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极推重曾、胡治军思想中的“诚”，认为军队能够万众一心，“尤在有一诚字为之贯串，为之维系。否则，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戢自焚”[191]。不仅待下以诚，同侪之间也不容丝毫芥蒂，“诚”是一切治军手段的总枢纽，“无论为宽为严，为爱为憎，为好为恶，为赏为罚，均出之以至诚无伪，行之以至公无私。如此则弁兵爱戴长上，亦必如子弟之爱其父兄矣”[192]。
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所以更要亲睦和辑，“长上之教育部下也，如师友，其约束督责爱护之也，如父兄；部下之对长上也，其恪恭将事，与子弟之对于师友父兄，殆无以异耳”[193]。一旦建立了这样的关系，“及其同莅战役也，同患难，共生死，休戚无不相关，利害靡不与共”[194]。蔡锷对于曾国藩所说的“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极为欣赏，“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195]。
至于当时军队赏罚中的宽严问题，蔡锷有自己的体会，他说，“近年军队风气纪纲大弛，赏罚之宽严，每不中程，或姑息以图见好，或故为苛罚以示威，以爱憎为喜怒，凭喜怒以决赏罚”[196]。蔡锷认为，“煦煦为仁，足以隳军纪而误国事”[197]。针对当时军队中赏不知感、罚不知畏的状况，蔡锷提出“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如此则“军事其有豸乎”。[198](www.xing528.com)
蔡锷认为，练兵当以能效命于疆场为旨归。要使士兵在战场上能耐劳苦，就必须“以修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娴熟其技艺，临事之际，乃能有恃以不恐”，所以他说，“故习劳忍苦，为治军之第一要义”[199]。
蔡锷谨守曾、胡所说的“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认为：“盖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饷亦出之自民，索本探源，何忍加以扰害？行师地方，抑给于民者岂止一端？休养军队，采办粮秣，征发夫役，探访敌情，带引道路，何一非借重民力？若修怨于民而招其反抗，是自困也。至于兴师外国，亦不可以无端之祸乱，加之无辜之民，致上干天和，下招怨仇，仁师义旅，决不出此。此海陆战条约所以严掳掠之禁也。”[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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