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传：曼彻斯特重返与商业生活重启

1850年11月28日，恩格斯在曼彻斯特这个他又爱又恨的城市，度过了自己的30岁生日，重新开始中断了五年的商业生活。

回想过去的五年，和马克思的紧密合作已成为一种生活习惯，遽然分离心里是很难过的，可恩格斯还是作出了这个选择。重回商界，既是父亲的意愿，也是他自己理性思考的结果。

早在1838年，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就感觉到恩格斯家族的利益在欧门-恩格斯公司中受到了威胁，这主要是由于恩格斯家族缺乏得力的人手直接参与公司在英国的商务活动。当年，老弗里德里希曾带18岁的恩格斯来到曼彻斯特，四年后则干脆送他到公司里做了一名办事员。现在，随着欧门家族势力的膨胀，老弗里德里希觉得有必要随时了解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情况了，只有直接参与公司的业务活动，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家族的利益。于是，老弗里德里希劝说自己的大儿子重回公司。

当然，他这样做还有一个不便说明的目的，那就是想把“自由得过了头”的恩格斯束缚在公司工作上，使其远离革命活动，远离同志和战友，逐渐成为一个像自己一样的体面的资产者。

恩格斯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暂时屈身商界，以便从经济上支持革命力量的储备，是有其不可取代的意义的。1851年1月25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他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是为了不至于被迫过行乞的民主派的生活。

事实上，在当时流亡英国的革命者中，的确有很多人生活艰难、衣食无着，马克思一家也陷入了可怕的贫困之中。恩格斯不能不为这种境况所动，他决定把商场当作另一个战场，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而做出自我牺牲。30年后，恩格斯还对自己的学生和朋友伯恩施坦说，一个人既可以当一个不错的交易所经纪人，同时又可以是社会主义者，并因此仇恨和蔑视“交易所经纪人阶级”。

19世纪50年代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

恩格斯从不讳言自己做过工厂股东，而假若有人想在这方面责难他，他认定那只会给责难者自己徒增难堪。恩格斯毫不含糊地说：“如果我有把握明天在交易所赚它一百万，从而能使欧洲和美洲的党得到大批经费，我马上就会到交易所去。”

恩格斯回到欧门-恩格斯公司，一开始并没有做长期经商的打算。他认为欧洲的平静只是暂时的，各阶级的搏斗还会重新到来。为了随时可以以战士的身份投入革命活动，恩格斯拒绝在公司里承担任何特定的义务，而只是作为一名普通办事员参与公司的业务活动。

这一点，远在伍珀河谷的家人看得清清楚楚。1850年夏天，恩格斯的妹妹玛丽亚·布兰克给他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了对他经商“决心”的怀疑：

在我们看来，目前你亟欲成为一名商人只是为了使你的生活能有个着落，但是，一旦你认为形势对你的党有利，你就又会放弃经商，又为你的党去工作了；总之，你没有兴趣，也不愿意成为商人，更不打算终身经商。

老弗里德里希一直没有放弃对儿子危险的“爱好”进行严格限制的努力。这次，由于恩格斯自己提出愿意重回公司，父亲便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让儿子收心的好机会，必须好好加以利用。1851年1月22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

我可以想象，你在那里，对你来说，未必愉快，但是凭你这样一个特殊的关系，对我们和我们的公司来说，也许倒是很有利的。

20天后，他再次致信恩格斯：

你想继续留在曼彻斯特，这的确使我非常高兴。你在那里非常合适，在那里除了你没有人更能代表我了。

1851年6月底，老弗里德里希亲赴曼彻斯特，打算好好对恩格斯做出“安排”。事前，恩格斯的母亲对这次会面将出现怎样一种结果十分担心。她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一方面写信给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彼得·欧门，希望他把老弗里德里希接到自己家里去住，不让保守的父亲与激进的儿子住在一起；另一方面，她以商量的口吻对儿子约法三章：“我想，你们要是不在一起，反而更好些，这样你们就可以少谈些公司的事情。你们观点各异，最好还是不谈政治。”

可是，母亲所担心的摩擦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老弗里德里希预先的计划，是想让彼得·欧门到利物浦去拓展公司的业务，而把曼彻斯特办事处的领导权交给恩格斯。彼得·欧门本人对这个计划没有异议，但欧门家族不同意，而恩格斯则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不愿意受到任何实际责任的束缚。

在公司董事会上，恩格斯一开始就明确表态，自己力不胜任，希望公司另请高明。一向自以为是的老弗里德里希对儿子的“反叛”行为十分恼火，本来近几年来他在各处的生意都很顺利，恩格斯家族的财产自1837年以来已增加了一倍以上，他满以为这次借助“回心转意”的儿子的努力，将使家族事业的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现在，如意算盘显然要落空了，但他还想做最后的努力。他答应了恩格斯的要求，每年付给他200英镑左右的交际费用和生活费用，以便先把“桀骜不驯”的儿子在办事处里稳住，然后再慢慢施与压力，兼以利诱，逐步使其浪子回头。

恩格斯忍住了，没有和父亲发生直接的争吵，但他事后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要是老头在曼彻斯特再多待几天，他们之间一定会发生争吵。恩格斯认为，他和父亲在世界观上的截然对立，已经使父子感情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冷淡的营业关系”。在儿子眼里，父亲是一个高傲自大的人，他动辄训人，挑衅寻事，同时又十分的愚蠢和不得体。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恩格斯给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

他竟然打算甚至在他逗留这里的最后一天，利用欧门家族的一个人在场的机会，用对普鲁士制度的狂热歌颂来刺激我而求得自己的满足，以为欧门在场可以迫使我讲究礼貌，堵住我的嘴巴。当然，用几句话和愤怒的目光就制止了他，但是这样一来恰恰使我们之间的关系立刻冷淡了下来，而且正是在分别的时候，所以我自然等待着他用某种形式来报复这一次的失败。

对这件事及其产生的后果，恩格斯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如果这件事将来不产生任何实际的恶果，即不影响他的实际收入，他就毫不在乎违忤父意：“对我来说，冷淡的营业关系自然比任何虚伪感情要惬意得多。”

协议达成了，生活有了保障，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待了下来。没想到，这一待就是20多年。(www.xing528.com)

在内心深处，恩格斯是很讨厌曼彻斯特的，觉得这是一座“使所有的水都变质发臭的工厂城市”。并且，他尤其讨厌经商。对他来说，曼彻斯特的20多年商业生活，不仅是浪费时间，甚至是一种牺牲，牺牲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光阴。马克思也十分同情地把挚友在曼彻斯特过的日子形容为“埃及的幽囚”。

在这20多年里，尽管恩格斯作为一个商人和一个社会主义者，都为革命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仍不停地向朋友抱怨，说自己的日子过得毫无价值，整天忙着“该死的生意”，简直就像被关在“巴比伦监狱”里。

乔治·哈尼是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期间经常通信的好友，他表示了自己的同感：“看到你讨厌曼彻斯特，我并不感到奇怪。那个城市是一个脏得可怕的爬满粪蛆的坑。我宁愿被绞死在伦敦，也不愿平平静静地死在曼彻斯特。”

埃及的幽囚（油画）（李新张红年作）

同样是商人加革命者的格奥尔格·维尔特，则对恩格斯的抱怨进行了“实用主义”的分析。他不无调侃地说：“时间固然宝贵，前途更为重要。你讨厌曼彻斯特，这很好，因为讨厌的事情能使人生财，而愉快的事情却从来没能使人发财。”

实际上，恩格斯的经商收入的确是不可缺少的，不但对他自己、对马克思一家是这样，对整个党来说也是这样。他深知，自己每年为党提供150英镑，就相当于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在困难时期（1850年前后）一年募捐总数的一半。

当然，一开始恩格斯的收入并不多，每年大约200英镑左右，包括从公司领取的100英镑薪水和5%的红利。19世纪50年代中期，分红比例提高到7.5%，年收入大约500英镑。从1860年起，分红比例提高到10%，每年收入达1000英镑。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当时的英国还是比较高的，可以基本保证他自己和马克思一家过上比较像样的生活。

一方面是一个从业于大公司并协助公司管理的高级职员，另一方面是一个满怀理想激情的社会主义者，恩格斯仿佛过着两重生活。

他经常的住处是城郊的一所小房子，同玛丽·白恩士和她的妹妹莉迪亚·白恩士生活在一起，在那里接待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朋友。但是，为了和大公司管理者的身份相称，他还是先在市中心租赁后来又购买了一座体面的住宅，用以接待商界人士，同时也为了应付苛刻的父亲。

对此，他并不隐讳，公开对朋友说：“当我的老头快要来的时候，我们就搬到漂亮的住宅去，买一些上等雪茄和酒等等，以壮观瞻。生活就是这样。”

恩格斯在“上流社会”里应付自如。他不仅和曼彻斯特商界有业务上的来往，而且经常参加他们组织的各种娱乐活动，如宴会、打猎、舞会等等，表现还十分出色。这使得他那些资产者熟人很难把他同一个革命者联系起来。这个被马克思视为欧洲最有教养的人，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善品醇酒美味和谈锋甚健的平常商人而已。

办事处的工作不但枯燥乏味，而且也是十分劳累的。恩格斯每个星期有6天从早忙到晚，工作内容包括用多种文字为公司起草与国外来往的信件、洽谈棉纱生意、出入交易所等等。经商四五年后，他还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抱怨道：“最讨厌的办事处工作是这样累人，下班以后就觉得自己完全垮了。”

还有，主持公司业务的欧门家族成员一个个都是精明的商人，他们对恩格斯处处刁难，想方设法要把他撵出办事处。恩格斯不得不浪费许多时间同他们周旋。只有每晚回到自己的小屋里，或与朋友相聚的周末，恩格斯才重新成为自由的社会主义战士。

即使在商务最繁忙的日子里，恩格斯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著作家的责任。但是，商人和著作家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前者对后者的干扰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尽可能地减少这种干扰，恩格斯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缩短商务时间，哪怕减少收入也在所不惜。

恩格斯自画像：办事员恩格斯

1857年3月11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了商务缠身的苦恼和自己的打算：

真的，好像上帝和整个世界串通起来不让我给你写信似的。当我刚觉得稍微摆脱了事务上的忙乱，又突然遇到一大堆未料想到的事情，被形形色色的家伙缠住，收到上百件必须给我的老头答复的营业问题，不得不去实现哥特弗利德先生的一些新的古怪想法……我目前还必须每天在办事处里忙到8点钟，在晚餐等等结束之后，不到10点钟无法开始工作；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现在早晨最迟10点钟必须到办事处，因此，最迟夜里1点钟必须上床睡觉；真伤脑筋！正当有兴致工作的时候，不得不去睡觉；这样根本不行。但是，等着瞧吧。今年夏天我们将另作安排，或者就会垮台。我打算这样安排：10点到5点或6点上班，然后就离开，让一切都见鬼去。

经过恩格斯的努力争取，从1857年夏天开始，他在办事处的上班时间由原来的7:00-17:00改为10:00-18:00,1864年再缩短为10:00-16:00.可是，由于父亲去世，恩格斯成了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的正式合股人。上班的时间缩短了，为公司发展所付出的劳动却一点也没有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不得已采取了最后的“自救”措施：退出公司。

当然，20年漫长岁月的付出并不是毫无补偿。通过从事实际的经营活动，深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企业经营及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详情、细节了如指掌，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准备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不但有益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也为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长期的商业工作并没有埋没恩格斯的创作激情，也没有磨灭他的革命意志。“巴比伦监狱里的幽囚”，仍然像将军一样活跃在欧洲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和实践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