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实践：优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满足需求

（1）谁来表达

农民利益表达缺乏组织依托。农民个人缺乏公共服务表达自觉，如果农村社会中一些民间组织能代替他们主张公共服务权益也可以，可惜的是，中国农村民间组织少，能真正为农民说话、办事的组织就更少。尽管村民自治组织是农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组织，但多数村委会俨然成为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其领导人更像是赢利型经纪人，主要职能是完成上级政府部署的各项任务，而不是维护、捍卫农民利益，如此，不能指望他们为争取农民公共服务权益而与乡镇政府博弈。再者说，村委会原本就肩负着公共服务供给与管理责任，如果它替农民主张公共服务权益，某种程度上就等于给自己增加负担、制造麻烦。

（2）向谁表达

从当前农村基层政府的机构设置和事业单位分工看，农民主要的公共服务需求都有相对应的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为其提供服务，农民可以就自己的需要向它们提出服务要求，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是县市级政府及其相关服务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农村基层缺少办理机构，农民不知道从哪里寻求公共服务；二是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后，虽然服务水平没有多大提高，但服务收费标准却接近，甚至超过市场价格，农民更乐意从市场上寻求“讨价还价式”服务，而不愿意花钱购买“权贵式”服务；三是公共服务的职能部门重构严重，对有利可图的公共服务，各部门争着为农民提供，而那些无利可图的公共服务，部门间就相互踢皮球，致使农民无所适从；四是尽管县市公共服务部门多、服务质量高，但距离农民住地比较远，一般农民更喜欢从家门口的乡镇寻求公共服务，然而，乡镇公共服务资源缺乏，服务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农民对公共文化的需求。

（3）表达什么(www.xing528.com)

农村熟人社会的道义力量、伦理理性，以及出于同族、亲戚间相互扶助的传统习惯、“街坊义务”等原因，常常驱使村民出手帮助别人，这便是农民式的自我服务或互助服务。农民自我服务能力强，即使遇到天灾人祸类大事情，他们也往往依靠家庭成员和熟人社会的关系资源来解决，通常很少“麻烦”政府。尽管这种自我服务水平低，有些服务需求无法满足，但它是农民在农村缺乏公共服务状况下做出的保护性选择，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民生存困境，部分地解决了农民治病、养老、贫困等迫切需求。农村自我服务由来已久，如近代华北农村的“青苗会”，在麦收时期看护麦子，在平时参与村庄公共活动，为村庄提供巡逻、治安服务。时至今日，在农村婚丧嫁娶类大事中，农村自我服务仍较普遍。农村较强的自我服务能力削弱了他们的公共服务需求。当然，农民没有或较少有公共服务需求，并不是说农民没有这方面需要，只是因为农民公共服务需求水平较低。农村公共服务需求低水平随处可见，如农民发展生产、创业需要资金，但他们一般不向银行贷款，而是向亲友借；农村老人有养老需求，但他们一般与子女住在一起，养老成本低，会通过替子女干农活、做家务来换取子女的赡养；多数农民对待生病的态度是小病忍、大病拖、重病扛，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否则他们的病能拖则拖；农民文化娱乐活动简单，串门、聊天、玩牌、看电视几乎就是他们全部的文化生活，很少有人因文化生活单调枯燥而要求政府为他们建文化娱乐场所。农民公共服务表达冷漠，一定意义上源于农民对公共服务无需求或低层次需求。

（4）如何表达

尽管我国宪法确认并保障了公民的利益表达权利，尽管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技术的普及给农民公共服务表达诉求搭建了平台、铺设了道路，但我国农民仍然不知道如何表达公共服务权益。这与公共服务表达渠道少或无效有关，即“一个没有表达自己利益的渠道，难以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的群体，他们的权利肯定会受到侵害”。就现在情形看，农民仍没有适当的渠道表达公共服务需求。首先，农民向基层政府诉求公共服务是农民最直接的渠道。众所周知，基层政府的工作重点在经济建设上，即使新农村建设开展后，基层政府对农村社会建设也逐渐重视起来，但由于上级政府还没有把农村公共服务列入基层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一些基层政府还是不愿意花钱发展农村公共服务。农民向他们诉求公共服务，实质上就等于向他们要钱，这在经济发达地区没有多大问题，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是很难做到的。其次，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反映需求。这条渠道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现实中，能了解农村公共服务状况的代表非常有限，能为农民公共服务利益呼吁的代表就更少。最后，通过集体上访、群体性事件等非体制内手段反映需求。由于农民对公共服务需求意识不强烈，很少有农民因没有某项公共服务，或某项公共服务权益被剥夺而找政府及有关部门说理，更不用说采取上访、群体性事件等极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