动人口的迁移历程，学者对于农民工的研究颇丰。但目前中国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早已不再局限为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使用“农村至城市移民”（Rural to Urban Migrants）一词更为合适，因为由中国农村至城市的移民不再只是工作移民，他们迁移的动机也不限于“打工”或“外出务工”，迁移的目的也不都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等（蔡玉萍等，2015）。越来越多其他职业的群体，如学生、高技术劳动力和外国移民成为迁移主体。本文意在描述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融入状况，因此使用单向的“融入”概念。(www.xing528.com)

我们在界定城市移民融入的概念和构建融入指标体系时应做出合理改变。徐水源研究中国流动人口发展状况时总结： 社会融合是指流动人口在迁入地公平地享有各项公共服务和基本的社会福利，享有均等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与迁入地居民通过交流达到相互渗透、交融的过程；全面参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在经济立足、权益平等的基础上被城市社会接纳，政治参与并有效行使民主权利，最终获得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