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前，清朝海防建设长期陷于停顿，虽于重要海口，如厦门、虎门、舟山等沿海之地建有炮台，但所配大炮均为前装火炮，多已年久失修，且炮台设计多不合理，仅注重正面攻击，而忽视侧翼防护。虽设有水师部队，但各省不修武备，不事训练。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赴广东督办海防，在对中英双方军力进行分析后认为，英军的优势在船坚炮利，但若驶入内河，则优势全无，“盖夷船所恃，专在外洋空旷之外，其船尚可转掉自如。若使竟进口内，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剿办正有把握”[5]。对于英军的陆上作战能力，他基于错误的信息而有严重的误判，林则徐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6]，只要将英军引诱上陆，英国人即会束手就擒。对于中国军队，他认为师船木料不坚，炮火不利，难以取胜于大洋，“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二疏虞，转为不值”[7]。所以，正确的应敌之策当是，“以守为战，以逸待劳”[8]，主张不与敌争于大洋，而专守内河，利用本土作战补给便利及地理条件熟悉等优势，以主待客。这一对敌战略明显低估了英国军舰的规模和作战能力，对于英军陆战能力的认识则近乎荒谬，且过高估计了清军的陆上作战实力。战争的进程完全超出了林则徐的想象，清军在战斗中几乎未组织起一次有效的抵抗。
林则徐最终因前线处置失当被罢职。远离了战场，他才能从当事者的紧张和固执中清醒过来，开始以较为冷静和客观的态度重新思考自己的对敌之策。林则徐在反思中否定了自己之前提出的诱敌陆战策略，他说：“侧闻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此说在前一二年犹可，今则岸兵之溃更甚于水，又安所得其短而攻之？”[9]林则徐已经意识到单纯的岸防过于被动，且无实现的可能，“逆船在海上来去自如，倏南倏北，朝夕屡变。若在在而为之防，不惟劳费无所底止，且兵勇炮械安能调募如此之多、应援如许之速？徒守于陆，不与水战，此常不给之势”[10]。对于自己先前制定的“以守为战”的对敌战略，以及以此为基础衍生出来的一套对敌战术，林则徐也产生了动摇和怀疑。随着反思的深入，林则徐终于认识到，在缺乏可以与敌抗衡的船炮水军的前提下，单纯依靠陆防不可能取得作战的胜利。在与友人的信中，林则徐认识到，中国之败，败在无海军，他说：“窃谓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沿海口岸防之已不胜防，况又入长江与内河乎？逆夷以舟为窟宅，本不能离水，所以狼奔豕突，频陷郡邑城垣者，以水中无剿御之人。”[11]找到问题的根源后，他提出了改变现状的八字方针，即“器良技熟，胆壮心齐”。这八个字基本指明了清军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根本原因，亦为后来者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然而这八个字只是一个宏观指导性的意见，缺乏更为深入的阐发。
魏源在受林则徐之托编写《海国图志》时，在林则徐的海防认识基础上，对“以守为战”海防战略做了更为系统地阐发。其海防思想的核心观点是“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12]。相比林则徐，魏源的表述更为清晰、语气更为自信、论述也更为系统。但就认识的深度而言，似并未超过林则徐战败反思时的认识。
魏源海防思想的基本点在一个“守”字。他说，“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13]。在他看来，“不筹守而即战，是浪战”，“不议守而专款，是浪款”。[14]“守”即首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才有取胜的可能。他对“守”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守远不若守近，守多不若守约，守正不若守奇，守阔不若守狭，守深不若守浅。”[15]守之目的在抑敌之优，而扬己之长。魏源认为，“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16]。敌之优势在船坚炮利，而中国无此利器，故在外洋对抗中处于劣势。我之优势则在有纵深，如妥善加以利用，则可形成以主待客的局面。魏源考察了明代抗倭和安南聚歼英舰的历史后认为，“英夷所长在海，待诸内河，待诸陆岸，则失其所长”[17]，又说，“欲奏奇功，断无舍内河而御大洋之理”[18]。一旦夷船进入内河，“则止能鱼贯，不能棋错四布”[19]，然后兵炮地雷水陆埋伏，“如设阱以待虎，设罾以待鱼，必能制其死命”[20]。在此基础上，魏源提出了具体的制敌之法，即待敌船进入内河后，堵以沉舟，阻断夷船进退之路，同时“两岸兵炮，水陆夹攻，夷炮不能透垣，我炮可以及船，风涛四起，草木皆兵。夷船自救不暇，尚能回炮攻我乎”[21]？魏源将此种作战思路概括为：“择地利，守内河，坚垣垒，练精卒，备火攻，设奇伏。”[22]
在敌强我弱的前提下，魏源的“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之说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是着力发挥自身优势，以守势代替与敌面对面的攻势作战，以己之有备制敌之无备，是一种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之法。但在具体措施上，魏源似较为激进，如提出为避免被外夷挟制，主动放弃定海，而专守内河，“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佯退镇海招宝山，以诱入之”[23]。这一认识明显带有书生议兵的意味。对此，学者陈澧曾质疑，认为，“夫守必据险，海口有险，则守海口；内河有险，则守内河。然必海口无险可守，然后守内河，盖寇入内河，则百姓惊惶，上贼之窃发，多内顾之忧，必分外御之力”[24]。
林则徐、魏源以守为战的思想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尽管实践意义不大，但这一认识却在晚清海防发展过程中颇有市场，几乎成为一种看待海防和海军建设的习惯性思维，长期存在于一些官员的头脑中，在晚清时期围绕海防和海军建设的历次争论中不断闪现。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御史刘成忠的认识颇有代表性：“御之于海口，不如御之于内地，捐海滨百十里之地，坚壁清野以待之，夷船虽坚，夷炮虽利，其势将归于无用”，“西洋火器自昔擅长，然大炮太重，仅可施之海船，不能携之登岸。至小炮洋枪，其力视大炮已减，且其子常去地二三尺，我兵闻枪炮之声而伏，待枪炮之过而起，则枪炮亦不足为虑”。[25]这些认识，是基于不可靠的信息作出的不可信的论断。
一些人对清朝自身轮船建造能力始终信心不足，认为中国短期内不可能掌握西方的造船技术，在此前提下，坚持以陆战代替海战，利用想象中强大的陆军来致敌死命。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曾国藩，他是湘军水师的创建者，对水师及水战的作用认识深刻，他还是江苏外海水师章程的制订者，对于水师在海防中的作用亦有认识，但限于当时的物质条件，曾国藩对晚清海防的探索未能超越林则徐和魏源。他认为，“舟师应敌，更无把握”[26]，又说，“洋人长于水师，断非中国所能几及。至其陆军野战，则淮勇前在苏沪亦常与洋将洋兵角逐争胜，尚非殊绝不可及者”[27]。他主张在应对海上威胁时，仍应采取陆上决战的策略，将轮船仅作为运送兵员与装备的工具，即“以陆兵为御敌之本，以轮船为调兵之具”[28]。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分省设防构想，即“沿江之安徽、江西、湖北三省亦可归并设防，而以湖北主政。沿海七省共练陆兵九万，少者一万，多者或二万或一万数千。沿江三省共练陆兵三万，或各统一万，或小有参差。闽省前经奏明，成造轮船十六号。将来沪厂亦须造十六号，各以数号为水师兵船，其余以为货船，平日租赁商贾听装货物，有事则装载陆兵，互相救援”[29]。可以看出，这一设想仍是以陆防为主，实际上是将海防转换为沿海岸的陆上防务。战船仅被设定为运送物资的工具，而与海战无涉。(www.xing528.com)
也有一些人提及加强炮台与水面舰艇的重要性，但对水面舰艇的作用缺乏前瞻性的认识，而仍将水面舰艇或水师视作陆防的点缀。如第一次海防大讨论中湖南巡抚王文韶说，“防海之要，以守为体，以战为用。守之所恃者，重在炮台；战之所恃者，重在轮船；二者相辅而行，缺一不可”[30]。但从此段后的论述看，他所认为的海防重心仍在陆防而不在海，他说：“愚以为持久万全之谋，水师固不可废，而所重尤在陆防。防亦不必偏设，而所重专在扼要。窃谓宜择形势，拱卫如天津、山海关，冲要如闽广江浙，可相掎角之区若干处，简任知兵将帅，驻以重兵，严为战守之具，以备兼顾策应。”对于水师的作用，王文韶的认识是，“水师不必迎战，但令游弋海上，伺其来攻陆防，即从后袭其轮船，以分兵势”[31]。可以看出，水师实际上仅为陆防的辅助性工具，其作用在陆防观念下变得可有可无。
光绪元年（1875），袁保恒以内阁学士的身份上书言事，仍然坚持以陆制海的策略。他说：“大抵外海重洋，船坚炮利，夷人所独擅，无论我百学所不能到。即幸而得其仿佛，彼又日出新式，我所已学者又全归无用，此必不能与之争胜者也。”[32]在这种情况下，最佳的海防战略仍是以陆战代替海战，利用村村皆有的民团及陆上多变的战术，使敌陷于人海之中。他说：“果使陆路有备，俾夷人不犯我内地，本不必与之争胜于海上也。至陆路战守如撒星之阵，伏行之法，壁垒之沟道，夤夜之劫营，与马队之分合驰骤，民寨之坚壁清野，制夷破夷之法不可胜用，浅近之至者正切实之。”[33]
以上这些观点，多集中在日本侵台之前。随着海防危机的加剧及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发生，多数人逐步放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从面向陆地而转向大海，能够以相对客观的态度认识海军的重要性。但坚持陆防观点的人并未消失，即使在19世纪80年代海军发展已有相当起色的情况下，仍有一些人固执地认为，以陆防代替海防是应对列强海上入侵的唯一正确的做法。光绪十年（1884），王韬在为《陆操新义》所作序言中，仍秉持以陆制海的观点。他说：“窃以为，击之于大洋，不如守之于内河，拒之于水，不如持之于陆，可空其地为瓯脱而诱之深入。彼欲攻城掠地，势必登岸，然后预谋以待之，设计以制之。地雷埋器坑阱网罗，层层设伏，四面兜擒，主客异形，众寡异势，劳逸异情，动静异志，虽聚而歼旃，亦易事也。”[34]
文人未谙战阵，对于海洋和海防想象的成分多，持此种议论并不足怪，但身处一线的总督也持有这种认识，就当认真分析了。中法战争期间，闽浙总督何璟认为，浙江各海口“或门户辽阔，或洋面孤悬，险无可恃，力有不敌。外人长在水战，不若精练陆师，择险设伏，联络团堡，引彼深入，方与力战”[35]。不仅何璟，主持一线设防的欧阳利见亦认为：“莫如避其水战，先防其炮之利，诱其陆来，而故示以兵之单，以静待动，主客之劳逸分矣。”[36]下面一段则道出了以陆制海认识长期存在的真正原因。“敌炮大而能中远，港口炮台滨海敞处，一坦平阳，全无遮护，敌船遥见，排列十艘、念艘，游弋环转，皆可全力攻我。我炮力软，我台不坚，是我台即敌炮之鹄的也。我难御敌，乌能摧敌？敌且摧我，我舍台而退，敌兵登岸占踞炮台，是我炮又助敌之虎翼也。前台一溃，全局震动，港口炮台不惟无益，反致有害，此固显而易见者也。鄙意以港口炮台尽可不设重兵，不安精炮，另为设法，以求稳当。”[37]可以看出，没有可靠的岸炮作为保证，即便提出与敌战于海上，亦是缘木求鱼。多数主张以陆制海的人大多都能认识到，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海防问题，出路仍在大力发展海军。但却有某些人将以陆制海视作应对列强海军的灵丹妙药，反对建造舰船，反对发展海军，甚至提出“船厂可停，水勇可废”，这完全是开历史的倒车。郑观应曾对此类杂音予以驳斥：“世之论者因持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之说，辄谓船厂可停，水勇可废。不知水陆形势，彼此既有短长，则趋避之术亦顷刻而万变。……今若置外洋海口于不问，则设有师其故智，疲挠我师者，既难节节设防，人将处处抵隙。前明倭寇，殷鉴不远，固未容偏执一说耳。”[38]
第一次海防大讨论中，通过长时间的论辩，清廷在建设海军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认识得以澄清。一是为防范来自近邻日本的威胁，必须加强海防建设，而建立近代海军则是海防建设的中心环节；二是明确要建立北洋、南洋两支海军，任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沈葆桢为南洋大臣，两人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然而发展海军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而清廷所要面对的现实是，“今则铁舰未来，现有之师船不足抵御，临时尚须收入内港，安能阻遏敌冲，则仅恃炮垒遥轰，洋面既宽，岂能拦阻”[39]。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何种策略方能有效应对海上可能的威胁是当局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以海岸炮台作为海防的中心，以海面舰艇为辅助，将海上入侵之敌阻截于海口，然后打消耗战。如丁宝桢所言：“海疆之事，能守即为能战，日后有警之时，我但慎守沿海炮台，密防沿海城池险隘，而但以轮船与之抵角于近海之间，以为炮台、城池、险隘之防护。又以舢板船、艇船与之出没隐见于岛屿纷错之内，以为轮船之声援。彼欲急战，而我故延缓之，彼欲不战，而我故牵制之，务使之进不得战，退不得息。久之粮尽煤绝，势必自溃。迨其自溃，我乃乘其势而击截之，或尾追之，当可取胜。此所谓以守为战也。”[40]
长期担任湘军水师领袖的彭玉麟也主张以守为战。他基于当时清军水师的舰船能力，对与敌战于海上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认为与敌争胜于茫茫海上，既无必要，亦无可能。他说：“从来有海防无海战之法，弃海口不设法严防以固门户，而欲以铁甲争胜于大洋，果确有把握乎？”[41]他反对建造或购买大型轮船，而主张建造可收入江面的小轮。他说：“与其购铁甲重笨兵轮争胜于茫茫大海之中，毫无把握，莫若造灵捷轮船，专防海口扼要之地，随机应变，缓急可资为愈。”[42]灵捷轮船的作用是，“不争大洋冲突，无事时则巡缉洋面，有事时则防堵海口。若敌船竟冲入江，则以之四面环攻，跟踪追击；或诱致浅处，彼已如陷泥淖，我则游泳自如，尤为胜着”[43]。彭玉麟的主张看似保守，但在海军未能成军之前，以海口为中心，水面舰艇配合炮台进行积极防御却是当时唯一可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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