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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思想的解放-面向未来的马克思

时间:2023-08-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思想是属于自己的,别人不能代替,也无法代替,思想的解放既不能恩赐,也不是命令所能奏效的。思想解放所要“解放”的正是人的自主精神和创造精神。改革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发展的事业,国家干部更应率先解放思想,转变价值观念,转变思维方式。“思想解放”在根本上是个世界观变革、思维方式变革问题,所以必须首先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精神,才可能提高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自觉性。

如何实现思想的解放-面向未来的马克思

思想解放从根本上说来是一种自我解放,主要要靠自己去解放自己。思想是属于自己的,别人不能代替,也无法代替,思想的解放既不能恩赐,也不是命令所能奏效的。现在“路线”已经很明确,剩下来的就属于我们自己的问题。问别人“我怎样解放”,这是思想还束缚在旧观念里,我们首先应当从这种依赖思想中解放出来。

改革的事业需要发挥每一个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思想解放所要“解放”的正是人的自主精神和创造精神。“群众”中蕴藏着无尽的创造力量和才能,“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我们党推进改革发展的基本依据,也是一个可靠的依据。“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首先由农民群众创造而后推广开来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也蕴涵了群众的无数创造。

改革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发展的事业,国家干部更应率先解放思想,转变价值观念,转变思维方式。为此,就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更要学习理论

“思想解放”在根本上是个世界观变革、思维方式变革问题,所以必须首先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精神,才可能提高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自觉性。在这点上,我们今天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它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虽然有所不同,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所体现的哲学精神则是完全一致的。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已有许多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学说和理论,然而大多属于从抽象的理性原则出发,依据永恒正义尺度,或从某种普遍道德理想推论出来的结论。他们贯彻的是传统哲学从非人关系理解人、从非现实关系理解现实世界,追求终极存在、永恒正义、绝对真理的哲学原则,缺乏现实生活的基础,所以都具有空想的性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与它们完全不同,其间的不同首先就在于马克思破除了那些抽象的原则,实现了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马克思坚决反对从抽象原则出发的教条主义推论,他公开声明,“我们不想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3]

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就表明,马克思贯彻的是从现实生活条件出发的实践原则,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为前提的,它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基础上,吸收它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同时克服了它自身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的那种高级的社会形态。这样的社会主义——包含了资本主义的内容,却超越了它的界限——当然会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优越;这样的社会主义,与那些空想理论不同,它并不是什么超现实的“理想”,而是改造社会现实条件的活动。马克思很明确地指出过这点:“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4](www.xing528.com)

很明显,马克思变革了从抽象原则出发的世界观,才有了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我们今天也是在推翻了奉抽象原则为神圣的教条理论之后,才有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实的。在这点上邓小平和马克思完全一致。

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精神是什么?它的本质已明确概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里面。如果具体一点说,这个精神就是体现在邓小平同志一切理论思想和实际行动中的那种脚踏实地、面向未来、不断创新的精神;不从抽象原则出发,尊重生活实践要求,不受书本教条束缚,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决不因循守旧,大胆突破陈规,把握方向,认准道路,一往直前的开拓进取精神。这实质上就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哲学思维方式。

世界观基础的一致性,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解”上的一致性。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落后的国土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苏联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是由于他们没有按照马克思的哲学精神,从他们的现实条件出发,在已有的基础上去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反而按照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变成抽象原则和固定模式试图强加于现实生活,这样当然不能不碰壁。苏联没有解决,我们解决了,就因为我们及时转变了世界观和哲学思维方式,这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贡献和根本意义。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当然是对立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否定,但这里的“对立”和“否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对立”和“抽象的否定”。具体的对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种对立,具体的否定是在吸纳资本主义创造成果基础上的自身否定。我们今天的现实条件与马克思设想的不同,我们要建设的只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更加需要具体地对待,决不能搞抽象对立、抽象否定。

过去我们把“社会主义”变成某种抽象原则,看成与资本主义的抽象对立物,因而以为只要抽象地否定资本主义——排斥资本主义的一切,与它划清界限,同它对着干,“割掉资本主义尾巴”,让它“绝种”,甚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我们把资本主义视为可怕的洪水猛兽,简直形成了一种“恐资病”,不了解“资本主义”首先是意味着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现代文明的一个社会,资本主义的弊病是生长在一个发育成熟的强壮身体上的弊病,没有那样的身体,不会生长那样的病,我们为了不长那样的病,宁可不让身体发育强壮起来,这是真“社会主义”吗?处处要问“姓社姓资”,这是仍然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抽象对立”当作原则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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