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ldman(2003)也是试图给出权威主义人格的理论解释,并且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编制测量工具,进行实证研究,而不是仅仅依靠统计分析的结果来决定量表项目的取舍。
他从社会理论家们的观点出发,认为与他人共处一个社会,就会产生个人自主(personal autonomy)和社会凝聚的目标间的紧张,会有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间的冲突。如果所有人都只追求自身利益,毫无控制,社会就会陷入混乱。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行为规范指导了社会成员的互动,使社会秩序保持稳定。
对具体的个人而言,可能价值取向并不相同。有些人主要受个人自主的意愿的支配,而另一些人会对无限制的自由深感恐惧,觉得自由就会带来失序。Schwartz(1992)进行了一项社会价值研究,佐证了这一价值取向上个体差异的存在。他发现,服从和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的价值在很多国家都各自集聚在一起(cluster together),而且两者相互对立。
于是,Feldman定义了一个维度,一端是无限制的个人自主,另一端,是严格地服从社会行为规范。这个维度代表了社会服从和个人自主这两种价值的相对的优先权。在Feldman看来,权威主义是一种先在的气质(predisposition),产生于社会服从和个体自主的价值冲突。从互动论的角度讲,行为是人格特质和情境因素的混合函数(Snyder&Cantor,1998),所以倾向于社会服从的人并不总是会表现出群体间的消极态度,必须有特定的情境因素的配合。这一情境因素就是感知到社会凝聚受到威胁。从这个角度,他认为权威主义的行为,是社会服从——个人自主和感知到的威胁之间的交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理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权威主义者并非对所有的外群体都表现出同样的群体间的消极态度,因为并非所有的外群体都会对社会凝聚产生威胁。(www.xing528.com)
Feldman和Duckitt分别从不同的理论基础出发,得出了非常类似的权威主义的模型。为了寻找纯粹的人格因素,他们都把因袭主义成分从权威主义人格中排除出去。这样做有助于澄清权威主义人格与思想意识间的关系。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右翼权威主义量表的表述带有明显的思想倾向性,这常使得研究者们不得不在那些根本不涉及政治的研究中,还要把带有明显的思想倾向的测量内容包含进来。现在这种做法能够避免这种情况。
Feldman和Duckitt都认为,权威主义人格的核心成分是权威主义服从和敌意,且敌意会在感知到威胁时转化为具体的攻击行为表现于外。但在对这两种成分具体含义的理解和测量上,两人是不同的。Feldman使用社会服从和个人自主这两种价值取向的相对权重,来评价权威主义这一先在的气质,而Duckitt使用形容词评定量表测量社会服从,似乎更符合寻找人格特质的要求。对于威胁的来源,Duckitt以群体认同理论为基础,这种威胁是指对内群体的威胁,群体凝聚的需要是从群体认同中生发出来的,Feldman则认为威胁是指社会凝聚的威胁,社会凝聚的需要是被对社会秩序的关注所激发的。从对威胁的测量上看,Duckitt所看重的是一般的威胁的感知,对于世界本质的信念,Feldman在测量时,既注重一般的威胁层面,也关注来自特定群体的威胁。
以上是几种主要的有关权威主义人格的理论和测量工具,每一种都会遭致各种批评,但对它们的评价标准中始终包含着一条共同的原则,那就是必须能够较好地预测群体间的消极态度。这是从Adorno开始就定下的基调,寻找权威主义人格就是为了寻找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人格基础。所以群体间的消极态度一直是权威主义人格的研究所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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