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1847年底从布鲁塞尔返回巴黎后并没有能待多久，又被迫迁居布鲁塞尔。
1847年12月31日，流亡巴黎的德国革命者像往年一样聚会，恩格斯在聚会上发表了一篇充满革命激情的演讲。演讲内容很快就被当局知道了。在政治局势日趋动荡的时刻，巴黎警察机关表现出了异常的敏感，它从恩格斯的演说词里嗅出了敌视政府的政治异味，要求法国政府把恩格斯驱逐出境。
恩格斯当时正被欧洲大陆日益高涨的革命氛围鼓舞着，全然没有在意警察当局的所作所为。他在1848年1月23日和27日连续写作了两篇政论文《1847年的运动》和《奥地利末日的开端》，鞭笞专制统治，讴歌人民革命。直到1月29日，恩格斯接到法国政府的书面通知，限他24小时内离开巴黎，三日之内离开法国，否则就把他引渡给普鲁士政府。
警察还深夜闯进了恩格斯的寓所，试图搜寻到更多的可以公开起诉的“材料”。恩格斯无奈，只得起身重返布鲁塞尔。1月31日，恩格斯抵达布鲁塞尔。
此时，马克思刚刚把《共产党宣言》的手稿寄往伦敦，正着手整理他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稿。恩格斯的到来，加上日益紧迫的革命形势，中断了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工作，使他直接投入到现实的民主运动之中。
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决定把自己的职权转交给马克思领导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以便就近指导欧洲大陆的革命运动。可是，当这个决定传到布鲁塞尔时，比利时的政治局势已相当紧张，王国政府竭力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挑拨比利时人与侨居布鲁塞尔的外国人的关系，借以打击德国流亡革命者。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有效地开展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且面临随时被逮捕和被驱逐的危险。恰在此时，马克思接到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书面通知，撤销旧政府对他的驱逐令，并邀请他回到法国居住。于是，马克思、恩格斯打算把同盟中央委员会迁往革命运动的中心巴黎。
3月3日，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解散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授权马克思在目前独自实现中央对同盟一切事务的领导，委托马克思亲自选择人员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于3月5日和21日重返巴黎。3月11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中央委员会正式成立，马克思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缺席的恩格斯当选为中央委员。
当时，德国出现了大好的革命形势，维也纳人民赶走了梅特涅首相，柏林起义者迫使威廉四世脱帽向街垒战阵亡战士致敬。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在巴黎作短暂停留后，回到德国去——战斗！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特别关注德国的革命运动，并不仅仅是因为德国是他们的祖国，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奏。
资产阶级准备推翻封建专制政府，无产阶级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在刚刚完成的《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明确地表述了这一观点：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恩格斯的漫画：普鲁士议会开幕。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说：“我和全家都愿为贵族服务。”
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了返回德国投入战斗的具体行动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这份反映德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政治、经济要求的重要文件，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一般原理具体运用于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的第一个范例。它所提出的建立统一国家、实现政治民主、废除封建义务、改善人民生活等诸项措施，无不反映了当时形势的需要。《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讨论通过后，由全体中央委员署名发表，并交付准备回国参加革命的德国工人，让他们进一步讨论和领会，以作为革命行动的指南。
可正当这个时候，流亡巴黎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和阿达尔贝特·伯恩施太德等人却在组织德国流亡者自愿军团，准备用输入革命的办法解放德国。这个貌似革命的计划，实际上是把革命视作儿戏的纯粹的冒险举动。当德国已经发生人民起义的时候侵入德国，从外面强行输入革命，只能对革命起破坏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说服工人们不要参加志愿军团，而是单个地返回德国，分散到全国各地去参加和领导运动。他们用这种办法动员了三四百名工人返回德国，其中大部分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对德国革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海尔维格等人的志愿军团方案只好不了了之。
1848年4月6日左右，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巴黎，回德国直接参加革命。
恩格斯直接投身1848年革命，是从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的：一是以《新莱茵报》做阵地，用笔杆做武器，向封建反动势力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行为开火，声援欧洲各国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为各国革命运动指出前进的方向；二是组织群众运动，参加民众集会，发表革命演说，以一个实践的革命家的形象活跃在德国革命的舞台上。
4月1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到达科隆。他们立即着手筹备出版一份大型的政治日报，用以指导革命运动。
办报方针确定后，马克思负责拟订具体的出版计划，恩格斯则前往巴门、爱北斐特及莱茵省的其他城市，为报纸征集股东，同时组建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和合法工人团体。4月24日，马克思完成了《新莱茵报》的计划拟订工作，并在科隆及附近城市征集到一些股份。可是，恩格斯的征股工作却由于伍珀河谷资产者保守的政治态度而进展甚微。他写信告诉马克思：
很遗憾，认股的事，在这里很少希望。布兰克是我曾经就此事写过信去的人，并且还是最好的一个，现在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资产者；其余的人，自从他们建立企业，开始同工人发生冲突以来，就更是资产者了。这些人都像害怕鼠疫一样害怕讨论社会问题，他们把这叫作煽惑人心。我费了不少唇舌，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外交手腕，仍然是不肯定的答复。现在我再做一次最后的尝试，如果失败，那么一切都完了。结果怎样，过两三天你会得到确实消息。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甚至连激进的资产者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的未来的主要敌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很快会把它掉转过来反对他们自己。
从我的老头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在他看来，《科隆日报》已经是叛逆的顶峰了，所以他宁愿叫我们吃一千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一千塔勒。
这里最进步的资产者非常满意由《科隆日报》来代表他们的党。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该怎么办呢？
恩格斯经过多方努力，才为报纸推销出14股，每股50塔勒。加上其他同志征集到的股份，离出版一份日报所需的先期投入还差得很远。根据预算，在第一期出版前，必须要有3万塔勒作为固定资本和活动资本，可只征集到1.3万塔勒。恩格斯不得已从自己的生活费用中挤出几百塔勒作为办报经费，马克思则把父亲留给他的一笔遗产几乎全部贡献出来，报纸才勉强出版。
恩格斯后来回忆道：
我们于1848年6月1日开始出版报纸时，只拥有很少的股份资本，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付了款；并且股东本身也极不可靠。第一号出版后就有一半股东退出了，而到月底竟一个也没有剩下。
股东们之所以退出，是因为《新莱茵报》这份“革命时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恩格斯语）越来越不合资产者的口味了。他们所希望的报纸是像《科隆日报》那样的，替自由资产阶级的改良欲望摇旗呐喊，在向普鲁士专制政府乞求一点自由民主的同时，对革命民主主义运动采取公开的蔑视和敌视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决不可能以牺牲原则为代价，来换取他们的资助。《新莱茵报》在经费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了下来，并由于资产者股东的退出而彻底贯彻了自己的办报方针。它以民主派机关报的身份活跃在德国革命舞台上，但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它的政治纲领有两个要点：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沙皇俄国进行一场普遍的战争。
《新莱茵报》正是作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家独立的日报而载入史册的，并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时期进行革命活动的基本阵地。恩格斯精辟地指出：
在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
恩格斯认为，革命时期从事办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可以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
在《新莱茵报》编辑部这个坚强的阵地上，马克思是当之无愧的总指挥，恩格斯则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军。恩格斯佩服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正是他那突出的性格使《新莱茵报》具有了无与伦比的独特风貌。马克思则对恩格斯的智慧和才能十分赞赏，常常是当他自己为写一篇重要文章或推敲某个用词而冥思苦想的时候，恩格斯却已一气呵成地完成了一篇稿子。
对恩格斯来说，挥笔成文仿佛囊中取物，娴熟的采编能力和广博的语言知识在这里都派上了大用场。他对通讯记者的来稿以及编辑部收到的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报刊，都能够毫不费力地直接、迅速而有把握地作出判断并加以利用，发掘出其中有价值的素材，为总的革命观点服务。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对朋友说，恩格斯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在编辑部里，恩格斯主要负责外交政策和军事问题方面的稿件，报纸的大多数社论也由他执笔。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章，则由他和马克思轮流撰写，并互相予以补充。
主编马克思
恩格斯
威廉·沃尔弗
格奥尔格·维尔特
恩格斯·德朗克
亨利希·比尔格尔斯
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新莱茵报》编辑部成员
按照当时的约定，《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一律不署名。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根据各自特有的文采和写作风格，比较有把握地确定大多数文章的作者。相比而言，恩格斯的行文更加简捷明快，通俗易懂。当然，不管是马克思执笔还是恩格斯执笔，几乎每篇文章都可以看出另一个人参与写作的痕迹，有的干脆就是两人经过共同商议后由一个人记录下来的。
恩格斯在40年后追忆这段共同战斗经历时，满怀深情地说：“一般说来，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文章，几乎不能同我的分开，因为我们彼此有计划地做了分工。”
当马克思外出的时候，编辑部通常是由恩格斯代行领导职责的。但由于恩格斯好激动，威望也没有马克思高，编辑部的运行便不如马克思在时那么井井有条。马克思是一个天生的领袖，凡是同他接触过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会受他影响，几乎所有和他共事的人都钦佩他的果断和坚毅，并产生一种自然的依赖感。德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威廉·李卜克内西称马克思“有一种能使人信赖的素质”，这一点是比他小两岁的恩格斯当时所不具备的。李卜克内西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道，只要马克思在场，《新莱茵报》编辑部什么事情都顺顺当当，而由恩格斯代理马克思行使职权时，大家就会由于意见不和而争论不休。
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马克思一离开，编辑部就乱套，倘若喜欢有秩序又有些独断行事的恩格斯出面阻挠或干涉，那就会乱得益发不可收拾，非到马克思亲自干涉才能平息。
这种情况连续出现几回后，编辑中年龄最大的威廉·沃尔弗被大家推举出来，负责维持编辑部的秩序。沃尔弗是公认的“安定因素”，尽管编辑们并不完全赞同他的意见，但由于他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别人也只好听从。
《新莱茵报》坚定而不妥协的立场和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隆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使得报纸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遭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受到政府的迫害。1848年9月26日，科隆宣布戒严，许多民主报刊被查封，其中自然包括《新莱茵报》。《新莱茵报》10月12日重新开始出版，直至1849年5月停刊。
当时，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形势下，编辑部成员遭到驱逐和迫害，这是报纸停刊的直接原因。正如终刊号上发表的一首诗歌中所声讨的那样：
不是在光明正大的战斗中，
我倒下了——
是由于遭到卑鄙的暗算，
那冷箭来自阴暗的角落……
《新莱茵报》停刊了，可它作为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机关报，起到了教育人民的伟大作用，有效地动员了人民群众起来同反革命进行斗争，真实地记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中的战斗足迹。
恩格斯晚年曾经这样回忆自己的写作活动：“我生平曾经有两次荣幸地为报纸撰稿而完全得到了出版工作中一般所能有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第一，绝对的出版自由；第二，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们说话的人。”这两次中的头一次便是指1848年至1849年革命时期为《新莱茵报》撰稿，第二次则是指19世纪80年代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
恩格斯充分利用了大革命所锻造的自由环境的每一天，在《新莱茵报》出版的将近一年时间里，写作了大量的社论、通讯和理论文章，分析革命形势，阐述革命策略，指明革命方向。
恩格斯以其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大量战斗檄文，向革命的一切敌人，包括君主政府、反动政客、封建贵族以及他们在思想文化界的代表，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斗争。这些论述精辟、语言生动、切中要害的文字，不但在革命时期发挥了巨大的动员和鼓舞人民的作用，而且开创了无产阶级政论文的典范形式，代表了一种崭新的、极有生命力的文体风格。
尽管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的写作活动已足以证明他是一位精力充沛、成就卓越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但他对革命所做的贡献显然不止于此。在实际的革命活动中，恩格斯同样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
1848年秋季，德国反动势力随着巴黎六月起义的失败而重新集结起来，开始向革命反扑，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展开了激烈的较量。恩格斯积极支持并亲自参与、组织了反击日益猖獗的普鲁士专制主义复辟的群众运动。1848年9月，是恩格斯比较集中地投身于实际的革命运动的时期。从月初到月末，他以过人的精力参加并组织了多场民众集会，发表了一系列革命演说，成为科隆地区乃至整个普鲁士有名的革命家。
第一场较大规模的民众集会是在9月7日举行的，主要内容是抗议普鲁士政府同丹麦政府签订的关于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休战协定。
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是两个以德国人为主的公国，长期受丹麦统治。在1848年初革命形势高涨的激励下，这两个公国的德国人共同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临时政府，不承认丹麦的统治，并颁布了一系列民主措施。普鲁士政府虽然表面上支持武装起义，甚至派出了援兵，但为了扑灭革命，却不惜在战争中出卖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人民革命军，制造机会让丹麦人在这支军队被分散或分开时把它消灭。
9月初，普鲁士政府同丹麦政府缔结了休战协定，把两个公国重新交给丹麦人去统治，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人民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府和民主制宪会议被扼杀。
这件事情在整个德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恩格斯称之为“全体德国人的奇耻大辱”。他在《新莱茵报》上连续发表《和丹麦的休战》《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等文章，号召德国人民起来反对休战协定，为捍卫民主革命成果而斗争。
1848年9月7日，3000人的民众集会在科隆举行，一致通过了要求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否决休战协定的呼吁书。
同一天，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垮台，起因是它拒绝执行柏林制宪议会通过的命令反动军官辞职的决议。早已成为革命绊脚石的“办事内阁”的垮台，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争热情，人们成群结队到议会大厦前表示支持，当投票罢免内阁的左派议员出来的时候，人群中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可是，威廉四世却不顾民意，企图解散议会，重组亲王内阁，公开向人民进攻。9月中旬，整个德国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恩格斯同马克思一道，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捍卫人民权利、抵制反革命复辟的伟大斗争之中。
1848年革命时期的科隆民众集会
9月13日，科隆市弗兰肯广场举行了有5000至6000人参加的民众集会。《新莱茵报》编辑部全体成员都参加了集会，恩格斯在集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集会选举产生了由30人组成的安全委员会，作为科隆民众利益的代表。其中5人是《新莱茵报》的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威廉·沃尔弗、亨利希·比尔格尔斯、恩斯特·德朗克。
随后，恩格斯代表安全委员会向集会群众宣读了他亲自起草的致柏林制宪议会的呼吁书草案，草案获得全场数千群众的一致通过。这份呼吁书明确表示，支持柏林制宪议会罢免康普豪森内阁的革命行动，反对国王授命刚刚解除帝国大臣职务的贝凯拉特组织新内阁。呼吁书旗帜鲜明地写道：
鉴于：贝凯拉特先生这个人无论如何不能保证执行议会的决定，相反地，由于他有某些反革命的观点，甚至可能解散议会；人民选出来协商君民之间的宪法事宜的议会，不能因单方面的行动而解散，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王权不是和议会平行，而是凌驾于议会之上；因此，解散议会就是政变。
我们要求：在有人企图解散议会的时候，议员们能够执行自己的职务，即使在刺刀威胁下也不要擅离职守。
弗兰肯广场集会拉开了莱茵省声势浩大的维护议会民主、反对王权专制的群众运动的序幕。1848年9月17日，一场更大规模的民众集会在科隆以北的沃林根附近举行。《新莱茵报》在发布集会消息时是这样描述大会盛况的：
莱茵河上的五六只大平底船，每只都载着数百人从科隆顺流而下；船头红旗招展。约伊斯、杜塞尔多夫、克雷弗尔德、希特多夫、弗雷亨和莱茵多夫等地都有人数相当多的代表团参加。大会在莱茵河畔的草地上举行，与会的约有6000到8000人。
大会选举卡尔·沙佩尔为主席、恩格斯为书记，并根据恩斯特·德朗克和约瑟夫·莫尔的分别提议，承认了弗兰肯广场集会通过的致柏林制宪议会呼吁书及其选出的安全委员会。
大会通过了成立社会民主的红色共和国的提议，作出了《科隆日报》不代表莱茵省的决定，发表了如下充满大无畏革命英雄气概的声明：
在此集会的德国公民兹声明如下：
如果普鲁士和德国由于普鲁士政府反对国民议会和中央政权的决议而发生冲突，我们准备为德国而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在科隆民众大会上（1848）（水粉画）（陈衍宁作）
沃林根集会举行的时候，反动军队已经整装待发。他们准备进驻科隆城，挑起军民之间的冲突，然后宣布全城戒严，解除市民自卫团的武装，对革命进行彻底的反攻倒算。
1848年9月20日，科隆城举行了又一次民众集会，对背叛了人民革命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进行声讨。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不顾德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9月16日批准了普鲁士政府与丹麦政府签订的休战协定。面对资产阶级代表们这种“宁愿含羞忍辱，宁愿做普鲁士的奴隶，也不愿意在欧洲进行革命战争”的无耻叛卖行径，人民愤怒了。法兰克福爆发了武装起义，人民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德国的荣誉。
恩格斯在9月20日的民众集会上报告了法兰克福起义的经过。大会根据恩格斯的报告，发表了两项重要声明：
（1）法兰克福的所谓国民议会的议员，除了向人民声明准备退出该议会的以外，都是人民的叛徒；
（2）法兰克福街垒战士为祖国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法兰克福起义失败了，占绝对优势的反革命势力愈益蛮横起来，变本加厉地向革命进行反扑。
9月25日，反动当局对恩格斯、威廉·沃尔弗、亨利希·比尔格尔斯、约瑟夫·莫尔、卡尔·沙佩尔提出了起诉，指控他们“阴谋进行颠覆活动”。不过除了沙佩尔被捕之外，其他人皆得以逃脱，恩格斯逃往布鲁塞尔。(www.xing528.com)
9月26日，科隆宣布戒严，民主派组织和报刊被取缔，集会权利被取消，市民自卫团被解散。
9月30日，警察搜查了恩格斯在科隆的住所。
10月3日，国家检察官黑克尔签发了逮捕恩格斯的通缉令：
下开人犯，犯有刑法第87、91和102条所载之罪行，业已畏罪潜逃。兹根据科隆市检察官缉拿该等之命令，即请各有关机关和官员，采取措施，进行查访。一经拿获，请予逮捕，解交本人。
……
Ⅱ.姓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阶层：商人；籍贯：巴门；宗教信仰：新教；年龄：27岁；身长：5英尺8英寸；头发和眉毛：棕色；前额：正常；眼睛：灰色；鼻和嘴：匀称；牙齿：健全；胡须：栗色；下颚和脸：椭圆形；脸色：健康；身材：匀称。
恩格斯辗转到达布鲁塞尔没几天，就被当地警察局逮捕了。
1848年10月4日，布鲁塞尔警察局把恩格斯押上开往法国的火车。
10月5日，恩格斯抵达巴黎。
巴黎显然不再是半年前充满革命乐观主义情绪的巴黎了，陶醉于共和国蜜月中的欢乐已经被卡芬雅克的榴弹轰得烟消云散。尽管繁荣优雅的巴黎一如既往“光辉灿烂，宏伟壮丽，无与伦比”，可精神上生气勃勃的巴黎已经死了，而这个美丽的“死人”愈是美丽，就愈显得可怕。
巴黎不是久留之地，恩格斯只得继续流亡。一开始他没有确定的目的地，后来打算去瑞士。从内心深处讲，恩格斯并不想轻易离开法国“美丽的环境”，再加上身边带的钱不多，他决定步行，而且没有选择最短的路程。经过在科隆半年的紧张生活，恩格斯很希望放松一下神经，在恬适的大自然中漫游——
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早上，我动身了，一直信步往南走去。我一走出巴黎近郊，就在村落之间迷路了。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最后，我踏上了通往里昂的大道。我沿着这条道路走去，并且时常走到路边，在山坡上漫步。从山上眺望，只见塞纳河的上游和下游，在通往巴黎和枫丹白露的那个方向，有一片异常美丽的景色。在那遥远的地方，河流蜿蜒地流过宽阔的山谷；河的两岸是连绵不断的山岗，山岗上葡萄林成荫，而在更远的地方，在地平面上，有一片蓝色的群山，群山后面有马尔纳河流过。
恩格斯画的从奥克萨里到洛克尔的路线草图
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恩格斯徒步行走了大约500公里，从巴黎到日内瓦，再到洛桑，最后抵达伯尔尼。沿途是绮丽的乡村景色、苍翠的葡萄园和农民的盛情款待。
恩格斯在日内瓦开始写旅途随笔，补记下很多旅途趣事和感受。
他发现，法国农民基本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一小块土地上从事单调而繁忙的劳作，这使得他们大多孤陋寡闻、目光短浅，对整个欧洲的动荡局面感到毫无意识和毫无理性的困惑。他们对巴黎工人的斗争怀有深深的偏见，认为工人是想瓜分全部财产和土地，而路易·波拿巴则是他们心中的偶像。同恩格斯谈过话的农民，表现出来的对路易·波拿巴的热情，竟和他们对巴黎的仇恨一样强烈。
恩格斯深深体会到，处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民，由于对城市、工业和商业的种种关系丝毫不了解，他们的政治观是完全盲目的，很容易接受统治者的欺骗宣传。可是，农民在法国合法选民中占了2/3，他们的政治态度必定会对法国政局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如果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不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得不到农民的支持，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恩格斯边走边观察，边观察边思考，不知不觉便到了瑞士。
稍稍安顿下来之后，恩格斯立即同马克思取得联系，着手工作。根据马克思的要求，他撰写了一些论述瑞士、法国、匈牙利若干政治事件的通讯和文章。同时，恩格斯与瑞士工人很快建立了联系，参加了伯尔尼工人联合会，这是当时瑞士最大的工人组织。
1848年12月9日至11日，瑞士德国工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伯尔尼召开。恩格斯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联合会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
尽管恩格斯积极参加了瑞士工人运动并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远离欧洲革命的中心，到这个风景秀丽的山地小国过着几乎是隐居般的生活，是年仅28岁、充满战斗激情的他所不愿意的。再加上断了收入来源，寒风凛冽而衣食无着，他一点也不想久待。1849年1月7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了自己想回德国的打算，表示哪怕受到法庭传讯也心甘情愿：
恩格斯写的《从巴黎到伯尔尼》手稿第一页
我总觉得，我很快就能回去了。像这样无所事事地待在国外，什么有用的事情都不能干，完全处于运动之外，是令人十分难以忍受的。我很快就会产生这样的看法：即使在科隆遭到审前羁押也比待在自由的瑞士好。
1849年1月中旬，恩格斯从伯尔尼回到科隆，重新投入《新莱茵报》的编辑工作。
当时，科隆的局势已基本恢复正常，恩格斯暂时不会有被捕的危险，但整个德国的政治气氛已经同三个月前大不相同了。继1848年9月德意志联邦军队镇压了法兰克福起义以后，维也纳十月起义也很快被反动军队扑灭了。普鲁士容克贵族借机发动政变，威廉四世先于11月1日改组政府，任命反动分子勃兰登堡伯爵组阁，然后于11月9日强行解散议会，同时宣布柏林戒严，解除人民武装，封闭民主团体和进步报刊，在普鲁士重新恢复了君主专制统治。在这种情况下，科隆的平静显然只是表面上的，日益猖狂的反动势力不会放过对革命者的迫害。
果然，恩格斯回到科隆没几天，就接到了法院的传讯，要他对1848年9月的活动作出解释。由于当局找不到对他进行法律追究的借口，初审法官宣布不再对他提出控诉。可事情并没有完结，1849年2月7日，恩格斯不得不以被告身份出席科隆陪审法庭。同时受到指控的还有马克思和《新莱茵报》发行人海尔曼·科尔夫。他们被控告的罪名，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侮辱了科隆检察官茨魏费尔并诽谤了宪兵。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848年7月3日，科隆宪兵非法拘捕了工人活动家弗里德里希·安内克，并对安内克和他怀有身孕的妻子采取了粗暴行动。7月5日，《新莱茵报》发表《逮捕》一文，揭露了这次拘捕事件，对粗野的宪兵在未出示任何逮捕令之前就非法逮捕人的行径给予了无情的鞭笞，并指出这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它是反动派在整个德国蓄意发动的迫害进步人士的“突袭长链上的一个环节”。马克思、恩格斯把矛头直接指向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和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
据说，似乎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先生还声明说，他将要在一星期内在莱茵河畔的科隆城里取消3月19日革命的成果，取消俱乐部，取消出版自由，取消倒霉的1848年的其他一切产物。茨魏费尔先生的确不是一个怀疑论者！
茨魏费尔先生不是把执行权和立法权集于一身了吗？也许最高检察官的荣誉可以用来遮盖人民代表的难堪吧？我们要再次翻一翻我们心爱的速记记录，让读者看看人民代表、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活动的全貌。总之，办事内阁所办的事，中间派左翼内阁所办的事就是如此，它是一个向旧贵族、旧官僚、旧普鲁士的内阁过渡的内阁。只要汉泽曼先生一扮演完过渡的角色，他就会被解职。
……
办事内阁在原则上承认革命，是为了在实际上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文章中还分析了普鲁士专制政权完全可能在议会里对左派做些小小的让步，而在议会外占据一切真正有决定意义的阵地，彻底消灭实际的革命力量，解除人民的武装，然后再回过头来解散被左派控制的议会。这时候，左派议员由于没有了议会外群众运动的有力支持，其失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第二天，马克思、恩格斯和科尔夫就受到起诉，法庭随即开始侦讯。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尚未走向全面反动，开庭日期一拖再拖。
首次开庭时间原定于1848年12月20日。因此，1849年2月7日开庭审理的是7个月前起诉的一桩案件。由于半年来德国事态的发展已经完全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文章中所作的政治预言，这次审判从一开始便有了某种强词夺理的味道。
马克思、恩格斯在公审会上各自发表了精彩的演说，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和天才的智慧证明了《新莱茵报》的正义性。这无疑是对审判者自身进行了一场反审判。
恩格斯在发言中首先指出，检察机关对《新莱茵报》提出控告所依据的法律条款已经过时。那些条款是实行书报检查制度时颁布的，根据那些条款，任何报刊只要敢于揭露官员的暴行，就要受到法庭的追究，这样做怎么能让报刊切实履行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的职责呢？三月革命已经使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人民获得了出版自由，旧的法律条款与新的社会现实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希望陪审员们不要抱住旧的法律不放，维护早已成为历史垃圾的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而要挺身而出，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政治情况对旧法律作出新解释。
接着，恩格斯几乎是逐句逐段地把《逮捕》一文的主要论点同德国政治形势的发展作了对比，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篇受指控的文章完全不是如检察机关所认定的“不可遏止的诽谤狂”，它的作者并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科隆的违法拘捕事件来发泄心中对下级官员的所谓仇恨。相反，它力求通过揭露科隆宪兵和检察机关的暴行，揭示事情的本质，分析事情的根源。谁也无法否认，正如文章所预言的那样，汉泽曼先生已成为多余的人从而被解职，并且是被地地道道的“旧贵族、旧官僚、旧普鲁士的内阁”赶下了普鲁士政治舞台；左派议员也以他们在议会里获得的小小胜利来证明了自己的最后失败，旧政权确实占据了一切有决定意义的阵地。恩格斯义正辞严地反问道：
既然文章的政治预言已经一字不差地被证实了，还有人敢说这是盲目的诽谤狂吗？正确地指出了确凿的事实并从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不就是我们今天出庭受审的理由吗？
在发言的结尾，恩格斯把这次判决结果同解决莱茵省的出版自由问题联系起来，向陪审员们发出了争取自由的呼吁：
诸位陪审员先生，此刻你们必须在这里解决莱茵省的出版自由问题。如果禁止报刊报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报刊在每一个有分量的问题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决，如果报刊不管事实是否真实，首先得问一问每个官员——从大臣到宪兵——他们的荣誉或他们的尊严是否会由于所引用的事实而受到损伤，如果要把报刊置于二者择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件，或是完全避而不谈——那么，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结了。如果你们想这样做，那你们就宣判我们有罪吧！
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庭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他们有理有据的辩词面前，法官和陪审员不得不当场宣布他们无罪。
当陪审法庭宣判被告无罪时，出席旁听的广大群众发出了一片欢呼声。
马克思、恩格斯的朋友，工人活动家列斯纳参加了旁听。他明显感受到，正义的人民相对于普鲁士反对派占有极大的优势，“甚至连敌人也掩饰不住对这两个人的敬佩！”
恩格斯直到晚年还常常回忆起这次法庭斗争，并拿它做例子鼓励德国社会民主党要敢于并善于同俾斯麦反动政府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及其相应法律制度做斗争。他在为1885年出版的关于这次审判的小册子所作的序言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和他在陪审法庭的演说反映了1848年至1849年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
一个共产主义者不得不在这里向资产阶级陪审员们说明，他所进行的，使他成为站在他们面前的被告的这些事情，其实是他们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不仅有义务和责任去完成，而且应当由此得出最坚决的结论……问题是应当由谁来统治，是纠集在专制君主制周围的社会势力和国家势力——封建大地主、军队、官僚、僧侣——还是资产阶级？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之所以关心这一斗争，仅仅因为它将由于资产阶级的胜利而获得本身发展的场地，将在它总有一天会战胜其他一切阶级的斗争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科隆陪审法庭的斗争告一段落后，恩格斯又积极投入了更大范围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这场搏斗在1849年春夏的德国表现得尤为激烈。
1849年2月24日，恩格斯参加了科隆工人和民主派举办的纪念法国二月革命一周年所举行的宴会，并在这次有两三千人出席的盛大宴会上提议为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意大利人和罗马共和国干杯。
3月19日，为纪念柏林街垒战一周年，一场大规模的宴会在科隆居尔岑尼希大厅举行，恩格斯再次提议为巴黎的六月起义者干杯。整个宴会充满了革命的激情，许多发言者强调，工人阶级在革命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要高举红色的旗帜奋勇前进，为实现红色共和国而奋斗。
可是，德国反革命的气焰已越来越嚣张了，原定于5月初举行的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工人代表大会及6月举行的全体工人代表大会，都因反动势力的阻挠和破坏而流产。种种迹象表明，离革命与反革命最后摊牌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正如恩格斯所分析的那样：“整个德国正处在内战前夜。”
为了同这种形势相适应，《新莱茵报》的态度一期比一期坚决，言辞一期比一期激烈。它的每一张报纸、每一个号外，都在强调一场伟大战斗正在准备中，指出了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各种对立的尖锐化。特别是四五月间出版的号外，都是号召人民准备战斗的。
战斗最集中的体现，是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经过几个月辩论后，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了一部德意志帝国宪法。宪法规定德意志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实行君主制。尽管这部宪法具有很强的保守性，但它作为德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仍有其历史进步意义。根据宪法规定，人民可以享有一定的民主自由权利。更重要的是，宪法的实施可以为德国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铺平道路，并有利于资产阶级立宪制度的逐步推行。因此，人民把这部宪法的颁布看作革命的成果和象征。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小心翼翼的“无辜的可怜的作品”，也遭到了德国各邦反革命势力的疯狂抵制和反对。在普鲁士政府照会中，宪法被描绘成万恶之源，被描绘成革命的共和主义者的极端产物。威廉四世干脆拒绝接受帝国皇位，把法兰克福议员们毕恭毕敬奉献给他的那顶“幻想帝国的虚假皇冠”轻蔑地掷还给了他们。
一边是资产阶级政客的委曲求全、步步退让，力图保住所剩不多的革命成果，保住自己在革命中获得的那点不完整的政治权力；一边是专制王朝势力的反攻倒算、步步紧逼，志在完全恢复革命前的旧秩序。
眼看革命的所有成果都要被扼杀，软弱的资产阶级已不堪担负保卫革命果实的重任，人民大众自己行动起来了。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可资利用，只好采用最直接的反抗方式——起义。
5月初，起义相继在各地爆发，萨克森王国首府德累斯顿最早出现激烈的街垒战，2500名起义者同政府军搏斗了四昼夜。普鲁士王国的起义首先在莱茵——威斯特伐利工业区爆发，随即遍及大部分城市。普鲁士政府起初打算征召预备役去平息各地的民众“骚乱”，可很多地方的预备役拒绝入伍，政府便动用了军队。于是，不少城市筑起了街垒，展开了巷战。
这场声势浩大的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早就想对害怕红色革命的大资产阶级来一次果断的行动了。
可是，革命不是仅凭激情就可以成功的，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产业阶级对峙的时代，小资产阶级已不可能再有效地领导民主运动了。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失败命运是注定的。
恩格斯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可他还是积极投入了这场明知没有获胜可能的战斗。面对反革命势力的加速扩张，革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决一死战，要么被维也纳和柏林连续获胜的反动派逐渐粉碎。随着1849年5月中旬《新莱茵报》被查封，恩格斯明白，用笔战斗的时代暂时已经过去了，该让利剑来说话了。
5月10日，恩格斯前往爱北斐特，随身带去两箱子弹，这是佐林根市工人组织袭击军械库的战果。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爱北斐特成立了安全委员会，恩格斯接受安全委员会的委派，负责领导构筑防御工事和安装大炮的工作，并检查城内全部街垒。11日，恩格斯组织起一个工兵连，修筑了城内几处有豁口的街垒。12日，他率领工兵连在巴门市市界绞盘吊桥的坚固街垒上配置了两门大炮，并把街垒的形状作了修改，使之更适合战斗的需要。除了积极从事实际的军事工作外，恩格斯还向安全委员会建议，要尽快把工人武装起来，向资产者强行征税以充武装部队的军饷。
恩格斯的激进言行引起了地方当局的警惕，同时也让资产者产生了疑虑和不安，他们害怕他会左右爱北斐特安全委员会，宣布成立红色共和国。杜塞尔多夫行政长官接到了爱北斐特市政府关于恩格斯行踪的报告，资产者代表则敦促安全委员会迫使恩格斯离开伍珀河谷。尽管恩格斯已经明确表示，他来爱北斐特的目的，只是希望进行军事方面的行动，但安全委员会还是迫于资产阶级的压力，于5月14日作出了这样一个决议：
我们对近来居住在科隆的巴门公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迄今在本城所进行的活动予以充分公正的评价，但是还是请求他今天就离开本城区，因为他的逗留可能引起对运动性质的误解。
安全委员会作出以上决议的第二天，担任爱北斐特起义总指挥的卫戍司令奥托·米尔巴赫也签署了相似的命令。
这一决议激起了武装工人和志愿部队的愤怒，他们要求恩格斯留下来，并保证用他们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他。可恩格斯经过多方权衡后，还是决定离开。他亲自去向工人们做了说服工作，强调每一个志愿部队的战士都应顾全大局，服从司令官的调度。然后，他又在郊区进行了一番视察，把职务移交给自己的副官以后，便离开爱北斐特返回科隆。
在回科隆途中，恩格斯不失时机地组织了一起小规模的袭击军械库的行动。
5月15日，他率领一个由三四十人组成的武装小分队，前往格莱弗拉特军械库。恩格斯骑着马，佩戴着军刀和手枪，威风凛凛地走在小分队前面。到了军械库门前，他让小分队占领好阵地，布置好岗哨，然后拔出手枪，径直朝值勤卫兵走去。恩格斯“请”值勤卫兵同他一块儿进去，他要从人民的军械库为人民的起义战士领一些武器和服装。值勤卫兵没有抵抗，带恩格斯进入军械库。恩格斯取出他认为起义者需要的东西，到院子里散发给小分队队员。
这次“文明的武装行动”彻底惹恼了反动当局，法院再次传讯恩格斯，并发出逮捕令。
恩格斯不得不躲藏起来。5月19日《新莱茵报》终刊号出版后，他和马克思（已于16日接到普鲁士政府的驱逐令）秘密来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试图说服国民议会的左派代表担负起德国西南部武装起义的领导责任，把巴登和普法尔茨的革命军召来法兰克福，并将全德国民议会置于起义队伍的控制之下。他们还亲自到巴登和普法尔茨的革命军中去做说服工作，使他们相信在目前情况下，革命的武装力量前往法兰克福并使起义具有全国性质是十分必要的。可是，这个革命的计划因遭到领导护宪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拒绝和国民议会的反对，最终未能实现。
5月底6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因被怀疑参与武装暴动而被黑森兵士逮捕。他们先是被押解到达姆斯塔特，继而被送往法兰克福，后经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多方努力，才未受到起诉。
被释放后，马克思决定前往巴黎，作为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同正准备发动一次新起义的法国革命者建立联系。恩格斯则继续留在德国，参加巴登——普法尔茨地区风雨欲来的革命战争。
当时，革命与反革命的对阵已进入白热化阶段：一边是普法尔茨成立了临时政府，宣布脱离巴伐利亚王国，巴登也组成了以革命民主主义者为首的新政府；另一边是普鲁士国王同萨克森国王、汉诺威国王、巴登大公结成同盟，决定用武力镇压巴登和普法尔茨的起义。
由于莱茵诸市（爱北斐特、佐林根、哈根、伊塞隆等）的起义已经失败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发动便失去了全国的性质，而变成一种纯粹的地方性起义。
起义虽然得到地方驻军的支持，但敌我力量对比仍然是相当悬殊的。
1849年6月12日，普鲁士军队攻入巴登——普法尔茨境内，数万名起义战士在来自波兰、瑞士、匈牙利及德国本土的几千名志愿兵的支持下，同强大的敌人展开了英勇战斗。恩格斯不顾普鲁士政府6月6日再次发出逮捕他的通缉令，毅然参加了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奥古斯特·维利希领导的志愿部队，并担任副官。
在普法尔茨前线（油画）（杨红太作）
起义部队主要由三部分力量组成：正规军、市民自卫团和志愿军。维利希部队是志愿军中唯一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领导的一支队伍，800余人，大多数是工人和手工业工人。正如恩格斯所说，无论哪个党派也无法对无产阶级的党的任何成员提出丝毫的责难，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维利希部队成了巴登——普法尔茨战场上的一支劲旅，英勇善战，担负了许多最艰巨的任务。部队中的同盟盟员，包括担任指挥任务的维利希、恩格斯，还有约瑟夫·莫尔等，他们的种种英雄事迹在战地传为美谈。
恩格斯作为副官，有时在司令部，有时在前线，但始终同最高指挥官保持联络。他直接参加了四次战斗，包括在整个战役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拉什塔特会战。恩格斯在枪林弹雨中的突出表现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所有在战火中见过他的人，很久以后都还在谈论他那种非凡的镇静和漠视一切危险的气魄。恩格斯在给燕妮·马克思的信中，不无自豪地谈到他和他的战友们是如何勇猛地投入战斗的：
我发现，备受赞扬的冲锋陷阵的勇敢是人们能够具备的最平常的品质。子弹飞鸣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在整个战役中，虽然发现不少胆怯的行为，但我并没有看到有多少人在战斗中畏缩不前。
尽管起义战士勇猛顽强，但由于敌我力量太悬殊，巴登——普法尔茨的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还是失败了。
决定性的战斗是1849年6月29至30日在拉什塔特城下展开的。13000余名起义战士同5倍于己的普鲁士军队激战了一昼夜，重创普军后，突破普军包围，撤往瑞士边境。维利希部队担任了掩护部队撤退的任务，在拉什塔特要塞里坚持战斗到7月中旬，才作为巴登——普法尔茨地区最后一支革命队伍从罗特斯泰顿附近越过国境进入瑞士。
至此，随着护法起义的硝烟散去，整个欧洲1848年大革命也落下了帷幕。
起义失败后，恩格斯随维利希残部一共280名官兵到了瑞士，开始了流亡生活。
对恩格斯来说，这已经是二度流亡瑞士了。
一年前瑞士之行的诸般情形仍历历在目，可此次流亡的大背景已全然不同。反革命势力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革命者的迫害变本加厉。革命者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大部分流亡者中断了与别人的联系，与世隔绝。
不过，孤独所产生的思想启迪作用也是巨大的。这种隔绝状态和流亡体验，使恩格斯由过去对革命组织军事方面缺陷的思索转向对革命士兵素质的研究。一系列事件改变了恩格斯的看法，他发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其士兵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所需要的工人战斗队。他已经初步认识到，在1848年，社会矛盾还没有激化到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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