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惊悚片的戏剧冲突：曝光阴谋与生死较量

政治电影的标签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政治叙事，但是不包含规格——不考虑是剧情片、喜剧片甚或动作/冒险片。政治惊悚片必需的精确元素是政治，特里·克里斯腾森与彼得·哈斯在《投射政治》（2005）一书中，依据电影文本中“政治内容”的程度，区别了“纯政治电影”与“非政治电影”，描绘了“政治现实的某些方面”、叙事“谋求对特定政治的判断、规定与训诫”等。对政治惊悚片的定义，不是要求对具体政治身份或议题的认同，而是要求政治因素成为主要的情节驱动。

因此，政治不能仅仅是背景，必须是天然系于冲突的犯罪根源。作为戏剧前提的政治驱动定义了这一类型的典型叙事——“暗杀一个政治人物或揭发政府的阴谋以及对人民犯下的罪”，“阴谋论”作为现代美国的典型恐惧之一，也是政治惊悚片的核心。这一定义适合于美国电影史上发育完全的第一部政治惊悚片《满洲候选人》（1962），它预见了日后成为这一类型标志的元素：妄想，对不可见的权力的恐惧，政府的阴谋，不信任感与悲观主义。故事基于理查德·康顿的同名政治惊悚小说，惊人地预见了不久后的肯尼迪遇刺。冷战时代的政治讽刺与悬疑故事完美结合，最激进的元素与刺杀总统候选人的阴谋融为一体：一个外来威胁渗透进美国社会，右翼麦卡锡主义式的参议员策划了谋杀。《满洲候选人》中潜在的妄想症成为1970年代政治电影的显性气质，其悲观的世界观将成为政治惊悚片的常量，与之对应的是黑暗的冷战时期以及1970年代美国的制度腐败与社会动荡。

政治惊悚片的戏剧冲突有两种：一是曝光政治阴谋，二是逃离因揭露一个阴谋而招致的谋杀。政治惊悚片的主要戏剧冲突或故事张力围绕着主人公对真相的探寻，因此，调查性叙事是其核心，主人公为了探寻一个隐匿的真相并将其公之于众，必须面对身体的道德的威胁。相应地，政治惊悚片中的反派或敌人总是力求隐藏真相，因此没有任何事真的是它看上去的样子，叙事始终将主人公与观众扔进死胡同，凸显制度的权力掩盖了它的错误。主人公对真相的吁求，只能借助信任他人以及将其暴露在背叛的危险中。如《秃鹰72小时》（1975）的主人公在意外发现美国政府为了保护石油储备而入侵中东的秘密计划后，变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攻击目标，美国中央情报局出于保护美国经济与地缘政治的需要，毫不犹豫地压制任何挡路者。因此，《秃鹰72小时》变成了对“美国例外论”的赤裸裸的批评，是对危险的权力膨胀的警告。(www.xing528.com)

“探索”与“猎捕”的结合决定了政治惊悚片“迷宫般的结构”，主人公陷入一个复杂的迷宫世界，观众也享受着陷入圈套的乐趣。这一结构通过“二元情节法”变得可见——主人公/观众相信调查中所发现的事实VS实际上在阴谋下发生的现实。弗朗西斯·科波拉的《窃听大阴谋》（1974）就是“虚假情节”误导了主人公，使他投身于一场强迫症般的调查中，结果陷入更大的阴谋。

相较于视觉上辨识度高的类型（西部片或黑帮片），惊悚片的图像学通常是“薄弱或不存在的”。政治惊悚片以城市建筑作为一种异化的压抑的空间，表现官僚机构建筑物的壮观外部，内部则是令人眩晕的迷宫，强化了主人公的孤单与无力；常常出现监控装置如摄像头、麦克风、审讯室等，如窃听设备与声音本身成为《窃听大阴谋》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