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疾病：老鼠和虱子的传染力

①

很显然，当一个人查阅古代和中世纪的文献，试图寻找即便是在当今世界也很难区分诊断的疾病的存在时，可能会犯很多错误。即使一种疾病在希波克拉底撰写的典籍中有详细症状的记载，但人们对它的精确描述仍然十分罕见，而且它缺乏必要的实验室证明的支撑。在与当今通常被认为是新疾病的中枢神经系统传染性感染混在一起之后，这一问题变得尤为令人困惑。我们倾向于相信，如果一种病毒之前没有感染过人类，那么它一定是一种新的疾病。更具可能性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新的疾病代表着宿主与寄生生物之间的、一种之前不为人知的生物关系。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讨论过，通过实验我们可以在部分滤过性病毒感染中实现这样的转化。

在1840年以前，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脊髓灰质炎是以流行病的形式存在的。此外，如果一种具有如此鲜明特征的疾病以流行病的形式存在，那么它一定在17或18世纪的文献中出现过。我们要想在18世纪以前的文献中找到脑炎存在的确凿证据，同样也非常困难。1712年，比尔默（Biermer）研究过图宾根（Tubingen）暴发的流行病——一种广为人知、名字叫作“昏睡病”的疾病。这种疾病之所以得此名，是因为它伴随着嗜睡症状和脑症状。有人于1769年观察到的“昏睡症（coma somnolentum）”和1917年与流感有关的疾病相似。奥扎拉姆提到18世纪最后十年在德意志、1800年在里昂和1802年在米兰，出现了一种类似“昏睡症”症状的疾病。在此之后，人们没有找到任何类似疾病存在的确凿证据，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17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在流感首次大规模暴发的同时，维也纳出现了部分脑炎病例。此后不久，法国、英国以及阿尔及利亚都出现了脑炎病例。在1918年的下半年，类似的病例在北美洲出现。到了1919年5月，这种脑炎疾病在美国的二十几个州均有发现，发现病例最多的分别是伊利诺伊州、纽约州、路易斯安那州和田纳西州。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疾病。就目前而言，这种脑炎的病毒仍未能成功地转移到动物身上。1924年，日本暴发了一种临床症状相似的疾病，但破坏力更大，波及范围更广。这种暴发于日本的疾病的病毒被成功地转移到兔子身上，标志着这种疾病其实是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疾病类型。1932年夏天，包括美国西南部城市辛辛那提在内的俄亥俄州部分地区以及伊利诺伊州暴发了脑炎疫情，我们目前尚无法将其进行归类。1933年夏天，类似的疾病在圣路易斯附近暴发，导致该地区20%的居民死亡。与其他的病毒不同，造成此次疾病的病毒可以被转移到老鼠身上。因此，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似乎至少有三种新型的、针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严重病毒感染在人类身上暴发。

自琴纳（Jenner）时代之后，数以百万计的人已经接种了疫苗，而在这代人之前，并没有任何针对中枢神经系统失调的疫苗存在。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世界部分地区暴发了一种严重的后疫苗时代的脑炎疾病。由于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性操作，使牛痘病毒在动物身上呈现出“嗜神经性”，所以尽管目前尚未确定，但在特定的条件下，牛痘病毒完全有可能入侵中枢神经系统。上述情形在接种过疫苗的人群中的发生率很低，所以并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重要性，因此也不足以影响疫苗的推广使用。上述脑炎疾病看起来像是一种新的疾病，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在这里引用这个案例。实际上，在我们不理解的情况下，大量的滤过性病毒感染能够造成中枢神经系统的失调。因此，继麻疹、天花、德国麻疹、流感以及由于研究鹦鹉热和绵羊跳跃病而导致的实验室感染之后，脑炎接踵而来。此外，鹦鹉热和绵羊跳跃病的症状与脑炎的症状非常相似。

当我们在文献中寻找中枢神经系统传染病的原始形态时，我们不能忽略人类痛苦的一页，即中世纪的舞蹈病。在较早的时期人们未曾听说过舞蹈病，但在黑死病的可怕苦难结束后，它开始变得司空见惯。在很大程度上，舞蹈病与中枢神经系统的流行病没有任何相似性，而更像是由恐慌和绝望引起的群众性的歇斯底里症。舞蹈病患者所经历的饥饿和压迫，所处的悲惨境地，是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的。在无休止的战争以及政治和社会瓦解的悲剧面前，这种无法逃避、神秘诡异、极具破坏性的可怕疾病就这样暴发了。人类是这样的无助，好像被困在了一个充满恐惧和死亡的世界里，毫无抵抗能力。在那些日子里，人们蜷缩在他们认为是超自然力量所带来的痛苦面前，等待着上帝和魔鬼的审判。对于那些在压力之下崩溃的人来说，除了进入精神错乱的内在避难所之外，他们无路可走。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群众性的精神错乱最终走向了宗教狂热。在黑死病暴发的早期，在鞭笞派教徒之中，群众性的歇斯底里症变得越来越明显。人们加入兄弟会，数以千计的人在城市之间游荡。在后来的一段时期里，舞蹈病以迫害犹太人的形式呈现。犹太人被认为是传播黑死病的罪魁祸首。当时的人们在对西庸城堡的犹太人进行了刑事诉讼之后，又在欧洲中部对犹太人进行了残害，这些都是群众性精神错乱的部分表现，而舞蹈病是这种疯癫行为的典型表现。从很多方面来说，舞蹈病与破坏了现代文明世界平衡的政治和经济的歇斯底里症属于同一类。在欧洲的部分地区，继上次世界大战之后，紧随而来的是饥饿、疾病以及同中世纪类似的绝望处境。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相比于早期时代，我们现如今的反应，是用政治和经济的歇斯底里症，取代了之前的宗教歇斯底里症。

虽然绝大多数这些疫情可能是纯粹的功能性神经紊乱，但有相当一部分可能代表着可以追溯的中枢神经系统流行病的早期形态，包括我们现今的小儿麻痹症和各种形式的脑炎。

1027年，德意志一个叫作科尔比哥（Kolbig）的村庄暴发了一场流行病。村民们开始失去理智地争吵、跳舞以至发疯，接着陷入昏迷状态，最后很多村民甚至因此而死亡。幸存下来的人无法停止颤抖，有点类似流行性脑炎导致的帕金森综合征。赫克对大多数可靠的历史记载都做了详尽的叙述。1237年，埃尔福特（Erfurt）的一百多名儿童出现了手舞足蹈且胡言乱语的症状，最终很多儿童因此而死亡，幸存者也落下了颤抖的毛病。1374年，继黑死病之后，艾克斯拉沙佩勒（Aix la Chapelle）、尼德兰、乌特勒支（Utrecht）和科隆（Cologne）先后暴发了非常严重的舞蹈病。成年男女和儿童完全失去了理智，他们手拉着手，在大街上跳了几个小时的舞蹈，直至精疲力竭并最终倒地。他们发出尖锐的叫声，脑海中出现幻觉，口中呼唤着上帝。这样的行为传播得非常广。毫无疑问，在众多容易受到刺激而变得兴奋的人的推波助澜下，真正感染了这种疾病的人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他们的行为与现代野营聚会和传道集会参加者的行为非常相似。在很多情况下，患者必然患有一种疾病，因为所有的记载都常提到患者会出现腹胀和腹痛的症状，因此患者常常用绷带勒住自己的肚子。很多人还出现了恶心、呕吐以及长期昏迷的症状。上述症状具有广泛性，且具有重要性，因而瑞士医学家巴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撰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试图通过一个体系，将这种疾病划分为三个子类别。他所依据的体系不具有现代的重要性，因而我们没必要在此回顾。

意大利的舞蹈病被很多编年史作者认为是因狼蛛咬伤所致，但实际上，这种疾病可能和狼蛛咬伤没有半点儿关系。普罗德（Perotte）于15世纪中期留下的描述，与马西奥罗（Matthiolo）和费迪南多（Ferdinando）分别于16世纪和17世纪留下的描述清晰明了地指出，大多数的舞蹈病病例是由感染源引起的神经系统疾病，其中部分病例与狂犬病非常相似。患者先是感到忧郁和沮丧，接着出现癫狂性的兴奋状态和行为举止，最终因此而死亡或是进入昏迷状态。费迪南多对该疾病的描述，增加了失眠、腹胀、腹泻、呕吐、衰弱等症状。到了17世纪中期，该疾病的传染性危险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申克·冯·格拉芬博格（Schenck on Graffenberg）于1643年写道，舞蹈病攻击的主要对象是久坐不动的人，比如裁缝和工匠。当他们患上此病后，他们会毫无目的地四处乱跑。很多人要么撞出脑浆而死，要么坠水溺亡。幸存者会落下肢体乏力的后遗症，多数人永远无法彻底康复。

赫克的记载（我们在这里引用的大多数事实的来源）包括大量的中世纪文献摘要。摘要表明，舞蹈病的暴发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毋庸置疑，主因是受到恫吓的可怜之人，面对无法想象的苦难和危险而做出的歇斯底里的反应。此外，它似乎还与紧随鼠疫或天花之后而来的中枢神经系统传染性疾病有关，就如同嗜神经病毒疾病紧随因上次世界大战导致的严重而广泛的传染病而来一样。

②

在很多情况下，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人群所遭遇的新疾病，都仅仅是其区域范围内的“新疾病”，是由发现或征服的完成而导致的结果。黄热病和登革热是由同一种蚊子传播给人类的，这两种疾病可能已经在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大陆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杜特尔特（Dutertre）于1635年描述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和圣基茨岛（St. Kitts）暴发的黄热病疫情，还有莫塞莱（Moseley）于1655年报道在牙买加（Jamaica）暴发的黄热病疫情之前，西方医学史中还没有关于黄热病的确切记载。自此以后，该疾病在世界多地都有现身——虽然不是所有地方，但是在导致这种疾病的蚊子存在的地方，都出现了该疾病的身影。正如奥杜瓦德（Audouard）所明确指出的，天花之所以被广泛传播，很可能是奴隶贸易造成的。鉴于在西非发现了黄热病疫源地，人们很难知道黄热病究竟是从西非传到美洲的，还是从美洲传到西非的。一个严重的现代问题是，随着汽车和飞机的发展，北非也出现了大量的蚊子，但黄热病并没有在北非出现。不过，在西非海岸，该疾病异常猖獗。

就登革热而言，直至18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才出现相应的流行病信息。根据赫希的研究，登革热以极快的速度陆续在下列各地暴发：1779年，开罗；1780年，巴达维亚（Batavia）；同年，费城；1784年，西班牙。从1824年到1827年，疫情的首次大规模暴发分别出现在印度、西印度群岛和加勒比海岸。从那时起，登革热就以不同的强度，在大多数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肆虐。登革热并非18世纪出现的新疾病，只是当时它不仅没有被认识，还被西班牙作家认为是一种温和形式的黄热病。

在面对一种叫作土拉菌病的所谓的新型疾病时，我们遇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在这个人口稠密的星球的历史上，尤其是到了20世纪，人类会因为与长期存在于昆虫和野生动物身上的感染介质接触而感染一种新的疾病吗？1911年，麦考伊（McCoy）和查宾（Chapin）在地松鼠身上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类似鼠疫的感染。历经千辛万苦之后，他们设法将与鼠疫杆菌相似的芽孢杆菌分离了出来。1914年，关于该病菌的首例经证实的人类感染被报道出来。弗朗西斯（Francis）将这种疾病命名为土拉菌病，因为人们观察到的首例携带该病毒的地松鼠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土拉雷县（Tulare County）。当对该疾病在人类身上的症状有了全面的了解后，弗朗西斯发现类似的病例已经于1907年和911年分别在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出现过。自此以后，除了缅因州、佛蒙特州、康涅狄克州以外，该疾病在美国的各州都有出现。在大自然中，这种疾病是受洛基山山脉各州地松鼠、野兔、洛杉矶野老鼠、加利福尼亚州野鼠，明尼苏达州鹌鹑、鼠尾草鸡和松鸡，爱达荷州绵羊，日本、挪威、加拿大野兔，俄罗斯河鼠，加利福尼亚州和蒙大拿州鼠尾草母鸡、松鸡、野鸭感染的一种传染病。很多在自然界没有被感染的动物，在实验室里很容易被感染，而人类的感染，特别是猎人、屠夫以及处理感染动物皮毛的人的感染，主要是由于他们直接接触了受感染的动物组织。皮肤上细小的伤口接触感染源或携带病毒的手掌触碰眼睛就会导致感染。几乎所有的土拉菌病毒研究者，最后都感染了该病毒。在动物之间，这种病毒主要是通过蜱虫或蝇类等吸血昆虫来传播的。借由马蝇和木蜱的叮咬，这种病毒可以感染人类。在蜱虫身上，这种疾病是可以被遗传的，所以若要对人类构成危险，蜱虫并不一定要先叮咬一只受感染的动物。因此，我们还有另一种动物疾病，它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造成少量的人类感染，这种疾病可能在动物身上存在了几个世纪，但直到20世纪初才对人类造成威胁。

被称为“流产型”波状热的疾病——与马耳他热关系密切——之所以在当代以前没有被认知，很可能是因为以前的时代无法避免的不准确诊断造成的。对于临床上类似的发热症状，希波克拉底有所了解。早在18世纪初期，为了与其他已知的、诸如疟疾或伤寒造成的发热做出区分诊断，人们对马耳他热做出了区分描述，然而，直到1918年，与之相似的、造成牛群流产的羊种布鲁氏杆菌以及一种在猪身上存在的杆菌才被人们所认知。直到1922年，通过运用细菌学方法，研究人员才得以确定，受感染牛群的牛奶以及受感染猪群的猪肉可以引发一种疾病，一种类似于地中海盆地通过山羊奶传播的疾病。自那以后，这些疾病在我们生活的大陆上乃至欧洲部分地区，都成了公共卫生问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所谓的“新”，只不过是我们通过更为详细的诊断，从古老的疾病集合中细化出了一个分支而已。

③

我们已经认识到，对所谓“新”疾病的评估，存在太多的漏洞。这主要是由于历史数据和早期相对原始的诊断方法的不准确造成的。然而，即便是针对这些问题的非常肤浅的讨论，也依然能够支持我们的论点，即传染病并不是静态存在的，它是根据寄生生物和被入侵物种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决定的，而这种变化关系必将导致临床和流行病学表现的变化。基于大量精确的研究，这一论点变得更具说服力——曾经一度广泛存在的、被详细记录和描述过的传染病，事实上要么已经发生改变，要么已经部分或全部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推理拥有相当精确的证据支撑。

这方面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西欧腺鼠疫和肺鼠疫的灭绝^[1]。黑死病主要就是腺鼠疫，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灾难之一。所谓重大灾难，战争、地震、洪水、野蛮人入侵、十字军东征以及上次世界大战名列其中。据赫克估计，欧洲全部人口的大约四分之一，即至少两千五百万人死于黑死病。此外，黑死病还造成了道德、宗教以及政治方面的瓦解。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这种疾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病毒在群体中已经达到饱和。毫无疑问，在14世纪以前，欧洲暴发过多种可怕的瘟疫，但据我们所知，在黑死病暴发之前的几个世纪里，这些瘟疫都没有传播到欧洲中部和北部地区。对传染病的抵抗力是一种后天习得的特征，并非遗传所得，除非从进化的意义上说，对传染病抵抗力强的人选择性地生存了下来。这种通过自然选择而增强的抵抗力并不明显，除非感染能不受任何干扰、持续数个世纪地发生，且大多数的受感染者都幸存下来。因此，席卷欧洲的黑死病面对的是不堪一击的人群，他们惨遭该疾病的蹂躏。当黑死病首次横扫欧洲大陆时，由于缺少受害者，黑死病不过是强弩之末，只能在局部地区兴风作浪，伺机再起。1361年、1371年和1382年，黑死病再次卷土重来。这些连续性的灾难持续了三十四年的时间。黑死病的暴发情形让我们明白，当一种传染病在感染饱和的人群中再次暴发时，它将变得越来越不具有致命性。当然，我们没有完整的数据做支撑，但查林·德·维纳瑞奥（Chalin de Vinario）留下的记录颇具指导意义。1348年，欧洲三分之二的人口感染了黑死病，最后几乎所有的受感染者都死了；1361年，一半的人口受到感染，有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幸存下来；1371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受到感染，同时，患者的存活率也得到大幅提升；1382年，只有二十分之一的人口受到感染，而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逃过了劫难。如果这种疾病继续暴发直至如今，并感染大部分的新生代人口，那么它可能会逐渐变成一种地方性的传染病，导致的死亡率也会相对较低。正如我们所知，在整个15世纪，黑死病在欧洲都有暴发，但其所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小，其致命性较之以往也大大减弱。后来黑死病逐渐消失，直到1663年到1668年间，它再次暴发并发展为最后一次在欧洲全面流行的传染病。1664年，该疾病传播到伦敦，其发病情况被英国作家笛福（Defoe）和英国政治家佩皮斯（Pepys）生动地记述下来。

1661年，土耳其暴发了黑死病，该疾病首先传播到了希腊海岸和希腊群岛，接着又迅速向西扩散，同时也向东传播，但速度较为缓慢。1663年，黑死病在阿姆斯特丹登陆，在这个总人口不到二十万的地方造成了一万人的死亡。次年，它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致使当地约二万四千人死亡。之后该疾病又传到了布鲁塞尔（Brussels）和法兰德斯（Flanders），最后登陆伦敦。1664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两名法国人死在伦敦德鲁里巷（Drury Lane）的一间房子里。此后的六个星期里，再没有其他的病例发生。1665年2月20日，新出现一个病例；此后直到4月，一切风平浪静。到了5月中旬，这场流行病全面暴发。对此，佩皮斯进行了如下描述：

1665年6月7日，我看到德鲁里巷两三座房子的门上都画着红色的十字架，还写着“吾主慈悲为怀”几个大字。这种令人悲伤的景象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消散，所以我不得不去买一些卷烟，想通过闻烟叶和嚼烟叶来驱走这种不快之感。

当查理国王（King Charles）庆祝大败荷兰舰队的胜利时，他看到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墙壁上画上那令人感到害怕的红色十字架，于是不得已将宫廷移到了城外。三分之二的居民逃离了伦敦，将这种疾病带到了泰晤士河沿岸的其他城市，并最终将这种疾病传遍了整个英格兰。

黑死病在法兰德斯持续了几年，接着传播到了德意志西北部的威斯特法利亚（Westphalia），然后沿着莱茵河扩散到了诺曼底、瑞士，并于1668年登陆奥地利。在17世纪剩余的时间里，该疾病持续肆虐，直到18世纪的到来。在匈牙利、西里西亚、普鲁士、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该疾病都以局部流行病的形式暴发。1711年，在德意志的勃兰登堡（Brandenburg），共有二十一万五千人死于该疾病；在奥地利有三十万人死亡。1720年至1721年，另一波黑死病从法国港口城市马赛（Marseilles）扩散到了东南部的普罗旺斯（Provence）。此后，在18世纪的下半叶，该疾病的攻势虽然仍不容小觑，但其暴发呈现出局部性的趋势。尽管如此，它却逐渐向东蔓延。于是，在1770年到1772年间，俄国和巴尔干地区暴发的大规模流行病没有向西传播。在1820年以前，俄国和高加索（Caucasus）地区继续遭受着疫情的破坏，但是自这一年之后，俄国就再也没有暴发重大流行性鼠疫。在整个被称为西方世界的地方，也再也没有大规模暴发过该类疫情。

这种流行性鼠疫悄然退出欧洲，在流行病学中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在这期间，该疾病一次又一次地传入欧洲和美洲各地，却再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以流行病形式传播的趋势。1899年，的里雅斯特（Trieste）、格拉斯哥（Glasgow）、马赛以及那不勒斯出现了个案病例——在大多数的病例中，疫情都与来自疫源地的轮船上承载的乘客和水手有关。类似小规模的感染，在很多南美洲港口都有发生。1903年，澳大利亚的悉尼出现鼠疫感染的情况，极大地增加了鼠疫传播的神秘性。这年1月，一名码头工人死于鼠疫；2月14日，人们在码头上发现已经死亡的老鼠；2月15日，另一名码头工人在与老鼠接触之后，染上鼠疫而死；2月26日，又一名码头工人死亡；在之后的几周里，港口附近一家旅馆的老板被发现染上了鼠疫；到了6月末，悉尼郊区有个别病例出现。同年4月，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墨尔本，病例以个案和分散的形式出现。港口城市阿德莱德（Adelaide）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城区和郊区均发现了染病的老鼠，但至此尚未暴发流行性疫情。1900年，鼠疫传播到纽约，但没有造成大量的死亡。同年，旧金山的华人中出现该疾病的身影。在加利福尼亚的各个地区，个别病例均以分散的形式出现，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尾。1907年，旧金山的二十四名华人感染了鼠疫，其中十三人死亡。奥克兰（Oakland）和伯克利（Berkeley）也出现了个别病例。英格兰的港口城市和欧洲中部较大的城市，也时不时地出现一些鼠疫感染病例。1923年，人们还在欧洲的一座重要首府发现了染上鼠疫的老鼠。尽管如此，欧洲并未发生流行性疫情。

我们若要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第一个进入脑海的答案，是欧洲的人口对鼠疫病毒已经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抵抗力。而对于居住在印度或其他东方世界疫情中心的欧洲人来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此外，我们不能将发生这样的变化，归功于消灭鼠害所取得的成功。至于跳蚤，即便是对于没有在9月这个跳蚤横行的季节去过欧洲中部和南部的人来说，他们也深知跳蚤在欧洲是何其泛滥。当把上述情况都考虑在内之后，我们仍然没有找到鼠疫从西方国家消失的合理解释。于是我们推测，尽管病毒的传染性在减弱，老鼠的数量有所减少以及它们被病毒感染的可能性有所减小，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流行病本身的进化，需要很多因素的微妙调整。值得庆幸的是，在20世纪的西欧和美洲，鼠疫本身的进化最终没能成功发生。最为合理的线索，在于人类对老鼠的驯化。鼠疫在人类中流行之前，通常会先在老鼠中广泛传播。在文明国度，房屋建设、食品储藏以及地窖建设等逐步发展起来，于是老鼠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迁徙。之所以有很多人能够幸免于难，直接原因就在于老鼠得到了进一步的驯化。由于老鼠们在家里生活得很惬意，鼠疫疫源地就会局限于个别家庭和聚居地。

与鼠疫紧密相关的还有麻风病，这种疾病在古代为人们所熟知。在中世纪的欧洲，麻风病的患病人数一度急剧增加。尽管有迹象表明，在6世纪的法国，麻风病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麻风病广泛地出现在欧洲，可能是在十字军东征归来以后。到了11世纪末，为麻风病人设立的隔离机构已经十分常见。第一所这样的机构由名叫艾尔熙德（El Cid）的人于1067年在西班牙创立。在教会的赞助之下，类似的机构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扩大和增加，以至于到了路易八世（Louis VIII）统治的时代，仅在特鲁瓦（Troyes）教区就有十九所麻风病院。(www.xing528.com)

麻风病的故事和鼠疫的故事一样丰富，需要用一卷的篇幅来讲述。我们现在讨论的重点是，在15世纪中期以后，麻风病开始退出历史舞台，麻风病院也随之变得毫无用武之地。到了16世纪中期，这种疾病只是零星地存在于几个地区，而到了17世纪，它就基本上消失殆尽了。医学史将它的消失归因于各种各样模糊的理由，诸如卫生条件的改善等，但这些理由都不够充分。西格里斯教授认为麻风病的消失与黑死病暴发期间大量人口的死亡有关，这最有可能是问题的答案。当那场瘟疫横扫欧洲的时候，大量的人被夺去了生命，绝大多数的麻风病人被隔离在麻风病院中，这样的聚居使他们成了相对易受感染的群体。正如西格里斯教授所指出的，欧洲大多数的麻风病人可能都在那场浩劫中死去了，即便有少数病人幸存下来，也只是零散地分布在各地，不足以使这种疾病卷土重来。

④

“英国汗热病（English sweating sickness）”可能是最为严重的瘟疫之一。该疾病以可怕的形式给人类带来了短暂的灾难，随后令人摸不着头脑地完全消失了。这种疾病的降临如同暴风雨一般，而它的消失也如它的到来一样突然。在1485年之前和1552年之后，再也没有类似的发热病症出现。

在博斯沃思（Bosworth）战役结束之后，亨利七世（Henry VII）控制了英格兰，但他的军队中暴发了一场疾病，使他无往不胜的军队不得不停止了行进。随着士兵的被遣散，这种疾病进入了伦敦。博斯沃思战役于8月22日打响，而到了9月21日，英国汗热病的暴发已经达到了顶峰。由此可以看出，该疾病的传播速度之快，可谓迅雷不及掩耳。“得益”于从军队中分散出来的士兵，英国汗热病很快就从东向西，覆盖了整个英格兰。仅仅用了一周的时间，它就夺去了伦敦两位市长大人和六位市参议员的生命。它对青少年也进行了无情的攻击。英国汗热病与皮卡迪汗热病（Picardy Sweat）具有相似性，我们在此不得不多说几句。根据霍林斯赫德（Holinshed）的记载，英国汗热病所造成的死亡率，可谓“每百人可活一人”。由于这个原因，亨利的加冕仪式也不得不被推迟。在牛津，后来建立了医学院的托马斯·雷纳克雷（Thomas nacre）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由于疾病肆虐不止，牛津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只好逃离了大学，学校因此而关闭了六周。该疾病的首次暴发只局限在英格兰境内，苏格兰和爱尔兰并未被波及。

很多作家都对英国汗热病的发病症状进行了描述，不同的描述之间虽有细微的差别，但总体上是一致的。尤为重要的是约翰·凯恩（John Kaye）的描述，他于1552年出版了著名的小册子《汗热病》（The Sweate）。他在书中写道，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这种疾病通常会在夜间或清晨暴发，患者首先会出现打寒战的症状，不久之后便开始发热，身体随之变得异常虚弱。除了上述症状之外，患者还会出现心痛、心慌、剧烈头痛、昏迷等症状，部分患者还会出现呕吐的症状，但精神错乱的症状极为罕见。尽管一些作家没有提到皮疹的出现，但毫无疑问的是，另一部分作家，特别是腾吉尔斯（Tyengius）明确提到了这一点。腾吉尔斯的记述来自福雷斯特（Forest）。据福雷斯特所说，在流了一身大汗之后，患者的四肢会出现小囊泡，“这些小囊泡并未连成一片，这使得患者的皮肤显得粗糙不平”。全身大汗是这种疾病最明显的特征，一般在发烧后不久出现。死亡悄然而至的速度，可谓令人瞠目结舌。据说，很多人患病后一天之内就撒手人寰，其中有些患者甚至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去世了。一次发病并不能使人具有免疫力，因为很多人在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发病两到三次。

经过短暂而暴虐的历程之后，英国汗热病完全消失了。在1486年到1507年间，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它的报道。

英国汗热病的第二次疫情与第一次的情况极为相似，但我们手中并没有太多可靠的资料。它仍然在夏季暴发，地点是伦敦。正如森夫（Senf）所言，看似风平浪静，但这种疾病可能一直潜藏在伦敦，伺机再起。

1518年，英国汗热病第三次暴发，疫情更加严重。这一次，它依然只在英格兰肆虐，苏格兰和爱尔兰仍然安然无恙。然而，这一次该疾病传到了欧洲大陆，只是仅仅向着加莱（Calais）挺进。奇怪的是，据说只有英国定居者受到了感染。同样，它使大量的患者在两到三个小时之内命归西天。在牛津和剑桥，很多出身名门望族的人也命丧黄泉。在一些城镇，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人口，都被病魔夺去了生命。^[2]

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暴发，英国汗热病似乎获得了能量，实力大增，最严重的一次疫情终于在1529年暴发了。^[3]时间是这一年的5月，地点还是伦敦。该疾病暴发所造成的恐慌是如此严重，以至于社会动荡不堪，农业生产停滞，饥荒随之而来。此外，英国汗热病还跨越大海来到欧洲大陆，首先于7月现身汉堡，大概是跟随一艘从英格兰返航的轮船而来的。就在这个月，它又传播到了德意志东部，来到了吕贝克（Lübeck）和不来梅（Bremen）；9月，感染扩散到了哥尼斯堡（königsberg）和但泽（Danzig）；此后，它向东南方向传播，转移到了哥廷根（Göttingen），并在这里造成了大量的死亡，以至于一个墓穴里竟要塞进五到八具尸体。当时对那次疫情进行过描述的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该疾病到达尼德兰（Netherlands）的时间，要比它出现在汉堡的时间晚了四周，而当时这两个地方与英格兰的海上交通都非常活跃。在马尔堡（Marburg），该疫情迫使改革委员会停工。在德意志的奥格斯堡（Augsburg），五天之内就有一万五千人病倒。当英国汗热病传到维也纳时，这座城市正处于奥斯曼帝国的君主苏丹苏莱曼一世（Sultan Soliman）的围攻之下。它可能将土耳其军队折磨得痛苦不堪，从而使苏莱曼一世终止了围城。不久之后，它在瑞士登陆。尽管如此，法国却安然无恙。

英国汗热病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暴发，是在1551年。暴发地点仍然是在英格兰，但这次是在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4月，仅仅在几天之内，就有九百人因患上此病而殒命。接着，疫情扩散至整个国度，正如汉泽所描述的，“汗热病像一团毒雾一般四处飘散”。当时人们观察到一个奇特的现象，与之前加莱的感染只局限于英国定居者类似，这次的疫情也丝毫没有波及在英格兰的外国人。尽管如此，第五次疫情似乎也跟随英国人传播到了其他的国家，造成了法国人和尼德兰人的大量死亡。1551年暴发的疫情，正是约翰·凯恩在其著名的小册子里所描述的。

根据森夫的记载，在第五次疫情之后，欧洲又暴发了一次症状类似英国汗热病的疾病。然而，专家们经过多次研究，最终将其确认为皮卡迪汗热病。1802年，也就是在英国汗热病第五次暴发大约250年后，法兰克尼亚（Franconia）的罗廷根（Rottingen）暴发了一次与英国汗热病类似却是局部性的疾病。

将英国汗热病与现如今流行的传染病划归一类是行不通的。施努莱尔等人认为，英国汗热病是斑疹伤寒的另一种变化形式。正如森夫所指出的，在当时流行斑疹伤寒的国家，确实都没有暴发英国汗热病疫情。尽管如此，这种观点却不具有说服力。英国汗热病仍然是一种完全独立的疾病，如果现在再出现，是不能与任何已知的传染病划归一类的；其发作之突然，致死之迅速，除了偶然出现的脑膜炎和小儿麻痹症以外，是现如今的任何疾病都无法企及的。尽管它的传播速度和方式与流感的非常类似，但它没有明显的鼻黏膜炎的症状，没有继发性肺炎死亡，在短期内也不存在连续发作的可能性，上述所有这些，都能够将它与现如今暴发的流感区分开来。英国汗热病的一般特征使我们倾向于认为，它是由目前未知的一种滤过性病毒所致。以下这种推测是合理的，即英国汗热病是由一种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几百年来一直以较温和的形式在欧洲大陆流行，并在英格兰极易受感染的群体中传播。这是唯一的依据，用来解释为什么该疾病唯独在英国人身上暴发，即使他们居住在国外也依然如此。鉴于小儿麻痹症病毒在现代人口中的广泛存在，而大多数人可能在成年之前就已经被感染了，只是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患病迹象，因此我们推断小儿麻痹症病毒感染可能最终传播得十分广泛，最后使得全部人口都获得了免疫。一种起初具有严重传染性的疾病，最后可能成为局部性的流行病，然后逐渐发生变化，变得越来越温和，并最终消失。这种情况在麻疹、小儿麻痹症以及流感等疾病中肯定会发生，它们对我们来说属于局部性的可控疫情，但对于原始民族来说，则是极具破坏性和危害性的传染病。

另一种突然暴发，却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几乎完全消失的疾病是“皮卡迪汗热病”。关于这种疾病与英国汗热病以及军营热的关系，人们存在一些误解。军营热包括大量已知的暴发性发热症，如麻疹、猩红热、水痘等。我们不可能查阅有关这些问题的大量有争议的文献，但有准确的记录表明，一种不同于任何现代流行疹病的特殊疾病于1718年突然出现在诺曼底，几年之后又传到普瓦图（Poitou）、勃艮第（Burgundy）以及法国北部的其他地区。对于在1718年以前，欧洲其他地区是否存在类似疾病，赫希、汉泽、奥扎拉姆等著名医学史学家的看法不一。汉泽认为，在1718年以前，阿尔萨斯（Alsace）和都灵（Turin）两地就存在疫源，但是在1718年以前，关于该疾病暴发情形的精确记载比较少。大多数医学史学家认为，除了暴发的地点不同之外，皮卡迪汗热病与英国汗热病的区别，主要在于伴随着前者而来的还有剧烈的精神症状。

关于皮卡迪汗热病在不同时间于不同地方的表现，一些精彩的描述确立了它作为一个明确的临床实体的特征。贝洛特（Belot）博士曾就1718年皮卡迪汗热病的暴发进行了首次精确的描述，而他的描述与范德蒙德（Vandermonde）博士的描述大体一致，范德蒙德对1759年在吉斯（Guise）暴发的皮卡迪汗热病进行了报道。

皮卡迪汗热病的发作非常突然，常常伴有打冷战、腹痛以及呼吸困难等症状，接着是头痛欲裂、高烧不退、日夜难眠以及精神亢奋。发病后十二到二十四个小时之内，患者通常会出现盗汗以及瘙痒的症状。类似麻疹或丹毒的皮疹（这可能意味着甚至像猩红热皮疹一样发红），会在发病最初的四十八小时之内出现。此外，患者流鼻血频繁且出血量大。在致命性的病例中，患者还会出现精神错乱和抽搐的症状。很多患者在一到两天之内就死了。

从1718年到19世纪中期，法国暴发了很多次地方性的皮卡迪汗热病，开始时两次疾病暴发之间的间隔十分短暂，后来该疾病暴发的频率越来越低。在上述这段时期的末尾，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南部也暴发了类似的疾病。根据赫希的记载，1718年至1804年，皮卡迪汗热病在法国总共暴发了194次。至于该疾病的传播方式、暴发的原因以及消失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1751年，波伊尔（Boyer）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称这种疾病不具有接触传染性，也就是说，不存在个体之间相互传染的证据。对于这种观点，大多数的医学家表示认同。

与其他具有相同破坏力的疾病不同，皮卡迪汗热病总是呈现出单独暴发的趋势，大多数疫情局限于个别村庄或城镇。只有在少数案例中，它才扩散到了个别地区之外，尽管在一两个案例中，法国两个相距甚远的区域同时遭到该疾病的袭击。单独暴发的疫情很少持续几个月以上。

关于皮卡迪汗热病的性质，没有任何可信的说法，我们无法根据现代的划分标准将皮卡迪汗热病对号入座。在某种程度上，它与致命的猩红热类似，但它不存在任何严重的咽部感染的证据，这使得我们难以将它与猩红热划归一类。毫无疑问，它与麻疹和天花并非一类。我们唯一能够联想到的，与它同样具有致命性和突然性的疾病，便是暴发性脑膜炎球菌感染了。脑膜炎球菌感染在上次世界大战的军营中时常可以看到，它的发作非常突然，常伴有皮疹、盗汗、高烧的症状。在致命性的病例中，患者还会出现精神错乱和抽搐的症状。从临床上看，它与皮卡迪汗热病最为严重的病例具有极强的相似性。二者在其他方面的相似性，还包括病例之间缺少可以查得出来的关系以及传播的局限性。然而，当皮卡迪汗热病以一种温和的形式出现时——显然属于大多数情况，它与脑膜炎球菌感染的相似性就很弱了。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这种疾病，它要么是独一无二的，要么是一种现在还不为人知的幸存疾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改变。由于其发作之突然、寒战之剧烈以及出疹速度之快（一到两天），我们可以自信地断定它不属于斑疹伤寒。此外，皮卡迪汗热病频繁发生的剧烈瘙痒症状，也并非斑疹伤寒的症状表现之一。而且，在皮卡迪汗热病首次暴发的年代，斑疹伤寒已经以现存的形式存在了数个世纪之久。

目前，法国医学家报道过几个与皮卡迪汗热病症状相似的病例，就算这些病例是真实的，但是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皮卡迪汗热病就不曾暴发过，即使是小规模的。

【注释】

[1]很多历史学家都对鼠疫的历史进行了记载，其中最为翔实的是施蒂克（Sticker）的记载。

[2]据统计，部分地区甚至损失了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的人口。

[3]我们使用的日期来自汉泽的记述。由于英国历法和罗马历法不同，赫克等人记述的时间与汉泽存在一年的差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