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以礼来区分人与禽兽、君子与小人、华夏与夷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45]，与此对应的就是“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46]正如庶人没有条件实行礼一样，四夷也被排除在道德之外。所以，史籍中常会出现将夷狄等同于禽兽的话。例如，魏绛对晋侯说：“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47]又如，主父偃劝汉武帝不要征讨匈奴：“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48]既然视同禽兽，那不仅没有交通的必要，如果“夷狄”来犯，那也不用受群内道德的束缚，是可以除恶务尽的。此种观念之下，对于夷狄要么绥靖或弃之不理，要么只重威刑杀伐，不认为华夏与夷狄同属一类。例如，汉武帝时，匈奴曾派遣使者请求与汉朝和亲，御史大夫韩安国认为，“今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即属于将夷狄视同鸟兽，采取绥靖的政策。然而汉武帝对于高祖平城之耻念念不忘，又因为匈奴和亲之后更为轻慢，边患不能消除，于是不久又讨论对于匈奴和与战的抉择。韩安国仍然认为，“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与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强弗能服也，以为远方绝地不牧之民，不足烦中国也”。而王恢则认为，“夫匈奴独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49]。虽然韩安国主和，王恢主战，但在匈奴“非威不能制”上看法实则一致，只是在战争的形势利弊分析上不同而已。
在“非威不能制”与“独可以威服”的背后其实暗含着华夏与夷狄人性的一致之处，而这种判断主要是来自先秦诸子关于人性“好利恶害”的判断。西汉著名的将领赵充国认为，“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50]。因此，韩安国说匈奴“怀鸟兽之心”，或如主父偃等将夷狄比作禽兽，也都是贯彻儒家以礼来区分人与禽兽、华夏与夷狄的思想而已。“避害就利”或曰“好利恶害”在先秦思想中很常见。例如，荀子说：“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51]而商鞅说：“人君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52]而韩非更认为父母对于子女也是用计算之心以相待，所以“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原因就在于“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53]对于人性善恶的判断不仅关乎儒家与法家的差异，对于看待夷夏之辨问题也有很大的影响。荀子主张人性恶，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54]所谓“伪”，就是人为而非天性的意思。荀子说：“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从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55]荀子将“齐鲁之民”与“秦人”，也就是华夏与夷狄在人性上同等看待，无疑就会以相对平等和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夷狄。所以荀子说：“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56]又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57]等于是说华夏与夷狄天性并无不同，只是积习不同而已，而积习之不同又源于教化。这样一种思想并不会将夷狄排除在教化之外。与荀子不同，孟子是主张人性善的，他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58]而且，孟子也重视环境对于人性的影响。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59]与荀子“教使之然”与“积靡使然”的说法也是一样的。而且孟子对于夷夏之辨也抱文化的标准，较为开明，例如：“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60]既然如此，理论上讲，孟子也不会支持夷狄只能以刑治不能以德服的观点的。而孔子主张：“性相近也，习相远也。”[61]虽然没有就善、恶做判断，但大致与孟子、荀子一样，都是主张环境与教化的影响，而不是以天性、地理或种族将夷夏之别固定化。(www.xing528.com)
我们不妨将孟子、荀子、商鞅、韩非的几句话对比来看。荀子说：“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62]孟子说：“舜，人也；我，亦人也。”又说：“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63]商鞅说：“势不能为奸，虽跖可信也；势得为奸，虽伯夷可疑也。”[64]韩非子说：“今天下无一伯夷，而奸人不绝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则伯夷不失是，而盗跖不得非。”[65]可见，荀子是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将君子与小人、“尧舜”与“桀跖”“齐鲁之民”与“秦人”看作一类，而孟子则以人性善的观点认为，“尧舜”与“我”和“人”是相同的。而法家商鞅、韩非则只说人性好利恶害，因此只以外在的“势”和“立法度量”来定是非，而不诉诸人性之善与恶。因此，以人性观点来看待夷夏之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观点：（1）人性皆恶，以刑为重；（2）人性皆善，德主刑辅；（3）华夏性善，夷狄性恶，“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4）人性无所谓善恶，因人之好恶而为赏罚。其中（1）、（2）、（4）都是不以人性来区分华夏与夷狄的，（3）是儒家普遍持有的观点，（4）是法家的观点。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将夷狄排除在道德之外，以为只能威服而不能仁畜的观点属于承认华夏与夷狄人性的一致，但是将人性恶的一面归之于夷狄，而将人性善的一面归之于华夏。但是在此之外，还有一种修正的观点，就是虽然主张“华夏性善，夷狄性恶”，但是认为在他们之间存在人性的一致之处。例如，“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66]又如：“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67]这里涉及孔子思想中的“忠信”与“笃敬”的概念，“信”就是信守诺言，诚实无欺，而“忠”则是站在对方立场上来看待问题。而所谓“笃”，有厚道、忠诚、坚定的意思，至于“敬”，强调的是源于内心的严肃与尊重。孔子这一思想极为重要，因为这等于是说“忠信”与“笃敬”并不因为夷狄不能奉行华夏族的礼而不适用于“蛮貊四夷”。荀子也认为：“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恳诚信；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68]“恭敬”和“忠信”是天下通行的，四夷也概莫能外，等于是说在不同民族间存在着共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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